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效俊
鎏金铜铺首
鎏金铜铺首，直径25.8厘米，环径20.7厘米，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铺首圆形底盘边缘一周联珠纹，中心浮雕龙形兽面纹，兽口舌卷铜环。从出土地点推测鎏金铜铺首是大明宫宫殿门上的构件。铺首具有启闭门扉或叩门的功能，不仅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门饰，而且有彰显皇宫威严、皇家君临天下的气势的意义。含元殿是大明宫的前朝第一正殿，是皇帝举行庆典活动之所，也是长安城的标志建筑。唐代诗人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一诗中描绘了大明宫早朝的壮丽画面：“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宫人扣动金铺首、开启宫殿正门，迎来万国来朝的朝会，也迎来大唐盛世。而经过“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而衰，晚唐诗人杜牧路过兴庆宫，在《过勤政楼》中哀叹：“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曾经被频繁开启、扣动的宫门金铺首如今无人触动、布满紫苔。
《客使图》
《客使图》，高185厘米，宽247厘米，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神龙二年，706年）墓道东壁。墓道东西壁的两幅《客使图》生动地表现了唐朝官员接待各国使者的情景。位于东壁的《客使图》画面构图分为两个单元，左侧是三位唐朝官员组成的闭合的圆圈，右侧是三位外国使者组成的开放的布局。推测三位唐朝官员为鸿胪寺官员，均着初唐时期的朝服，头戴笼冠，身穿阔袖红袍，白裙曳地，腰系绶带，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三人相对似在商议。后面三位外国使者均拱手躬身恭敬地站立，似在期盼、等待。为首一人秃顶蜷曲黑发，高鼻深目，身穿翻领紫袍胡服，腰间束带，足穿黑靴，推测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一人头戴红色鸟羽冠，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皮靴，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内着圆领黄袍，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应是来自我国东北寒冷之地的靺鞨族使节。据记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等机构，专门管理和接待外国宾客和少数民族使节。
狮子纹白玉带銙（1副）
狮子纹白玉带銙（1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何家村窖藏共出土10副玉带，盛放狮子纹白玉带銙的银盒上墨书题记为“碾文白玉纯方銙一具，一十六事并玉玦”。狮子纹白玉带銙由方銙、圆首矩形銙（扣柄）、圆首矩形铊尾、玉带扣等总计16件组成。其中大銙长5厘米，宽3.8厘米，厚1厘米；方銙长3.8厘米，宽3.6厘米，厚0.6厘米；铊尾长4.8厘米，宽3.8厘米，厚0.6厘米。15块带板上碾琢了姿态各异的狮子15只。纹样的雕琢方法为平面上斜刻剔地，再刻画眼睛、鬃毛等细部。
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10副玉带銙可推测它们的主人拥有高贵的身份和等级。隋唐时期建立了严格的章服制度，不同等级的官员，其革带的质地与銙数各异。玉带始终是唐代皇室贵族和三品以上官员专用的高贵物品。狮子纹白玉带銙材质为来自西域的和田玉，纹饰所表现的狮子是汉代以来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土的异域动物，可见外来文明已经巧妙地融入了唐朝贵族生活。
海兽葡萄镜
海兽葡萄镜，直径21.3厘米，汉中市西乡县出土。镜的背面中央为伏兽钮，弦纹高圈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舒卷缠绕的枝蔓连接的葡萄纹为底纹，浮雕8只姿态各异的海兽环绕镜钮；外区外缘凸起，装饰一周卷云纹，外缘以内区域一周以葡萄纹为底纹，其间装饰刻画细致的海兽和飞鸟，奔跑、飞翔于葡萄枝蔓之间。
海兽葡萄镜是在隋至唐初流行的瑞兽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去掉了铭文和规矩刻板的图案化装饰，代之以新颖浪漫的海兽葡萄纹饰。礼泉县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麟德元年，664年下葬）出土的海兽葡萄镜证明初唐时期海兽葡萄镜已经出现，高宗至武周时期开始流行，是最早将高浮雕艺术使用在铜镜上的作品，具有开创性和观赏性。“海兽葡萄镜”之名出自清代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这个定名为现代学者所广泛接受。“海兽”是以狮子为原型，根据想象、结合诸种动物特征合成的神兽，装饰在铜镜背面更是一种祥瑞符号化的表现方式；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它茂密的果实象征着“多子多福”。海兽葡萄镜铸造工艺高超，镜背多层次的浮雕装饰错落有致，具有立体感，饱满富丽的风格不仅体现了盛唐时期繁荣富强的时代风貌，外来纹样的海兽和葡萄融入铜镜这种中国传统工艺品，也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大唐风度。
