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北京市民李赟的孩子升入小学四年级。他告诉记者，育儿路走了九年之后，目前总算越走越“顺”了。
这个“顺”，是李赟参加学校组织的家长学校之后的感受。“没上家长学校之前，说实话，教育孩子总感觉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起早贪黑，放学后对着课本逐一检查，总能发现孩子有记不牢的知识点。得，还要再教一遍。太累了！上了家长学校之后，感觉把教育的几方关系理顺了，对学校的信任感多了几分，自己的‘任务量’也减少了，更得心应手。”李赟感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李赟一样的家长很多。在家长看来，如何让家校彼此信任，是解决长久以来家校协同问题的起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有机衔接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诉求。推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已迫在眉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朱文辉如是说。
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我们该如何让“家校社”拧成一股绳？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着力点在哪？
1.瓶颈：责权不清和信任感缺失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累”是家长和教师口中的高频词。“累”源自边界不清，也有家校之间信任感不强带来的“任务量叠加”。
太原市民刘芳的孩子上高二了，一路走来，她始终觉得很累。“这种累，不仅仅是照顾孩子的辛苦，还包括给孩子完成杂七杂八的任务，比如检查作业、做小报、录视频等。”在她看来，有一些作业并非家长的职责所在，但因为家校间的信任感较弱，他们还是愿在孩子身上多花精力。“作为父母，我们愿意为孩子付出，但家长、学校对于孩子教育的边界在哪，如何共同教育好孩子，其实是我们更关心的。”
如何确立各自边界？构建家校社三方的信任感？
“目前，就学校教育而言，虽然‘双减’成效正在显现，但一些‘老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考试当先，学业外溢，学科知识学习与现实生活、社会层面的联结不够，受教育者难以通过认知活动提升能力，实现全面发展。教育评价依然停留在看重分数、首要应试的层面上。”山西省特级教师刘补明指出，家长一方面专注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又渴盼拓展其全面发展的空间。当二者难以兼美，往往会出现急躁与焦虑情绪，影响孩子成长环境。在心理危机预警与干扰系统构建方面，家长的配合不够深入，使得相关工作难以及时与有效开展。
“同时，三方主体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冲补充道，有些家庭教育存在超前超纲学习的“越位”问题，还有些家长过度依赖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存在家庭教育“缺位”问题。有些学校存在让家长检查作业等“学校教育家庭化”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校社教育定位存在错位现象，导致协同差。”
“三大主体关系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主要是因为三方在教育立场上存在分歧，学校、家庭、社会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呈现责权不清和价值诉求冲突。”朱文辉进一步解释。
他表示，由于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加上缺少家庭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因而在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存在理解片面、能力不足等问题。“社会教育供给不足，难以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一些社会教育资源难以整合和有效利用，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间缺少专门的链接渠道和有效的深层关联机制。”
李赟也认为，种种因素导致信任缺失，让家校社难以真正协同育人。“建立信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毫无疑问是三方协同育人的起点。彼此放心，才能营造一切为了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2.现实：协同育人机制逐渐体系化
实际上，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探索，一直没有停步。
朱文辉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机制探索，从强调教育全社会参与到凸显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作用、从宏观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修订，到更加细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均表明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逐渐体系化、清晰化、具体化。
他表示，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倡导提高家校社协同育人合作质量，并为学校、家庭、社会提供支持性服务。如上海、江苏、江西等地区尝试将家校合作作为区域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通过学校、家庭、社会、政府多元支持体系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高质量、多途径、全方位发展。
然而，我国中小学阶段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仍处于探索之中。“在家校协作育人过程中，学校教育占主导地位，家庭教育处于辅助地位。传统的家委会、家长会和家长学校促进了家校沟通，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家校合作存在意愿不强、相关主体参与度低等问题。而社会主要通过校外公益性教育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参与协同育人。”张冲告诉记者。
刘补明分析说，当下，信息来源广泛且巨量，学习者获取知识、捕捉信息的途径呈现出多元选择，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使得大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正因如此，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地位更加凸显。”
3.发展：构建协同育人指标和评估体系
家校社协同育人，各地各校也在持续探索。
今年7月，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高一学生时心琳去贵州参加了公益助学。她很庆幸能拥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走进山区看到很多留守儿童，才更加珍惜当下衣食无忧的生活，也更加懂得身上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青春的意义”。
记者了解到，该中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贵州、青海开展公益助学活动。这项由家长组织、学生向社会募捐并得到当地社区支持的活动，很受学生欢迎。校长杨培明认为，家校社协同育人要超越传统家校合作只关注学生学习成绩、家长配合学校督促孩子完成作业的单一形式，探索发挥家校社合力，让青少年在真实活动体验中增强责任意识，涵养家国情怀。
“构建信任感，需要实招妙手、多措并举。”在朱文辉看来，三方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深度融合，构建科学、系统、特色化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基础。他还建议，要进一步推进家庭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以规范各地家庭教育内容、健全家庭教育服务体制、提高家长教育能力和水平。
张冲认为，提高协同育人专业性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要按照协同教育的规律设计和组织开展教育活动，提高相关人员在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沟通方法等方面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兼顾共性和个性化发展，为学校和家庭精准匹配适合的教育资源。”
“学校主体作用一定要发挥好。”朱文辉说，学校要制定完善的家校制度，如学校管理制度、家长委员会制度、家长培训制度等等。积极推动实现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并结合地区内教育政策对社区资源进行整体设计，根据区域内家庭、学校、社会的各自责任与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安排。
“建立长效机制”，则是张冲更为看重的一点。她表示，应建立多主体联动机制，明确并制度化家校社协同合作的领域、分工、程序等。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数字化平台，提升育人主体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要积极构建科学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指标和评估体系，确保家校社协同走向科学化、常态化。”
