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介绍历史沿革的篇章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将这句话放在了开头。
近期，有关“供销社重出江湖”的言论在网络引起热议，相关上市公司股价也出现较大波动。事实上，供销社从未远去，只是不再扮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虽然其规模仍不可忽视。
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显示，2020年，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3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8667.1亿元，农产品(000061)类销售额22205.3亿元，消费品类零售额18234.5亿元，再生资源类销售额2824亿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更多的是没有额外特权、权责对称、盈亏自负的经营主体。如果供销社跟其它的经营主体一样，在公正的市场环境中平等的竞争，当然是好事。”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建明称。
在许建明看来，对于舆论的热议，相关部门应该消除外界对附着于供销社身上的担心，需要让大家看到并相信，供销社跟其它经营主体一样，是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同台竞技，而非作为一个特殊的、凌驾于其它经营主体之上的存在。
首辅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盛极一时，因此有人一提到供销社就开始”望文生义”“杯弓蛇影”。其实，由于流通领域的开放以及自身的问题，现在的供销社已不是历史上的那个供销社了。
重要的1995年
对于外界较为关注的所谓“供销社恢复重建”，其实是指1995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恢复成立。
199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农村改革的要求，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在总结供销合作社过去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而在此之前的供销社，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1953年10月开始，国家陆续对粮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由于供销社有“统购统销”的专营权，可谓是盛极一时。
1965年，以基层供销店为原型的《红色背篓》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引起共鸣，供销社又被称为“红色背篓”。同时，那一时期还流行着一句反映供销社“金饭碗”的顺口溜——“方向盘、听诊器、营业员，拿什么都不换！”
在新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之前，供销社经历过与国营商业的分分合合，分别于1958年、1970年、1982年三次与商业部合并，又分别在1962年、1975年和1995年从商业部门里独立出来。这期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放开化肥、棉花等农资专营权，供销社失去垄断地位，经营一落千丈，出现大面积的亏损，迫使其围绕经济效益进行改革。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1992年“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有相当一部分基层供销合作社实际上陷入了“网破、线断、人散”的境地。
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998年确立了改革的总体思路，1999年工作重点转向了扭亏增盈。2000年全系统扭亏为盈，当年系统汇总实现利润13.77亿元。2001年，情况进一步好转，汇总实现利润16.39亿元，2002年达到28.6亿元。
在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加快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经过这一工程的强力推进，供销合作社业务得到恢复和加强。2011年，全系统初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经营服务网络。
十八大之后，供销社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开始加速。2014年4月初，国务院确定河北、浙江、山东、广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省，这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层面批复的第一家全国性改革试点。
此外，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提及供销合作社。比如，“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提升为农服务能力”；“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制定供销合作社条例”；“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
从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来看，截至2020年底，全系统有县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2789个，其中，省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销合作社32个，省辖市供销合作社344个，县供销合作社2412个。全系统有基层社37652个，比2019年增加5187个。
纪检曾刊文：深化供销社系统综合整治
由于其过去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有近年来中央强力推进反腐背景下的供销社系统官员接连落马，供销社这个“庞然大物”也不时进入舆论视野。
11月2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原主任赵东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2021年12月，湖北省供销社原副主任明平安被查，2022年6月被开除党籍。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5月13日发表的《严查涉农服务、土地出租、融资担保等环节腐败 深化供销社系统综合整治》一文提到，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腐败除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等传统涉农服务环节外，还蔓延向土地出租、工程建设、融资担保等环节。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2020年4月10日刊发的文章《供销合作系统反腐透视》所描述，该系统暴露出的一些违纪违法问题，或与其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制衡失灵不无关联。
该文章提到，供销合作社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决定了其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仅负责其党的关系和领导干部管理，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
许建明称，一些供销社自成立之初，就在当时的城乡结合部，以低价甚至零地价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土地，而这些土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价值暴涨，如今成为了该系统的重要资产，可以用来租赁，获得大量租金；与此同时，一些供销社这些年，以集体所有制的名义，扩大公有制资产，进入原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领域，获得了民营企业难以比拟的，比如贷款、土地、产业发展等倾斜性特惠，就产生了许多权钱“合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