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各地政府的产业发展进入新模式。“以前是在城市边缘地带划一块地建产业园，各种科学活动基本没有，商业配套设施也不是太齐全。虽然产业园内的工厂每年营收流水可达百亿，但是都是加工厂，没有创造力。”全球创新中心总干事、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赵刚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说。
在用于承载创新的载体上，各地政府的思路逐渐从修建“产业园”进化为打造“科学城”。这要求政府不单是在资金上给予扶持，还要在营商环境、科研环境、居住环境上皆有所作为。现阶段，北京怀柔、上海张江、深圳光明、合肥滨湖、武汉光谷，这五大科学城较为出名。
赵刚指出，“科学筑城”已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新理念。政府能否完成观念上的转变，直接关系到各地能否在人才争夺战中占领高地，完成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此外，在本次专访中，赵刚还详细阐述了各地政府造科学城的意义、难点以及如何保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赵刚。资料图
机遇：从“园”到“城”，背后有何深意？
南方财经全媒体：“园”和“城”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赵刚：“园”只有产业，白天很热闹，晚上就成了黑漆漆的“鬼城”。但“城”是用于居住，交通、学校、医疗等各种配套条件都要均衡。因此，从园到城最大的区别在于，城是以人为核心，不仅有学习工作，还有休闲娱乐，整体而言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如此才能让高端人才自发愿意在此工作、生活、扎根，自然而然形成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集群。
南方财经全媒体：在建城的过程中，为何各地讲求要建“科学城”？
赵刚：这个与中国的产业发展规律有关。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在制造业规模、产品类别等方面，达到了世界之最，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是不足的。归根结底还是基础研究薄弱，这导致中国产业发展正面临不少技术上的瓶颈。所以现在各地政府对科研人才极度渴求，尤其是科学家群体。这就回到了建造科学城的根本目的——打造一个以科学家群体为核心的社区。
科学家群体的到来，将能促进区域产业加速迭代，例如，生物技术上的突破有助于材料学的发展，形成新材料产业集群。因此，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聚集可加快科创“蝶变”，为产业带来新机遇，同时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转变：从房地产到大设施，政府搭台避免市场失灵
南方财经全媒体：以前是房地产开发商大干快上，如今是政府搭台发展产业，例如，深圳市政府计划用7.2亿搭建科研大设施装置，支持合成生物产业的发展。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赵刚：首先，政府搭台的发展模式可有效避免市场失灵。因为大多数基础科研上的创新成果，至少10年才能看到成果，有些科研甚至到头来得到的只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这对于以盈利为根本性目的的企业来说，一是没有足够的意愿投入，二是没有力量能够做到长期投入。因此，这时候需要政府作为创新组织者的角色出现，调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
其次，科学城的存在辐射面较广。官方对于光明科学城的定位中涉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枢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因此科学城里不仅要配套基础生活设施，还要修建基础科研装置，为科学家搭建起世界一流的科研环境。这就是常说的“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而这恰恰是房地产开发商解决不了的问题。
发展：服务人才要丰富，企业形态要多元
南方财经全媒体：正所谓造城容易、发展难，尤其是“科学筑城”。有不少地方最后都变成了“睡城”，这个应该如何避免？
赵刚：政府作为创新组织者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科学城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服务人才去做支撑。例如，科学成果转化落地需要有律师提供知识产权的法律服务；科学家在生活工作期间生病了需要有医生看病；其子女还需要有教师授课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的建立，都需要政府去推动。
除了要有人才，一个地方的发展还必须讲求市场主体有活力。这就要求科学城里要放入大批高质量的企业，并且这些企业的形态要足够多元化，例如从规模上可分为大、中、小型企业；从性质上可分为国企、央企、民企；从功能上可分为科研机构、孵化器、金融服务等。如此产业生态才算得上丰富，产学研才能达到深度融合。
这需要政府以企业为主体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而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要促成企业能够同时进行科研活动和产业化。目前光明区以“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的“链式”思维进行产业布局，同时还以“科研-转化-产业”全链条企业培育模式，不仅避免了单一化发展的问题，同时还为企业划分了发展的梯队。
此外，光明区在产业的选择上，布局合成生物产业，走在了产业的最前沿，以最先进的技术力量，吸引最顶尖的人才。其次，在平台搭建上，光明区积极打造国家级、省级实验室，与其他区域形成差异化发展。这些都有助于光明区在区域发展上保持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