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和泛起既有其赖以发生作用的现实基础，也与互联网赋权以及当前的批判态势存在关联，并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硬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新特征，逐步演变出构境式虚无、异轨式虚构等新样态，以更具隐蔽化、巧妙化和媒介化方式，肆意从国情独特环境中“选材”、从青年先锋力量中“烹饪”、从互联网新媒体中“升温”，接续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能事。面对这些新行径，靶向症结、精准施策才能决战决胜。对此，要着力强化国情教育，破解构境式虚无的“选材”迷局；着力释放青年力量，打破异轨式虚构的“烹饪”困境；着力抢占网络舆论制高点，把控互联网赋权“微变量”。
所谓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在（传统或硬性）历史虚无主义日渐式微的境况下，经由互联网载体及其信息化手段而以隐蔽、柔性的照面方式，接续散布错误历史观和价值观而形成的一种极具欺骗性、毒害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新形态。它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服务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策略，并依托互联网技术将议题设置扩至非常广泛的领域和占领网络舆论阵地，以一种隐蔽性、巧妙性但更具蛊惑性的方式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它的实践范式中，以构境式虚无、异轨式虚构为最新样态，从国情独特环境中“选材”、从青年先锋力量中“烹饪”、从互联网新媒体中“升温”，肆意抹黑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面对这些危险新行径，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理论审视，解析其实践新样态，透析其倚重载体，并予以无情批驳。
一、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审视
在我国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新背景下，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和泛起既有其赖以发生作用的现实基础，也与互联网赋权以及社会对其的批判态势存在关联，并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硬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新特征。对此，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并积极追踪研判。
1．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背景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源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条件。就现实条件的发展变化而言，只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力，新的伟大斗争深入进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形势的变化迫使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改变其表现形态。首先，“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管这种意识是对现实生活真实的反映还是歪曲颠倒的表达。其次，现实条件的不断变革势必驱使历史虚无主义紧随演变，且在规制与互动中实现两者的逻辑耦合。最后，这一歪曲颠倒的表达意味着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是存在某些倒置现象的，层出不穷的种种矛盾、利益冲突、公共事件、价值迷失、认知偏见、负面情绪、异己关系等为其提供了现实土壤。基于此，我们就会在对“事物本身的逻辑”追问中发现“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逻辑本身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产生此种意识的现实根基尚未被彻底清除之前，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新形态就会层出不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也会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第二，源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赋权。由于互联网对社会和事物的赋权，极大地推动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也孕育了历史虚无主义媒介化生存的空间可能性，使得历史虚无主义一再突破既有载体、既在场域、既用方式的诸多约束，向互联网新媒体传播与控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向人们越来越网络化生存的习惯和行为进军。互联网和历史虚无主义因此产生了双重变革，一方面，引发了互联网上迎合人们趣味的短视频、社交软件、主题论坛、网络直播、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并将充斥其中的大量碎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不良信息和错误言论推送给网民用户；另一方面，使得已经被批判得无处藏身的（硬性）历史虚无主义更加专注于互联网传播、发酵，以更隐蔽也更具渗透力的方式接续虚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态势下，它们彼此渗透、互为表里，其结果之一是互联网成为了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普照的光”并催生出其以之为主要照面方式的“软性”形态。
