王莫之
周璇的名字不是真名，而是她从事艺术后别人帮她取的艺名。当事人曾写过一篇文章：“13岁时，由张文（作者按：原名“张金文”）女士介绍，我加入了由李金辉先生主办的明月歌舞俱乐部。周璇的名字是李先生给我起的（我的昵称是“小红”）“不幸的是，万象1941年第一卷第二期）没有讨论。
1936年，周璇为《春色》杂志拍摄的封面
1940年，周璇为《大同新歌选》拍摄的封面
关于周璇艺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最主流的版本认为它来自爱国歌曲《民族之光》的歌词“在战场上旋转”。基本上，为周璇立传文的作者都是这种说法的信徒。只有吴健女士的剑走偏了。她从1934年6月14日的《大晚报》翻到一篇文章，写道:“她原名小红，觉得这个名字太普通了，教我改成今名。女人性情温柔，头脑敏感，但对人很圆通周到。她突然想起“轩”这个词的意思是圆玉，于是她选择了这个有意义的名字……“吴健女士相信这段话，认为“歌词说”和相关异说在“54年前印在《大晚报》上的李锦晖的文章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何日君再来——流行歌曲沧桑史词[1927-1949]”。2010年4月版的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估计吴女士的信心源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李锦晖。李先生是时代歌曲的鼻祖。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流行音乐史应该从他1927年发表的歌曲《毛毛雨》开始；此外，周璇艺术的第一步是加入李先生指挥官的明月歌舞俱乐部。但问题是，“歌词说”的旗手也是黎锦晖。1965年，在王人艺、王浮的帮助下，李先生完成了数万字的回忆录《我与明月社》。这位长文生直到1983年才公开发表。其中一段写道：“此时，上海还公开招聘了一次。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不久，章锦文又介绍了一位12岁的孤女周小红。我觉得小红这个名字不雅，当时正在‘一’·二八之后，抗日战争期间，我写了《民族之光》这部剧的歌词，里面有一句“在战场上与敌人打交道”，于是我改名为“打交道”。她正式成为电影演员，改为“周璇”。(文化史料(丛刊)第四集，1983年1月版)
黎锦辉，1930年留影
许多人相信这段记忆，然后根据周璇的电影时间，判断周璇这个艺名诞生于1935年。事实上，只要登录“申报”数据库，检索“周璇”二字，就会发现1935年的推理是错误的。《申报》上最早的周璇记载是1933年5月11日的12版演出预告片，同样的预告片也在同一天的《时事新报》上曝光，涉及周璇的节目有两个:《特快车》和《泡泡舞》。
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很难不漏水。1965年，李锦晖发出了“歌词说”的强音，1934年写下了“圆玉说”的基础。也许在吴健女士看来，早期版本更接近周璇改名的真相。然而，我仍然倾向于投票给“歌词说”，因为除了李锦晖，周璇的其他同事和朋友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周璇改艺名的记忆非常一致。
1979年12月12日，黎金光在中唱小红楼接受梁茂春专访，他说：“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李锦晖编剧了爱国节目，其中一首爱国歌曲叫《民族之光》，让周小红上台演唱。歌的最后，有一句话“在战场上与敌人打交道”，她唱得特别动人。根据这首歌词，李锦晖改名为“周旋”，后来在“旋”字旁加了斜玉，变成了“周璇”。(2013年第一期《天津音乐学报》)王人艺给出的解释与之相似(详见1985年第三期《音乐艺术》)。黎、王两位先生都是明月社的骨干，是周璇的前辈。早在1957年周璇去世后，导演郑俊里就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个优秀电影女演员的一生(周璇的一生和她的表演)》。内文说周璇的改名也是高举“歌词说”的旗帜(1957年第10期《中国电影》)。
如果这么多见证人的“供词”不能指向真相，那么他们就有“串供”的嫌疑。换句话说，他们都忘了周璇为什么改名，所以他们跟着别人。同样，假设“歌词说”真实可靠，为什么李锦晖在1934年在报纸上编造了一个“圆玉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李锦晖写那篇文章的背景。
1934年5月，《大晚报》发起了“三大播音歌手竞选”活动，评选结果于同年6月14日出现在报纸上，白虹、周璇、汪曼杰当选。该报的编辑为这三位歌手提供了照片和独立的介绍文章，类似于今天的颁奖词。民国画家丁悚为冠军白虹写文章，而介绍周璇的文章则由黎锦晖操作。在如此喜庆的气氛中，假设李锦晖告诉读者，周璇的艺名来自一首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歌词，会不会对刚起飞的周璇女士产生不良影响？关于这个话题，我向几位民国文史研究人员求教。朱春祥先生给出了一个解释：“在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表示抗日之前，抗日有时是一个禁忌话题。”
1933年，由胡佳(前排)主演的周璇(后排右一)、白虹(右三)参演《泡泡舞》
1933年，周璇(左一)、白虹(左三)参加滑稽歌舞《特快车》
在黎锦晖的自传中，我为这一解释找到了一个证据：“民族之光应该上演。其中，我的歌词曾经录制过唱片，后来日本通知租界禁止唱歌。王人美的自传中也有类似的证据：“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周璇的改名。1932年初春，歌舞班又增加了12岁的孤女周小红。在她来之前，上海刚刚发生了‘一’·二八抗战。在共同仇恨的气氛中，李先生为歌舞剧《民族之光》写了主题曲。虽然歌舞剧在未来被禁止上演，但主题曲《民族之光》已经多次演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版(《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
