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几年，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经济政治，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锐见》，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学者对话，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你选择男朋友有什么标准吗？”
“我条件不好，没资格去选择。”
“你怎么条件不好了？”
“我有个弟弟，别人会考虑我将来一定会帮弟弟。”
这段对话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学院教授艾苓和一位正处在花样年华的往届毕业生之间。这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女生“懂事”得让人有些心痛，而她只是艾苓接触到的贫困学生中的一个。
艾苓，本名张爱玲，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曾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凭借写作上的成绩，2005年受聘回母校教写作，曾经出版《领着自己回家》、《风也穿鞋》、《一路走来》、《咱们学生》等多部散文集。
今年55岁的艾苓已经退休，在这17年的大学教学中，她接触过3000名学生，发现三分之一的学生是贫困学生，一半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艾苓曾深入解一些苦孩子的故事，并零星发表在《读库》等刊物上。
艾苓曾在一场演讲中对观众说：“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学生故事，他们都是‘没伞的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比别人跑得更快才行。”
2017年，艾苓发起了一个访谈征集，想通过追踪贫困生的成长历程，为贫困生立传。在这期间，她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2022年9月，艾苓的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记录了从2000届到2020届这二十一年间毕业的56个贫困生的故事。
一个个真实丰满的故事，共同编织了一张生动鲜活的社会画卷。在访谈和写作过程中，究竟艾苓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绥化学院是一所地处偏远的二本院校，苦孩子中还有一部分是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的留守儿童，艾苓走进他们的内心，又发现了什么？2000年以后大学扩招，艾苓又是如何看待教育对苦孩子们的影响？
近日，时代财经带着这些问题对艾苓进行了专访，她向记者回忆起与苦孩子们的互动过程和写作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艾苓提到，在很多访谈中，她是递纸巾、递水的倾听者，她会给苦孩子们的情绪进行疏导，甚至对他们的人生规划提出建议。
《农村 农业 农民》2022年7月刊中提到，据各部门联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697万，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艾苓告诉时代财经，“走进他们，‘留守儿童’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变成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还有那些纠缠不清的细节。”
艾苓接触了大量有“留守”经历的苦孩子，发现他们很大一部分人在成长过程都有过漫长的孤单与压抑，都有解不开的心结，“为什么爸妈要生下我？”“为什么要抛弃我？”……甚至有的人有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自残倾向。艾苓认为，如果有社会组织例如大学生，能够与他们结成一帮一的关系，至少能拓展孩子们倾诉的对象，让他们获得疏导。
在艾苓看来，教育的扩张很大程度上让原来由于贫困无法企及高等教育的寒门学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也能有机会考公务员、教师、其他事业单位，过上体面的生活。
虽然当下有很多捷径，但艾苓认为，如果谁要是认为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就不重视教育，是短视行为。教育永远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好的投资投入，千万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利益做出短视的选择。
被细节与“懂事”打动的倾听者
时代财经：书中有很多细节，例如肉夹馍分着吃、为省钱吃了一个月的紫菜包等都特别打动人。在记录的过程中，你会常被感动吗？身处其中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艾苓：在访谈时，我会经常被他们故事中的细节触动，比方说一个女生和男友毕业之后一起进了农场，生活相对容易些，先是租房子，后来凑够钱给了首付。那是在六楼的顶层房子，房价相对低一些。
我会问到他们第一天拿到钥匙的情形，女生说把房子收拾清理干净之后，“他出去买东西，我在打扫干净的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那种感觉太幸福了。”
这个细节是经过一点一点聊天聊出来了，场景特别的深刻。这个女孩子长时间处在一种因为贫困、压抑、自卑的状态里，所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对她来说有不一样的感觉。
在很多访谈中，我是递纸巾、递水的倾听者，我会给他们的情绪进行疏导，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包括生活中的小规划给些建议。
有一个女孩，我把成稿给她看时和她聊起，现在有男朋友了吗？她说，“没有”，我问她，“你选择男朋友有什么标准吗？”她觉得自己条件不好，没有什么资格去选择。如果要列标准的话，第一朋友圈干净，第二有共同的话题。我当时说，这两个条件没有一个是涉及物质的，比方说房子、车子，是不是本地人？这些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吗？
她一再强调自己条件不好，不能这样要求人家。她还提到，家里有一个弟弟，上面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父亲去世了，母亲特别能干，同时打几份工来供她和弟弟上大学。