第三，源于处在我们党和理论界合力批判态势下的夹缝求存。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作出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导我们党制定实施捍卫历史真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宣部指定设置在求是网下的大型专题网站，理论学术界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扎实阐释的数以千计的批判性文章，展开了党内党外、线上线下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围歼战，使得它“由于其明目张胆、明火执仗地丑化领袖、否定革命、曲解历史，极易被人看穿识破，一经批驳便成‘过街老鼠’”。这些批判倒逼其不得不在批判的“夹缝”中将自身置于诉诸隐性的“软性”形态的求存之中。
2．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新特征
基于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新态势与现实性机理，不难发现其呈现出的新特征。
第一，高压批判态势下照面方式的隐蔽性。由于（硬性）历史虚无主义显性、露骨的虚无属性使其成为“过街老鼠”，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便开始“软性”重塑，采取了充满“温情”“含混”“学术探究”和“价值中立”等非显性、柔性的照面策略。譬如，对汪精卫之流内含文艺细胞的捕风捉影、对爆料领袖身边人口述史的含沙射影、对抗日英雄“手撕鬼子”的明扬暗抑、对“假如中国共产党不执政”的不经之谈，等等。这些议题设置、话语叙事更加隐蔽、隐晦、“吸睛”，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日益暴露出来，毒害性极大。同时这种隐蔽性特征也滋生了其不确定性，加之受到社会变革因素和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多重影响，使得它在发展中既有某些创造、变异，又会因社会演进的不可逆性而形成大量的或然性、随机性。
第二，互联网赋权后时空新范式的建立。如前所述，（硬性）历史虚无主义迫于压力，开始转变传播策略依托互联网阵地隐蔽渗透，并在两者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了异质性嵌套，从而使得它的隐匿化、泛在化、共识化、交互化、“软性”化无障碍地成为现实。同时，因为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能借助互联网手段外化、社会化和人身化，使得人们能在极其便利的网络时空中积极参与、互动，摆脱了传统时空条件下的约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异时空地共享、说服和转化，或外化为群体极化现象的物质力量，或社会化为受众群体的精神毒素。那么，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就此获得了全方位、全过程嵌入社会及人的交往关系的网络时空新范式，不再是单纯地倚仗强行灌输的硬性手段，而能径直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第三，“泛在”技术上“脱域性解构”的形成。“泛在”技术是指凭借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网络，通过移动互联网设备或通信终端以实现人、事物和社会之间的互联互通及信息交换。显然，“泛在”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为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脱域性解构”提供了前提。当前，虚无、解构的历史元素被逐渐稀释，从文学、艺术、学术、舆论、国情等领域中大量“选材”来进行虚无的态势出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局面：文艺作品暗黑化、艺术题材闹剧化、文艺理论西化、真善美伪化、假恶丑美化、正面形象黑化、反面人物圣化、社会问题扩大化、主流价值扭曲化，等等。尤其是从国情领域中表现出的社会热点、焦点、痛点问题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并将其异化为对党和社会制度的种种责难与质疑。因而，“脱域性解构”成为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四，退藏于密中争夺青年受众的所谓新思维。由于（硬性）历史虚无主义受限于传统媒体影响范围窄以及话题门槛高等因素影响，受众群体多数为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和史学人群，仅有一些重大话题诸如“社会道路‘误入歧途’论”“党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论”“改革开放前后30年对立论”等虽被广大民众所熟知，但实际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小且极易被批判遏制。于是，重新争夺青年受众群并经由他们来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新思维特征就得以确立。它采取的那种隐藏目的、重视手段的“软性”手法无疑扩大了受众面，并在表现出来的泛年龄层态势中，通过暗示、质疑、反差、猎奇等授之以渔的虚无方式锚定并俘获一些青年受众群。这种新思维严重分化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年先锋力量，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
以上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新特征，那它和（硬性）历史虚无主义之间又有何异同呢？