时空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今天彼此砷甘露的局面。1965年，李锦晖为自己立传，写周璇时，他不仅可以公开抗日，还需要公开抗日。毕竟，在新社会，他一直生活在“黄色作曲家”的阴影中。他不希望公众能看到他在民国的光明面，公平公正地对他进行客观的评价。这种心理活动并没有因为李锦晖的去世和平而消失。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王人梅仍然不得不在自传中为老师呐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李锦晖的代表作是《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因此得出结论，他是20世纪30年代创作黄色歌曲的代表……黎锦晖先生写了许多进步而爱国的歌曲。”
以上不是为了驳倒吴剑女士的观点，而是为了判断“歌词说”的可靠性。显然，推演“歌词说”成立的第一步就是证明歌舞剧《民族之光》和同名歌曲的存在。我在1933年的《申报》上翻了三则广告。2月18日发布的第29版广告宣传了明月社于2月19日开幕的上海演出。演出地点是北京大剧院，广告下注明“野玫瑰”、“民族之光”、“娘子军”特别排练。2月23日第8版、2月28日第12版广告由RCA胜利公司投放，预告即将上市的新唱片，歌曲《民族之光》赫然列出。歌手是王美、白丽珠(白虹)、严华，都是当年明月社的支柱；在这两个唱片广告中，还有一句口号——“王美女士曾在北京大剧院表演，看到你应该马上买唱片，时不时开始取乐。
1933年2月18日，明月社歌舞剧《民族之光》公演广告29版
1933年2月28日12版歌曲《民族之光》的唱片广告
假设歌舞剧《民族之光》于1933年2月19日在北京大剧院首演，李锦辉应在2月19日或5月11日前更名为周璇（上表显示，目前最早的周璇记录发表在1933年5月11日的《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这个范围可以进一步缩小。参照黎锦晖的自传，明月社于1933年初春解散，之后，周璇转投严华主导的新月歌剧社。至于明月社解散的具体时间，聂耳日记给出了答案。聂耳于3月1日前往明月社，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明月’就是这样瓦解的！人美大概没问题，和“联华”约好了！当我们谈论过去最快乐的时期时，我们不禁感到悲伤和流泪。她说，“明月”的结局是2271II，这是一个没有静止的结局。”
明月社解散后，周璇加入严华主导的新月社，几个月后改投新华社。这张照片是1934年周璇的照片
文章中的“人美”是指王人美。她当时是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并与联华电影公司签订了合同，所以聂耳说她可能没问题。我请杨宁老师看这段日记。他说“227”应该是简谱。re resi，“一II“是长音和表示结束的小节线，总的来说，是一个没有终止感和悬停感的结局。但我也不能排除王人美语带双关的可能性，也许明月社会解散的日子是2月27日。
无论是3月1日还是2月27日，都不影响1933年2月下旬将周璇改名的具体时间锁定。
说起聂耳日记，有一件事让我很困惑，涉及到周璇加入明月社的时间。这个时间点一直没有定论，只是因为黎锦晖在自传中写道:“这时，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个人在上海公开招生。被录取了。不久，章锦文又介绍了一位12岁的孤女周小红。“很多人断言周璇是1931年加入明月社的，因为聂耳考上了“明月”(当时叫“联华歌舞班”)，甚至可以在1931年4月的帮助下准确到4月8日。假设聂耳进社后不久，为什么周璇在《聂耳日记》中迟到1933年1月31日才第一次露脸？(那天，涉及周璇的内容如下:“想起红小姐，很可笑。他们以为是真的，其实他们已经给我开玩笑了。他们以为是这样这样的成绩，都是昨晚小白的寿餐。
张锦文女士，改变周璇命运的大恩人，明月社的琴师，被称为“胖姐姐”，1934年改名为“章文”
明月社这么多琐碎的事情都进入了聂耳的日记，阿狗阿猫都不放过。即使周璇当时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人，我还是无法理解她在聂耳日记中的长期失踪。所以我猜聂耳在周璇加入明月社的时候已经退社了。聂耳离开明月社是因为著名的“黑天使”事件，因为文艺路线与黎锦晖、黎锦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被动退社；参考他的日记，时间点是1932年8月6日。第二天，他离开了上海，乘船北上。
我推断周璇是聂耳退社后才加入“明月”的，有一个重要依据，那就是1986年3月周璇的第一任丈夫严华写的文章《难忘的回忆》。这篇文章是严华应周璇次子周伟的委约，专门为《我的母亲周璇》写的。这篇文章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周璇时的情景：“那是‘一’·28年松沪战争后，1932年深秋的一个黄昏。晚饭后，我在明月歌剧俱乐部排练大厅外的天井里和音乐家张其琴先生聊天。钢琴家张金文带着一个13岁或4岁的瘦女孩走了进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严华签名照片，1935年《夜城》杂志
1940年，翁飞鹏拍摄了周璇严华婚后在茂龄新村住了一段时间的照片。
1932年深秋，聂耳已在北平，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周璇从未出现在“明月”聂耳日记中。
1932年11月8日，聂耳回到上海，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午饭后，我去明月拿了一个盒子，遇到了七个嫂子。四处参观一个星期，一切都是一样的，但要悲伤得多！七个嫂子似乎比以前更活泼了，对我印象很好。
所谓七嫂，是指当时七爷黎金光的妻子(白虹是黎的第二任妻子，第三任是祁芬)。聂耳应该记下一些关于一个住在“明月”的非“明月”成员的信息，更不用说周璇了。周璇不能给聂耳在明月社工作500多天(1931年4月至1932年8月)留下任何印象吗？
聂耳回到上海后，偶尔会回到“明月”。周璇在聂耳日记中出现过两次，这也是她在整本《聂耳日记》中仅出现的两次。第一个名字是“红女士”，第二个名字是“小红”。
从1932年深秋加入，到1933年初春离开，周璇其实只在明月社呆了半年。这半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从孤独的女孩周小红变成了歌舞明星周璇；这半年是如此关键，这也是我觉得有必要花时间整理一些事件和时间的原因。
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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