我就告诉她，我也是一个男孩的妈妈，我不觉得家里也有一个弟弟的女孩子就是条件不好。我更希望我的儿子将来去选择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因为这样家庭的孩子往往情商高。她说，别人会考虑我将来一定会帮弟弟。
我问她，你会拆了自己的房子去帮弟弟盖房子吗？她说，当然不会。我说这就可以了，大家都会理解，你会尽己所能帮弟弟，但不会拆了自己的房子帮弟弟盖房。
访谈中，我更多传达的是无论因为我们贫穷导致的难堪还是不堪，这是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靠着一股劲摸爬闯出来就好了。
时代财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触动吗？
艾苓：我有时候也会有被教育的感觉。
一个90后男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上学时，他就经常背着摄像机在校园里走，有时候还翘课去社会上进行采访，甚至有寻找抗战老兵采访。大学毕业时，他进了一个互联网大厂，但是他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后来北京一家传统媒体有工作机会，他放弃了大厂的工作就去了报社。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逆行”，毕竟互联网大厂资源更多、薪酬更高。他在报社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吃力，采访的机会也很少，守在热线电话值班也找不到存在感，后来找到了一些线人，比如与他的家乡建立了联系，会打捞到一些信息，但由于各种原因出稿少。他感到压力太大，陷入了焦虑与压抑当中。
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了，就去看了门诊，医生根据他的测试情况，判断他已经是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男孩当时没有吃医生开的药，认为自己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中度焦虑而已，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焦虑，是作品少、赚钱少导致的。出了诊室他就跟自己和解了，告诉自己，他在经历每个人必然经历的职业成长期。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度陷入了焦虑，后来就离开了北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做新媒体。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全年大多数时间在出差往外跑，这就是他要的生活，他做到了，焦虑也不治而愈了。
我就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我有种被教育、被激励的感觉。
《我教过的苦孩子》，作者：艾苓，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出版时间：2022年9月。
留守儿童的伤痛
时代财经：你在书中提到苦孩子们有些是留守儿童，他们的贫困具体由来或许因为家人患病、父母职业不稳定，甚至是父母债务缠身。孩子们与他们的父母相处是怎么样呢？怎么看待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问题？
艾苓：书里面有些孩子是留守儿童。我发现他们大多在讲故事时提到一个留守生活的细节。
每到春节过后开学时，孩子们之间都会比压岁钱，有的孩子会拿来百元大钞，说这是父母给的压岁钱，但有一个孩子不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身边，他家里就比别人家穷，他的压岁钱只有两块五。
事实上，那些留守儿童的压岁钱应该是离开家乡的父母给孩子在经济上的一种弥补，弥补不能照顾他们的亏欠。每年春节才回家，做父母的经常带回很多东西，对孩子出手大方，这是他们与父母的相处方式之一。
走进他们，“留守儿童”不再是概念，变成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还有那些纠缠不清的细节。有的小孩是出生了两个月，有的是出生8个月就被送回老家给爷爷奶奶带。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有很多辛酸，我以一个云南女孩的故事为例子。那女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留下她和哥哥。她与哥哥和爷爷奶奶分别住在家的前后院，吃饭有爷爷奶奶照看，睡觉就回到她和哥哥的院子。她成为留守儿童的第一年，感觉整个世界就剩自己一个人，所以她从来不敢关灯睡觉。
第二年，有一天，她哥哥半夜起来看见她开着灯，把自己的铺盖搬过来，铺在妹妹的身边。女孩子说感觉到了世界上就剩我和哥哥两个人。
这个女孩子还跟我讲到一个细节，有一天她很盲目地出去走走，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为什么要出去走？但她就这样走着。突然之间，她打了一个寒战，吹来一阵风，吹到了她脸上的泪痕，冰凉的眼泪让她一下子醒过来。她发现自己站在水库边上，吓了一大跳。“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要干什么？”
从那以后，女孩意识到自己生病了，是心理方面出了问题。留守儿童心理出现问题时向谁去求助？找谁去倾诉？有两个孩子提到，实在没有办法时，老师是倾诉对象，他们还会转向书刊，想在书刊中找到答案。除此以外，没人可以指导他们。
这个女孩后来说，她上大学之后学会了自我排解，被大自然治愈了。在外求学路上，也遇到温暖的陌生人，觉得自己被世界温柔以待。
但不是所有有心理问题的留守儿童都有这样的机会被治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一个学生说，他小的时候总翻来覆去想“他们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些委屈？”“为什么让我遭遇坎坷？”
留守儿童们能找到答案吗？只有在他成年以后，在自己也看到了生活艰辛的一面，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生下他，又为什么要抛下他。
至于怎么解决？绥化学院有一个活动关注留守儿童的项目，学生与附近农村的留守儿童结伴，通过打电话和写信，建立成长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至少有人可以聊天、倾诉，以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教育给贫困生带来机会