在共性方面主要存在两点。其一，目的相同。理论界早已揭示出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史观的复现，是“一种割裂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主体价值选择辩证统一关系的虚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话语无论是显性、直接地抹黑还是隐蔽、柔性地渗透，终究都要还原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去，用来解构人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进而还原到对党和社会制度的歪曲与否定中去。其二，意识形态属性相同。统一的目标决定了两者在任何时候都会把政治导向和现实的阶级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些早已刻在了它们的旗帜上，这也是它们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理论前提。
在不同点方面，从硬性到“软性”的演变过程中总的表现为：虚无方式从无所顾忌到隐晦含蓄，其行为从赫然登场到无所不在；议题设置从执迷历史到域外渗透；污蔑进路从整体否定到以偏概全，话语叙事从直截了当到绵里藏针；内容呈现从寄居史事到日常生活；目标受众从特定对象到青年群体，传播策略从传统媒介到互联网新媒体；蛊惑方法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等等。总之，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欺骗性、蛊惑性、毒害性更强，解构手段更为复杂。
二、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实践新样态的现实表现
充分认识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构境式虚无”和“异轨式虚构”两种实践新样态，是具体而微地认清其真容与本义，成功穿越其隐蔽状态占据着主导地位之通道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所绕不开的重要课题。
1．构境式虚无
所谓构境式虚无，是指历史虚无主义者根据自身表达“事实真相”的需要，从基本国情的独特环境里“选材”，抓取其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舆论性的重大事件或焦点话题，迅速围绕这些“存在者”加工炒作，故意捏造事实，由此及彼、以点带面地拓展范围，再移花接木地制造出一种面向普通大众的由反差和暗示构成的看似积极的关联情境，从而诱导甚至迫使大众“自行”领会其抛出的“存在者”隐喻，造成受众原初认知框架被打破，产生偏误化思考，进而追问出非独立自存的依附于“存在者”的“存在”，随即把矛头和不满指向并实现对党和社会制度的否定转向。这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新样态，它既为试图客观地解释这些“存在者”的大众设置了认知樊篱，又赋予了这些“存在者”一个新的“问题域”形式，同时还建构了一种明确化照面责任主体的意蕴“世界”。
这一新样态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逻辑构境层：第一个构境层，在常识中制造反差的一般规定和在反差中实现虚无的“一定的存在”。也就是说，通过挑战人们对既定事物的固有认知和常识，刻意进行疑问、反问、质问以制造反差，放大“不和谐”因素，出乎人们意料，进而给人们以所见非所得，所得非所愿的心理暗示，催生出一种非言明的意会性。第二个构境层，则是将人们在强烈反差中形成的心理暗示对象化和异化为“一定的存在”，即一切历史、现实都是不可信的定在。综合来看，重要的是，在第一个构境层中突现的反差构境最终却反转为否定性的意向，从而构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路向否定语境。
譬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沉寂数年的“公知群体”突然发声，却不愿肯定国家的防控措施，而是绞尽脑汁炒作看似积极的“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死者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经济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北京新发地防控是‘过度防疫’”等假汝之名的“正能量”话题和伪命题，本质上也是用心理暗示制造人们的消极情绪，消解社会善意，进而达到扭曲主流价值观、歪曲党的政策、撕裂党群关系的目的。
不难发现，这些语境暗示、制造反差的话语和命题貌似正面，实则包藏祸心。祸心表现于外产生三个结果：一是制造出人们“有知的混乱”和价值观的扭曲；二是掩盖了历史虚无主义者及其帮凶们造谣污蔑的真实意图；三是党和社会制度被污名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党的群众基础被削弱。对此，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鉴于此，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警惕其危害，识破构境式虚无这一新样态的虚伪性。
显而易见，从基本国情中“选材”来实现抹黑、造谣、虚无，把实际的政治目的隐藏在繁杂的重大事件、热点话题讨论之中。同时，还可以发现这些基于国情的构境式议题相较于明目张胆地曲解历史、否定革命的传统议题，设置得更为巧妙、隐蔽，也更具蛊惑性、虚伪性和毒害性。
2．异轨式虚构
所谓异轨式虚构，是指历史虚无主义者视青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群，通过虚构叙事为其提供“共鸣”的画面、“甄选”的内容、“惊叹”的细节和“舒适”的舆论场景，如“打着冠冕堂皇的研究和探讨的幌子，运用一些个别的不具普遍性的所谓‘史料’或‘事例’”，加之利用青年对“野史秘闻”“趣史杂谈”的猎奇欲望偏好，进而达到干扰并肢解青年的正确认知，扭曲价值观和强化偏见的目的。当这些欲望和偏见被固化成部分青年的“舒适物”和实践活动时，便意味着这些青年已被“烹饪”成其“战略性受众群”，紧接着就会被利用作为下一步撬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地位的杠杆，如此一来，“革命性状况”随之出场。这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另一实践新样态，旨在寄希望于通过争夺青年力量实施“和平演变”策略。