鸳鸯莲瓣纹金碗
鸳鸯莲瓣纹金碗，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重391克。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何家村窖藏出土两件造型、纹饰一致的金碗，是唐代金银器的代表作。金碗敞口、鼓腹、喇叭形圈足，造型饱满庄重。碗内外壁以多种中西方工艺装饰精美富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金碗主体锤揲成型，圈足和碗体焊接而成，内外壁錾刻多层次纹饰。金碗外壁满布珍珠地纹，腹部锤揲出双层仰莲瓣，上层莲瓣中分别錾刻鸳鸯、鹦鹉、鸿雁、鹿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珍珠地纹上装饰宝相花。圈足底沿装饰一周联珠纹，内底流云纹中刻一只飞鸟。金碗壁面锤揲出莲瓣的装饰工艺直接受到粟特金银器的影响，这种工艺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传播至西亚和中亚。活跃于丝绸之路的粟特工匠熟练地掌握锤揲工艺，制作出大量使用凸鼓多瓣纹装饰的金银器。
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空前繁盛，大量西方金银器和金银工匠进入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器工艺的发展。从金碗可见唐代金银器已经完全吸收并掌握外来工艺，以高超的工艺和巧思表现鸳鸯、莲花、蔓草等唐朝人喜爱的吉祥纹饰，创造出符合唐朝人审美理念的精美器物。鸳鸯莲瓣纹金碗闪耀着中西文明的光芒，代表着唐人的创新精神。
兽首玛瑙杯
兽首玛瑙杯，长15.6厘米，高6.5厘米，口径5.9厘米，何家村窖藏出土。玛瑙杯选用红、棕、白三色相杂的玛瑙制作，俏色纹理和杯体造型的巧妙结合使得玛瑙杯轻盈飘逸，充满动感。这种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玛瑙杯整体似兽角状，前端刻画出牛形兽首，嘴部镶金盖，推测为饮酒器。
兽首玛瑙杯的造型仿自西方传统的角杯——来通（Rhyton），希腊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是礼仪和祭祀活动中注神酒的圣物。来通传入亚洲，广泛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在西亚、中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在撒马尔罕附近的片治肯特粟特壁画中出现兽首来通，其头部造型为带双角的牛首，应体现了粟特式来通的造型特征。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3或4世纪时来通传入西域，6世纪来通开始在内地出现。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如山西省太原隋开皇十三年（593年）虞弘墓石椁浮雕有持角状器于口边的人物形象。据孙机先生研究，兽首玛瑙杯的造型仿自粟特式来通，制作年代约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前期，可能是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抑或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制作的。这种具有异域风情的饮酒器具融入唐朝贵族的日常生活，反映了他们开放豪迈的风尚。
三彩胡服女骑俑
三彩胡服女骑俑，高33厘米，长27厘米，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神龙二年，706年）出土。骑马女子双臂平举，应在持缰绳驾马。她的身姿干练优美，头梳高髻，身穿衣袖、腰身紧窄称身的绿色胡服，胸前翻出红色领。女性骑马是汉唐之间社会风尚的一次巨大变化。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带来的重要文明成就是骏马融入汉民族的生活。汉武帝为了提高骑兵的作战能力，先后从西域的乌孙和大宛引入良马，大宛汗血宝马深得汉朝人们的喜爱，被称为“天马”。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进一步将骑马文化传播至中原，隋唐时期骑马成为军事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不仅男性普遍骑马，而且受到胡风影响，妇女骑马成为一时风尚。