今年九月，北京市民李赟的孩子升入小学四年级。他告诉记者，育儿路走了九年之后，目前总算越走越“顺”了。
这个“顺”，是李赟参加学校组织的家长学校之后的感受。“没上家长学校之前，说实话，教育孩子总感觉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起早贪黑，放学后对着课本逐一检查，总能发现孩子有记不牢的知识点。得，还要再教一遍。太累了！上了家长学校之后，感觉把教育的几方关系理顺了，对学校的信任感多了几分，自己的‘任务量’也减少了，更得心应手。”李赟感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李赟一样的家长很多。在家长看来，如何让家校彼此信任，是解决长久以来家校协同问题的起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有机衔接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诉求。推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已迫在眉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朱文辉如是说。
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我们该如何让“家校社”拧成一股绳？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着力点在哪？
1.瓶颈：责权不清和信任感缺失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累”是家长和教师口中的高频词。“累”源自边界不清，也有家校之间信任感不强带来的“任务量叠加”。
太原市民刘芳的孩子上高二了，一路走来，她始终觉得很累。“这种累，不仅仅是照顾孩子的辛苦，还包括给孩子完成杂七杂八的任务，比如检查作业、做小报、录视频等。”在她看来，有一些作业并非家长的职责所在，但因为家校间的信任感较弱，他们还是愿在孩子身上多花精力。“作为父母，我们愿意为孩子付出，但家长、学校对于孩子教育的边界在哪，如何共同教育好孩子，其实是我们更关心的。”
如何确立各自边界？构建家校社三方的信任感？
“目前，就学校教育而言，虽然‘双减’成效正在显现，但一些‘老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考试当先，学业外溢，学科知识学习与现实生活、社会层面的联结不够，受教育者难以通过认知活动提升能力，实现全面发展。教育评价依然停留在看重分数、首要应试的层面上。”山西省特级教师刘补明指出，家长一方面专注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又渴盼拓展其全面发展的空间。当二者难以兼美，往往会出现急躁与焦虑情绪，影响孩子成长环境。在心理危机预警与干扰系统构建方面，家长的配合不够深入，使得相关工作难以及时与有效开展。
“同时，三方主体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冲补充道，有些家庭教育存在超前超纲学习的“越位”问题，还有些家长过度依赖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存在家庭教育“缺位”问题。有些学校存在让家长检查作业等“学校教育家庭化”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校社教育定位存在错位现象，导致协同差。”
“三大主体关系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主要是因为三方在教育立场上存在分歧，学校、家庭、社会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呈现责权不清和价值诉求冲突。”朱文辉进一步解释。
他表示，由于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加上缺少家庭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因而在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存在理解片面、能力不足等问题。“社会教育供给不足，难以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一些社会教育资源难以整合和有效利用，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间缺少专门的链接渠道和有效的深层关联机制。”
李赟也认为，种种因素导致信任缺失，让家校社难以真正协同育人。“建立信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毫无疑问是三方协同育人的起点。彼此放心，才能营造一切为了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2.现实：协同育人机制逐渐体系化
实际上，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探索，一直没有停步。
朱文辉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机制探索，从强调教育全社会参与到凸显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作用、从宏观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修订，到更加细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均表明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逐渐体系化、清晰化、具体化。
他表示，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倡导提高家校社协同育人合作质量，并为学校、家庭、社会提供支持性服务。如上海、江苏、江西等地区尝试将家校合作作为区域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通过学校、家庭、社会、政府多元支持体系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高质量、多途径、全方位发展。
然而，我国中小学阶段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仍处于探索之中。“在家校协作育人过程中，学校教育占主导地位，家庭教育处于辅助地位。传统的家委会、家长会和家长学校促进了家校沟通，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家校合作存在意愿不强、相关主体参与度低等问题。而社会主要通过校外公益性教育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参与协同育人。”张冲告诉记者。
刘补明分析说，当下，信息来源广泛且巨量，学习者获取知识、捕捉信息的途径呈现出多元选择，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使得大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正因如此，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地位更加凸显。”
3.发展：构建协同育人指标和评估体系
家校社协同育人，各地各校也在持续探索。
今年7月，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高一学生时心琳去贵州参加了公益助学。她很庆幸能拥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走进山区看到很多留守儿童，才更加珍惜当下衣食无忧的生活，也更加懂得身上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青春的意义”。
记者了解到，该中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贵州、青海开展公益助学活动。这项由家长组织、学生向社会募捐并得到当地社区支持的活动，很受学生欢迎。校长杨培明认为，家校社协同育人要超越传统家校合作只关注学生学习成绩、家长配合学校督促孩子完成作业的单一形式，探索发挥家校社合力，让青少年在真实活动体验中增强责任意识，涵养家国情怀。
“构建信任感，需要实招妙手、多措并举。”在朱文辉看来，三方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深度融合，构建科学、系统、特色化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基础。他还建议，要进一步推进家庭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以规范各地家庭教育内容、健全家庭教育服务体制、提高家长教育能力和水平。
张冲认为，提高协同育人专业性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要按照协同教育的规律设计和组织开展教育活动，提高相关人员在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沟通方法等方面能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兼顾共性和个性化发展，为学校和家庭精准匹配适合的教育资源。”
“学校主体作用一定要发挥好。”朱文辉说，学校要制定完善的家校制度，如学校管理制度、家长委员会制度、家长培训制度等等。积极推动实现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并结合地区内教育政策对社区资源进行整体设计，根据区域内家庭、学校、社会的各自责任与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安排。
“建立长效机制”，则是张冲更为看重的一点。她表示，应建立多主体联动机制，明确并制度化家校社协同合作的领域、分工、程序等。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数字化平台，提升育人主体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要积极构建科学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指标和评估体系，确保家校社协同走向科学化、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