更为详细地说，异轨式虚构是以虚构为逻辑起点，以虚无为逻辑旨归，试图从历史、学术、艺术、文学等领域中进行无限和无边界的构境，并凭空捏造出诸如“与抗战时期实际不相符合的‘史料’、与台湾整体实际不相符合的‘资料’、与民国时期全局实际不相符合的‘史事’”、与民国时期不能直接对接的现代文艺的“理论”等“从未”有的猛料和细节，导致历史翻案风、国民党美化风、抗战英雄黑化风、汉奸卖国贼洗白风、伪历史炒作风相继粉墨登场，有效和迅速地传达出与原初相反的信息和结论，并借助网络大肆推波助澜。于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就被这些虚构所钳制。
更为严重的是，此时蕴涵在这些虚构中一直在场的、有意识的存在——“虚无”便要出场，而“虚构”便会隐退，事件本身将发生惊人的变故，随即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这样一来，“否定”就找到了它的地位，“否定”具有的否定作用就要生效了。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持续鼓噪下，虚构的所有指向都影射为并转化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非难和对党的歪曲与否定。这个否定通过虚构被提出来，然后借助青年力量被抛向一个虚无，即对现实政治的虚无。
毋庸置疑，异轨式虚构问题所有症结是在“虚构”上，“因为所有虚无化过程都要求只从它自身获得来源”，“虚构”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存在方式。而这种虚构愈贴近日常生活就愈发引起青年的质疑和想象，也就愈能使青年跟着它们走，“存在着许多暗含了对虚无的‘领会’的‘人的实在’的态度”，如怀疑、愤怒、忧虑、恐惧就将潜隐在并包裹住青年的精神世界，“否定”和“虚无”能溜走的漏洞就完全被堵住了，它们从青年的选择中获得了存续的意义。至此，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新样态的另一意向也就被揭露出来，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三、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实践新样态的倚重载体
列宁曾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由于中介或媒介对认识事物发展的作用，人们能够透过事物本体的种种遮蔽而直观、清晰认清各种内外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前，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则是通过对互联网媒介的高度倚重才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网络舆论平台是其“活下来”的关键“微变量”。因“新媒体与青年个人内在特质的契合为重构青年价值观提供了基本前提”，网络化生存的青年成为其舆论场上的“战略性受众群”，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深入了解和研究互联网及其关系，是认清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本质的一个可靠路径和必备条件。
从宏观层面看，互联网作为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创造了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存在的空间，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载体；反过来，互联网又被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所制约，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了互联网的生存方式。两者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自觉地演变成了一种关系性的、双向的建构关系。由此，这两个存在者在彼此塑形中被显现出来，并被理解为同时在场了。不认清这个事实前提，反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就不能前进。
从微观层面看，随着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强势崛起，个人、社群主导下的沟通、对话、参与、说服成了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共同利益为诉求的普遍性符码成了广泛运用的信息符码，新闻生产的门槛在不断降低。历史虚无主义者意识到这些技术性变化所带来的窗口期，随即在信息总量和信息流量两大逻辑层面开启了一个新维度，通过引爆舆论重新定义自身。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在“范式转换”“话语转码”的面具下保持其活跃度并将自身重塑为“软性”形态；而另一方面又试图将活跃度变现，扩大网民群体受众，并着力提升包括原有受众在内的受众群黏性。信息作为人认识客观世界的纽带，信息量又构成了信息的价值属性，那么，信息量的大小就决定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
具体而言，信息总量逻辑是指通过提高各类事件或话题的信息密度，获得所带来的与之成正相关关系的信息量优势，从而形成将背后掺杂了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的观点、话语大水漫灌式地传遍网络、灌输错误信息、扭曲网民认知的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会驱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倚重互联网媒介，这也是各大网络平台、公众号、论坛、朋友圈、社交APP、短视频中充斥着它们身影、观点的缘由。而出于获取信息量优势的需要，其又不得不将造谣、污蔑的领域从传统的历史领域迁移至国情等领域并从中“选材”，虚实掺杂出极小概率发生的“吸睛”事件或“暗示性”话题，并以“真相”“权威”“爱国爱家”的名义言说。从统计学上看，突现的、极少发生的话题一旦发生，极易引起人们关注，获得的信息量就会越多。那么，这些话题的“价值”就得以凸显，造成信息的接收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渐出现异化，并被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这种不确定性本质上是信息理论中熵概念的同义语，这些熵随着类似信息量的增多会被进一步强化，而人们出于弄清真相的需要，又会试图从中建立因果关系，最终被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诱导至溯源政治化，掉进它们早已铺设好的否定党和社会制度的陷阱之中。
