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外滩踩踏事件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学者是以政府，公民和媒体这三个利益相关者中的某一个作为研究角度切入的。一部分学者分析上海市政府在外滩踩踏事件中的危机处理方式，就政府如何更好地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建言献策。另一部分学者着重分析对踩踏事件进行报道的传统媒体、自媒体以及“上海发布”微博与微信这样的政务新媒体，就如何更好地发挥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的作用提出建议。从公民角度展开研究的学者较少，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
从政府这一角度展开研究的作者中，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丹xú-dān（2016）在硕士学位论文《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媒介话语策略研究：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中认为，外滩踩踏事件中上海市政府媒介话语策略一共有四种：否认型策略、淡化型策略、重塑型策略和支援型策略，这几种策略应当在危机事件的酝酿期、爆发期、处置期和平息期视情况针对性使用。 吴心远（2015）在《突发事件，靠什么终结舆论追问？——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舆情分析为例》一文中探讨政府应当如何避免突发舆情中的矛盾激化和失控。他指出“（政府+媒体）-民众”模式，即政府与媒体加强合作是舆情中实现民意引领和舆论引导的关键。 慕丽娜mù-lí-nà（2015）在《浅谈群体性踩踏事件的预防与善后处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反思》一文中分析了群体性灾难事件的内在特点和发生原因，总结出针对这些事件的预防和善后处置方面的建议。 周建青（2015）在《突发事件中网络新闻发言人发言策略探析——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官方微博发布为例》一文中探讨了突发事件中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发言策略。他认为，突发事件中网络新闻发言人应当有危机预警意识、注重话语修辞和要有人文情怀。 蔡志强（2015）在《从上海“踩踏事件”看危机决策》一文中，通过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踩踏事件中的所做的决策，归纳出危机事件中的数项决策原则。 刘茜雯（2015）在《论行政父爱主义的正当性——基于上海外滩勇气踩踏事件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踩踏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给予了民众过多自由，因此行政父爱主义是正当的。这篇文章通过分析一个突发事件得出行政父爱主义的正当性，难免有失偏颇，同时似乎也与很多主流观点背道而驰。
从媒体角度展开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唐梦斐和王建成（2015）在《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辟谣效果研究——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案例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外滩踩踏事件中政务微博的辟谣效果，认为应当在完善政务微博的辟谣策略的同时，从政务微博自身、粉丝受众、新闻媒体、移动运营商、网络大V、民间辟谣组织等多中心多主体出发，形成系统立体的辟谣格局。 曹然（2015）在《政府新闻发布与新兴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表现与互动——以外滩踩踏事件中的“@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为例》一文中考察了政府新闻发布与新兴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表现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二者的有机互动有利于促进危机化解。 江西师范大学的王愚（2015）在其硕士论文《突发事件中的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对比分析——以“12.31”上海踩踏事件为例》中对比分析了踩踏事件中“上海发布”政务微博与微信的内容，提出了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双微”合璧的联动机制。 王国华等（2015）在《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研究——以上海踩踏事件中的@上海发布为例》一文中分析了“上海发布”微博在踩踏事件中的信息发布状况与作用，认为微博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只有在内在制度支撑下才能发挥效果，完备的突发性事件应对机制和周密国家顶层设计才是防范和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根本之道。
从公民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着眼于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暨南大学的林伟韵（2015）在硕士学位论文《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社会网络分析一一以“12 .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一文中将外滩踩踏事件中的意见领袖进行分类，分析他们在危机事件中的不同作用，指出政府对待意见领袖的正确方式应当是“激励、合作与引导”。文章的创新点在于使用了网络田野观察法。 张静怡（2015）在《从上海踩踏事件看公民新闻中的利弊》一文中提出，媒体根据事件亲历者记录的图片和影像还原事发现场，进行跟踪报道的，实现了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相结合的优势互补局面。作者认为，建立把关人机制是促使公民新闻良性发展的有效方法。
也有的些学者并未着眼于突发事件中的某一参与主体，而是直接通过分析事件本身来得出校验和教训。如罗雪（2015）在《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网络谣言消解机制——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一文中，从媒体、受众、政府三个角度出发，分析在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如何防治网络谣言。 这篇文章中的建议相对中肯有效，但对三个主体之间的联动并未深入探讨。这一类型的文章往往广而不深，篇幅也很短，这里不多加讨论。
通过梳理关于外滩踩踏事件的文献，回顾分析外滩踩踏事件的相关资料，小组认为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讨论角度。观察上海市政府对于外滩踩踏事件的应对、沟通，可以观察到其意图和效果之间，存在着较为鲜明的落差：政府试图从传统危机传播管理的“单向信息控制”模式向“双向互动”模式 进行转变，然而取得的效果却较为有限；落差中体现的传播策略性不足，亟待进一步探索和修正。
本文中，我们将尝试分析上海市政府在外滩踩踏事件中的应对、沟通措施及其“得”与“失”，就政府公共传播如何把握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与变化，更好地完成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变提出建议。
这个时代不只是生意难做的一个时代，而且企业时不时的处于在一个危机的时代，公关我们随时都得背着，搞不好下次危机的就是我们自己.