从初唐至盛唐的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出土女骑马俑，应当是当时现实社会女性骑马风尚的真实写照。骑马女性的装束从初唐到盛唐逐渐由遮蔽到开放，反映了唐朝逐渐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女性更加自由的精神气质。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描绘边地女性骑马射猎的英姿：“……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张祜的《集灵台》描写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骑马入宫的轻快和洒脱：“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可见盛唐时期女性骑马风尚的普遍流行。
《乐舞图》
《乐舞图》，高233厘米，宽396厘米，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办郭庄村韩休墓（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墓室东壁出土。墓主韩休（672～740年），字良士，是唐玄宗朝的名相，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均有记载。其子韩滉绘有传世名画《五牛图》。《乐舞图》正对着墓室西侧墓主人的棺床，描绘了庭院中的乐舞景象，风格轻松浪漫，气氛喜乐圆满，似在营造墓主人来世仍在享受歌舞的“乐园”意象。
画面共绘有男女乐舞伎14人，分男女两组对称构图，左侧为汉人女子，右侧为胡人男子，相对歌舞。女子乐伎所执乐器有筝、箜篌、笙和拍板，与隋唐传统汉族乐舞清乐（清商乐）相近；男子演奏的乐器有排箫、曲项琵琶、箜篌、筚篥和小铜钹，与流行于盛唐的“胡部”乐相近。男女舞者相对舒臂而舞，从身姿可见在轻盈地旋转，但是与胡旋舞高速旋转、紧张激烈的舞姿不同，体现出唐朝贵族优美典雅的风韵。
三彩载乐骆驼俑
三彩载乐骆驼俑，通高56.2厘米，长41厘米，骆驼高48.5厘米。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因其釉料在烧制过程中自然变化而创造出瑰丽多彩的艺术效果。三彩载乐骆驼俑釉色鲜明亮丽，造型新颖生动。唐代工匠用浪漫的艺术手法将舞台设置于驼背之上，仿佛在演奏一曲丝路上飘扬的乐章。7名男乐手头戴黑色幞头，身穿黄色、绿色、白色圆领束腰长袍，面朝外盘腿而坐，分别演奏笙、箫、琵琶、箜篌、笛、拍板、排箫。裙装女歌者站于男乐手之中引颈歌唱，右臂举至胸前，左臂下垂。乐团成员表情恬静甜美，仿佛陶醉于演奏之中。
从乐器组合推测是在演奏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唐代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胡部”条记：“乐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筚篥、笛、方响、拍板，合曲时亦击小鼓（铜）钹子，合曲后立唱歌。”《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升胡部于堂上。”推测在唐朝正式允许“胡部”乐在宫廷殿堂演奏之前已经广泛流行于民间，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胡乐胡舞深受唐朝各阶层人们的喜爱。
镂空飞鸟葡萄纹银香囊
镂空飞鸟葡萄纹银香囊，外壁直径4.6厘米，链长7.5厘米，重36克，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法门寺地宫出土同类物品，与同出《衣物帐》石碑记载的唐僖宗供奉“香囊二枚重十五两三分”对照而得知其名为香囊。香囊外壁为镂空银球，装饰飞鸟纹、葡萄纹和忍冬花纹，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分割为两个半球，一侧以铰链相连，另一侧以活轴相套合。下半部球体内设两层银制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内部承托半圆形焚香金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用银制铆钉铆接，可以自由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自身重力，无论如何转动金盂总能保持平衡，香灰不外撒。它的构造原理与现代陀螺仪相同。香囊顶部有环纽套接链条，上部有弯钩以供悬挂香囊，可悬挂于室内，也可以随身佩戴。
《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安史之乱”后挖开杨贵妃马嵬坡旧冢，发现“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由此推测杨贵妃佩戴的是这类金属香囊。先秦时期即有熏香习俗，汉代发现大量熏香用具。随着张骞凿空西域，胡椒、丁香、迷迭香、安息香等外来香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丰富了贵族生活。唐代熏香习俗更加流行，成为社会生活和宗教礼仪的重要内容，源自非洲、欧洲、南亚、中亚等地的大量香料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使大唐文明散发着迷人的丝路芬芳。
（作者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本资讯图片由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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