然而，信息接收者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价值和效应，消除对已有认知的崇奉感，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才有可能获得对接收者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怎样才能培养出接收者的这种信息意识呢？依靠信息流量逻辑则成为其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并不同于历史虚无主义采用的传统手法，即通过炒作虚构话题来博得流量、争夺受众。由于党和理论界及时地研判和揭露，以及人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得到的锻炼和洞察能力，这种手法现在很少起作用。他们转而通过把包藏了祸心的观点、言论注入和改造一个已经登上热搜的原生话题，以此为伪装，再利用算法、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取得该话题一定程度的话语控制权，从而引导话题转向、操控舆论场，并对信息接收者的流量数据做出细致分析后加以引流，进而向“感兴趣”的部分持续精准化、定制化推送同类信息，释放“信息茧房”效应。久而久之，被同类信息所环绕、所喂养的那部分接收者就沦为其忠实受众。不难发现，信息流量逻辑一方面使夹杂着“私货”的话题得以病毒式传播，夺取流量；另一方面把信息接收者引向次生的、有明确“所指”的舆论漩涡，并分化出以青年为主要代表的目标受众群，强化错误认知、固化思维偏见，为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埋下伏笔。这是一种典型借壳虚无的新手法，既抓住了原生话题刺激受众“嗨点”、痛点、盲点的大流量地位，又避免了暴露其真实样貌的问题，还体现了其收割目标受众、增量普通大众的传播向度。
不言而喻，互联网和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在彼此中的特殊地位及其链性关系，使得互联网的“负能量”、网络舆论的“冷暴力”、部分青年的反权威倾向、它们之间的“联合”和“融合”，在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新样态阶段自发地表现出来，它的最终目的也并没有超出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不仅关系着反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成败和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意味着我们党如果“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因网而生的新变种，我们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应用事物自己发展的认识方法来正确观察事物”，即从它的生存环境并且和环境一起来获取斗争取胜要诀，亦即从它赖以生成、赖以发生作用的互联网媒介来进行克服。
四、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实践新样态的应对进路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能够认清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实践新样态的本质和危害，对此必须精准施策，从根本上铲除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空间。
1．强化国情教育，破解构境式虚无的“选材”迷局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积极开展国情教育就成为反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重要抓手。
首先，坚持用“爱国”价值观引领国情教育，凝聚共识、统合人心。国情教育和“爱国”价值观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帮助人们对时代特征、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主要矛盾等形成正确的认知；后者则侧重于从归属感、认同感方面对国民进行信念教育，以凝聚共识为着眼点。前者是后者开展的逻辑起点和现实依据，后者为前者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然而当前注重后者而轻视前者的教育现状，导致国情教育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人们对国情认知不足，进而被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所利用、所构境式虚无，激发出屡见不鲜的价值沦丧、道德滑坡，甚至是辱国现象。这些现象反过来又会降低“爱国”价值观的教育成效、加重国民的国情认知偏见，从而形成一个错误认知闭环。正是有鉴于此，爱国以熟知国情为先，必须充分发挥“爱国”价值观对国情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有效传导社会义务和责任，更好地鞭策和推动人们增强问题意识、国情意识和历史思维，懂得从国情出发去领略党治国理政所遵循的价值导向、去领悟个人面对各种矛盾时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去领会构境式虚无所预设的话题陷阱和政治圈套的价值走向。