时代财经：2000年前后是教育扩招的时间节点，这跨度21年的毕业生，从他们身上能观察到教育的哪些好处？教育多大程度上帮助这些苦孩子？
艾苓：最大好处是让一些原来不可能进入大学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我是1985年考上大学的，1987年毕业，那个时候高考的录取比例是3%，高等教育还属于精英教育。在教育资源匮乏下，很多家庭富裕或者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全力以赴都考上大学。而家庭贫困的孩子，进大学的机会少一些。等到了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就逐渐成为大众教育。
考上绥化学院这一类二本院校的往往是在边远的省份或中西部县城和农村的孩子。扩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提高他们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可以肯定的说，在我采访观察到的21届毕业生里，有些孩子已经实现小康生活。特别前10年的孩子们，因为他们打拼的时间更长，至少留在黑龙江的这些孩子，都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比较满意。
大学教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敲门砖，他们有机会凭借着本科毕业证，获得各种考试机会。他们有机会考公务员、编制教师、其他事业单位，甚至去农场。
我采访的学生中，前10年去农场的比较多。农场是黑龙江农垦局一个政府化、机关化的机构，改制前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属于行政机关，下面会有分局和农场。毕业生去农场不是当农民，而是去农场的中小学当老师，或是去农场的机关做行政工作。
时代财经：绥化学院地处东北，近20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流出严重，经济也相对走弱。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县城和农村会选择东北院校？教育资源投入是否也不如经济发达地区？怎么看待教育分配不均的问题？
艾苓：绥化的教育资源投入不如东南沿海或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这是没有悬念的。
教育资源投入方面，以各高校招博士为例，很难有博士主动到东北绥化学院这类的二本院校来工作的。
教育投入不均衡，这个问题很很明显跟当地经济相关。国家教育法对教育投入有明确规定的，明文规定当地财政收入投入教育的比例以及增长率。
黑龙江一年的财政收入、教育投入与广东、上海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经济发达的地方，企业也会参与到高校的科研工作资助、教育资助等等。但黑龙江这样的大企业也少，参与度也不高，这都是制约问题。
至于同学们没有选择东南沿海，按我的观察应该还是分数的限制，另外还有专业选择的考虑。像一位云南女生，她是在分数线上有限制，没有机会在昆明读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就到了东北来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例如他们没有看过雪，报考东北来满足一下好奇心。
即便贫困也要争取接受高等教育
时代财经：你在书中还提到，学校里三分之一的学生是贫困学生，一半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你认为，这些孩子们在二本院校接受本科教育是好的选择吗？
艾苓：有一种观点觉得，考不上名牌大学，上大学有意思吗？你考不上名牌大学，很可能毕业就失业。在这种观点之下，可能就会觉得还不如让孩子学点手艺，找工作更好找。
我认为，还是尽可能接受本科教育，哪怕是包括像绥化学院这样的普通院校。我对我们这样的二本院校的本科教育还是很有信心的。
2017年起，国家对本科教育进行明确分类，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研究型高校主要是那些名校，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像双一流的建设投入，有很大的倾斜。应用型高校主要培养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像绥化学院这种新升本科院校明确定位在应用型大学，着眼于就业，进行专业建设。
比如说，以前绥化学院中文系仅仅一个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着眼于应用型大学建设后，中文系晋身为文学与传媒学院，除了设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培养教育的后备力量，还开设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后来又开了数字出版专业。社会缺什么、应用型大学就提供什么。
此外，接受本科教育的学生，他的职业天花板高一点。
时代财经：你书中提到，80后学生就业更多青睐考公，而90后有更多选择，可以去创业和做自媒体。随着自媒体更加发达了，年轻人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谋生致富。有的年轻人更加认为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而不重视教育。怎么看待现实中存在这样的现象？
艾苓：如果谁要是认为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重视教育，这是一个短视行为。
看问题不一样，格局就不一样。有的人直播带货没什么文化含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很快就暴富，成为了网红。这样的人很多容易产生一种误导，觉得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投入那么多教育资源去读大学？
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未来的路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直播带货很快的红起来了，然后很快的就消沉了。但董宇辉直播带货为什么持续的时间这么长，就是和他接受的教育有关。
受过教育的人，在哪一条路上走都会走得更远一些，更扎实一些。我还是想强调一句话，教育永远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好的投资投入，千万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利益做出短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