危机公关其实有很多方法，但是危机公关要我说态度还是最重要.
1 海底捞：锅我背，错我改、员工我养
2017 年 8 月，一度被视为餐饮界标杆的海底捞，因食品安全卫生问题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照片显示，在海底捞厨房内老鼠钻食品柜、火锅漏勺掏下水道、员工将扫帚簸箕抹布与餐具一池清洗、洗碗机内部积累一层厚厚的油污……
在海底捞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三个小时后，这家知名餐饮企业给出了一个堪称“危机公关范本”的声明。简要概括为：“锅我背、错我改、员工我养”，引发又一轮舆论高潮。
2 惠普公司：“知错就改、现金补偿”
惠普在之前发布暗影精灵III代Plus游戏本时，官方宣传中为了强调产品散热效果，特别指出其采用双风扇 5 根热管的散热设计。
但当不少消费者拿到手后发现此前被重点宣传的 5 根散热管，竟变成了 3 根，纷纷表示不满。
惠普电脑官微发布声明，将对 2017 年 8 月 1 日到 3 日在大陆地区购买了该产品的玩家进行补偿，如果玩家选择退货的话，则根据实际购买价格提供 3 倍现金补偿。这就是蛮好的公关手段，所谓的“知错就改、现金补偿”，这在很多国家、很多领域都是行得通的。
3 网易严选：借力打力，“网易严选退钱啦”
5 月 23 日，“最生活毛巾”发布了一篇公关檄文，《致丁磊：能给创业者一条活路吗？》，人称“毛巾哥”的创始人控诉网易严选的一款毛巾产品侵权。毛巾哥表示，网易严选违规侵权使用“G20 专供”字眼描述产品。
网易严选在第二天发文回应，文中阐述了ODM模式，表示毛巾原料和制造商和最生活毛巾的相同，因此并未侵权。同时，推送中扒了最生活抄袭黑历史和其受雷军投资的现况，避免舆论抨击网易以大欺小。
一个诚恳的态度就容易让负面继续大肆宣传，但是除了态度之外我们也需要一些手段去配合做危机公关
第一步：堵住信息根源
网络上的信息，不是凭空而来的，每一条信息的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操纵。所以，处理负面信息最根本的方法是，从源头入手，先找到信息发布者，把信息源头堵住，再考虑善后的问题，否则，即使做再多的公关工作，也可能都是徒劳的。
第二步：进行正面澄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负面信息都能从根源上解决，比如对于一些没事找事、无中生有的，或者是与事实有出入的信息，我们完全可以勇敢面对，正面澄清。如果处理当得，不仅会消除所有的负面影响，甚至还会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其实现在不少公司，已经把负面信息应用到推广上面了。
第三步：删除负面信息对于一些无法化解的矛盾和信息，只能删除了。比如竞争对手恶意攻击，故意编造虚假内容，此类信息通过前两个步骤无法处理，只能删除。不过这是下策，能不用则不用。删除负面信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企业自行联系负面信息所在平台删除;二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帮忙删除。
第四步：压制负面信息当前面三步都无法处理掉信息，且负面信息太多、影响太大时，只能动用最后一招了——对负面信息进行压制。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别人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相关关键词时，使搜索结果页中不出现负面信息(通常都是前三页不出现即可)。虽然这个方法不能做到一劳永逸，但至少可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个方法听起来很高深，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就是对SEM方法的具体运用。其核心策略是通过在一些权重高的第三方网站发布大量包含关键词的正面信息来实现对负面信息的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