其次，深入挖掘重大社会事件中所蕴含的国情教育价值，传递正能量、杜绝负能量。社会热点、重大事件既是反映社会生活和民情民意的一面镜子，又是反动势力借机污蔑攻击和抹黑栽赃我们党的一个窗口，还是开展国情教育的一个重要契机。因此，基于重大社会事件的巨大影响力，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一要充分揭露国外反动势力利用疫情炮制“中国起源论”“中国病毒论”等污名化中国的言论本质，实为意识形态斗争、实属一种政治操弄；二要针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和政府诸如“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的造谣攻击予以正面回应，讲清疫情真相、克服大众恐慌情绪；三要抓住抗疫蕴藏的国情教育价值，尤其是要讲清楚大多数国家陷入深度危机，而我国却能成功复工复产的缘由，它就在于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总之，只有把这些讲清楚，才能有利于传递战胜疫情的信心，才能激发国民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自觉性，才能正确地批判和反击借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及行为。
最后，新闻媒体须适时适度宣传中国国情，强信心、聚民心。新闻媒体作为国情教育的主要载体，不仅要做好党的政策的传播者，还要当好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其一，大众媒体要全面深入报道，防止国民产生认知偏见，防范构境式虚无从中“选材”大做文章。其二，传统媒体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把握好时间节点，适时设置议题，以权威、有效、及时的报道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努力做到既能有效提升国民对国情的认知深度和广度，又能化解负面舆情、消解负面认知。其三，新媒体、自媒体要严守新闻制造的“底线”，远离胡乱捏造的“红线”，严格把握好“内容定力”。一方面，诸如抖音、火山、微博、微信、QQ等流量大的自媒体要自觉坚守政治底线，杜绝任何形式的“戏说”“恶搞”、亵渎英雄、反动言论等“毒瘤”借助平台蔓延滋生，致力于实现从“如何留住客户”到“如何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转向；另一方面，要对严重背离主流意识形态、威胁人民安全和福祉的平台或个人加大治理力度，依法追究主体责任，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
2．释放青年力量，打破异轨式虚构的“烹饪”困境
就异轨式虚构而言，“虚无”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致力于否定党和社会制度而运用“虚构”手段时就具有了一定的能动性，但青年作为受到能动性作用的对象却是被动的。所以，引导广大青年做好防御性斗争是首要任务。
首先，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做人治学的锐利武器。部分青年之所以被束缚于异轨式虚构营造的“玄想”和“冥索”的圈套内，一个重要诱因是自身理论认识上不可思议的混乱。因此，广大青年必须坚持“两个不动摇”来提升防御理论。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必须学好经典著作。经典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载体，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也是应对一切错误思潮最根本的思想武器来源。要站稳正确政治立场，广大青年只能是原原本本地读原著、悟原理。具体而言，青年党员干部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通过集中学习、实践学习、交流研讨和自学等形式深入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练就看家本领；青年学生要用好思政课主渠道，致力于学深学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通青年则要善于利用微信、微博、大众媒体、普及型讲座、单位培训以及通过浏览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来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二，坚持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用非意识形态方式搞纯文本解读不动摇。实践是正本，著作是副本。任何围绕文本、著作的争论其意都不在文本，而是立场、观点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因此，青年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还要警惕去意识形态化倾向。
其次，努力抓住理想信念这一精神之“钙”。“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1920年，时值青年的陈望道正是靠着理想信念的支撑，在生死考验的逆境中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部分青年深陷“还原真相”构筑的场景胁迫中，被迫戴上“精神枷锁”，坚定理想信念仍然是破除这种逆境的精神支柱。所以，广大青年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个人奋斗目标，并自觉接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导。坚持做到通过完成个人目标来助力实现党的宏伟目标，通过增进对党的信赖、信念、信心来抵御一切对党的歪曲与否定。二要主动加强“四史”学习。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不能自发产生，只能依靠学习才能获得。“四史”领域是出现“问题”的重灾区，也是反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战场，更是树立崇高理想信念的不竭源泉。青年必须学懂弄通“四史”，从而端正历史观、改造“三观”，以微观历史事实回击“历史真相”，以宏观历史脉络辨清社会发展方向，并从这种洞察力中见微知著，化解任何形式的解构与虚无，防患于未然。
最后，努力付诸社会实践是摆脱意识异化的必由之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把社会问题、种种矛盾从概念上范畴上固定下来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对它的批判必须要还原到物质生活当中去，而不是畸形地止步于对它的简单排斥和抽象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过理性认知社会矛盾、努力付诸社会实践来帮助身陷历史虚无主义者编织的幻象铁幕下的青年摆脱意识异化的必由之路。其首要的意旨是：广大青年要勇于直面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本身。一要善于从社会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哪些观点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妥协，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并同它进行无情的斗争；二要在积极投身于沸腾的社会实践熔炉中强筋骨、磨意志、提本领，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做到有效预防乃至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
3．抢占网络舆论制高点，把控互联网赋权“微变量”
指出，党“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工作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为反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斗争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论，即通过强化“三大思维”来抢占网络舆论制度点，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着力强化爆点思维引导互联网舆论。所谓爆点，是指互联网场景中能够引起巨大舆论和社会反响的事件。强化爆点思维，则要求用大数据、舆情检测系统等技术手段更好感知某一话题或事件的发展态势，运用网络传播规律予以传播决策支持，从话题的时、度、效着力，引导舆论健康发展。这一思维以提升热搜话题掌控能力为基础，以防范舆论危机为目的，以引导网民形成正确认知为任务。党员干部必须主动提升互联网素养，坚持做到不仅善于管理互联网，还要善用互联网；要不断强化爆点思维，对可能成为爆点的话题做出正确科学的预判和舆情规划，从而保证舆论不偏向，同时也能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借机造谣生事。
其次，着力强化流量思维引导互联网舆论。由于互联网赋权，传统媒体格局下单向度接收信息的“草根”、基层民众、边缘弱势群体有了和“意见领袖”、中产阶层、社会精英同等的平等参与、发表意见和表达诉求的机会，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加之自媒体、网红、直播方兴未艾，人人都是话题产消者、流量担当者。与之并行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开始重塑自身，从主体维度看，一方面，诉诸有一定网络话语权的精英、公共人物或“大V”，进行具有危险性观点的兜售以输出价值；另一方面，试图对网民群体中占比较大的基层网民进行流量渗透以俘获“粉丝”。显然，流量作为互联网“产品”维系生存的第一要素，掌握流量意味着掌握用户。因此，面对互联网流量的“众包”机制和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围攻，必须聚焦于用流量思维引流重大舆论、化解舆情危机。具体而言，通过对某些热点、焦点问题的流量采集、监测、追踪、研判、预警和处理，密切关注舆情的主要内容、走势和价值观，掌握网民思想动态，并及时做出针对性的放大正面舆论、截阻负面评论、澄清谣言伪论，把互联网从“最大变量”转化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最后，着力强化法治思维规范互联网舆论。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坚持法治思维与法治行为相结合才能抓住互联网治理的“牛鼻子”。其一，加强网络立法是主要着力点。目前，在网络安全法律谱系中，具有法律性质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两部，其他均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暴露出我国网络立法仍不够健全，且缺乏系统性、针对性等问题。因此，急需在保障网民基本权利、明晰运营商责任义务、增强电子证据法律效力、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等方面尽快填补法律空白。其二，优化制度机制是关键突破口。优化网络内容建设机制是保障网络空间有章可循、有序可依的主线，需要从内容审查、舆论监督、风险防控、人才支持、技术支撑和实名制机制等关键处积极探索创新。尤其是要把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控制下的反动信息屏蔽在网外，须尽快建立相对完备的内容审查机制。总之，只有当网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网络空间才能天朗气清，才能体现“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
[2]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3]徐家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4]马振江：《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批判——兼论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5]张有奎：《三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三期；作者：何文校，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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