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19日，我离开了我生活了16年的城市沈阳，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一个叫做杜家沟的小村庄。当我们坐马车唱歌来到这里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永生难忘。穿着破烂衣服的“社员”们扛着我们的行李，他们全身上下都缝补了好几个补丁。大人们面色憔悴，孩子们睁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回到了电影《白毛女》里看到过的杨白劳和喜儿。
由于没有房子，我和其他8个男生只能住在生产队队部。队部在一个干打垒筑起来的院子里，旁边还有一个场院，在秋天打场，在春天种菜。队部院子里是五间坐北朝南的土房子。一进门就是灶间，一口大锅挂在那里，是队里猪倌用来煮猪食的。
旁边是一盘碾子，套上带蒙眼的驴，是“社员”们碾米轧面的地方（一直到我1974年离开，队里都没有电）。灶台右边是两间北房，进门是一铺南炕，再过去是另外一间北炕。我们九个男生住在那里，北炕头上挂着秫秸杖子，灶台外还有一口大铁锅，是我们用来做饭的。南炕外面就是生产队的炕，平时老更（jing）官住在里面，上工前、开会的时候炕上挤满了“社员”。
院子里还有五间西厢房作为队里的仓库，东厢房则养着仅有的十几匹骡、马和驴。它们是队里的全部畜力，种地、运输等力气活全靠它们。五间正房前面是一个大猪食槽子，喂养着队里的母猪们。猪食槽旁边是一口小井，可以从细细的井管里打水，人和牲口都可以喝到。院子里还停放着几辆大车和两台胶轮车。秋天用牲口拉着车将地里的庄稼拉进场院，春夏套上犁杖种地、趟地。冬天送完公粮后，马车可以拉石头搞副业，初春马车负责往地里送粪。
特别照顾女同学的我们，8个小姐姐竟然住在了贫困的胡大爷家，这也让我们的插队之旅变得更加有意义！三间土墙房，我们住在东屋，南北两侧是土炕，简单朴素的生活环境让我们更加珍惜与感恩。插队第二天下午，我们跟着社员去十田地割谷子。蓝天白云、谷浪金黄，一片收割欢歌笑语中，我们学生党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劳动力。
但是手里的镰刀不太听使唤，连垄带草地没准都被捅了一遍。割谷子就像是攀登一座高山，虽然艰难却不失乐趣，汗水湿透了衣衫、泡起了手上的皮肤，但是勇士从来都不惧怕挑战。城里来的“学生”让社员们显得格外兴奋，呜嗷喊叫地助力全开！太阳落山前终于收工，我们累得腰酸背疼、满手是泡、浑身是汗！这一天的劳动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生活和劳动也在等着我们。
不过，插过队的都知道，过三道关是必须的，生活关只算第一关！吃住是小事，跳蚤才是大问题！跳蚤这种无孔不入的小东西才是最让我们难受的！但是，这只是小挑战，更多考验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第二关，劳动关，这一关可没那么容易过。第一天割谷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后来，全面投入秋收大战，掰苞米、割豆子、割高粱......社员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掰苞米的时候，感觉手指都要掰断了，但是看到掰开的苞米，心里也特别有成就感。
割豆子是个苦活儿，豆子扎手、豆秸发艮，有时候还得蹲着割，真是让人累到不行。
割高粱更是挑战极限的活儿。一人多高的高粱，要放倒，一人必须同时拿七根垄，往往干着干着就丢了一根垄。
在最累的农活中，南玻万的当数“刨茬子”，就是把收割过的高粱、玉米的小半截根儿从地里刨出来。这项工作需要耐心和技巧。
最初干时跟不上，我们女生是三人拿两根垄，算大半拉子，但是大家进步很快，不久就拿整根垄了。努力和团结就是我们的法宝！
那次刨茬子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在一个叫八天地的大地块儿里，垄很长，庄稼长势也不错，茬子更是粗壮。第一年干这个活儿，我心里打怵不说，使力不够还刨不深，费力不说还常常刨不下来。刨浅了又有可能打茬管儿，既浪费柴火又省不了力气，队长一定会挨骂。
那天同学们三三两两去刨茬子，只有我一个人落后了。等到别人都干完自己的垄时，我离地头还有很远的距离（20米？30米？），太阳已快要下山了。此时我已经全身大汗、手上泡、口渴得要命，越挨拉越着急越刨不下来，眼看着人们从我身边一个一个赶过去。社员和同学们坐在地头喘息着，没有人立刻来接我。我极力地向前刨着，小镐翻飞不起来了，心里更加焦急，嗓子已经开始发紧。终于，在打头的倪组长喊了起来“接接，到头住工了！”随着话音落下，歇息了片刻的社员和同学们都挥舞着小镐来接我。
小徐、小潘、小韩……还有高中的小王、小史，这么多同学来接我，我顿时心生感激，又羞愧难当。在我十六岁的生涯里还是第一次这么狼狈，就像考试成绩倒数第一的学生，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同样是知青人家怎么比我强那么多？我为什么这么笨蛋？此时泪水已经溢满眼眶，我极力忍着，想装出傻笑的模样，可不听话的眼泪还是扑扑簌簌的落了下来。
身为排长的小王拿出大姐范儿笑着说“没事儿啊，是不是手打泡了？”，谁的手不打泡啊，只有我这么娇吗？和社员们比不了，和同学们也比不了，挨拉已经很丢人了，还要哭？在崇尚铁姑娘的时代，这简直真丢死人了！我越发的忍不住内心的悲伤，嗓子里堵着的东西也一涌而出，眼泪更像决堤之水。我声泪俱下，又不敢放大声，想极力压下去，所以我抽咽着，身体随着哭声不断地抖动，好久才慢慢地平复下来，擦干了眼泪，跟着大家走回住处。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怕困难，只有努力拼搏才能成功。
夏日的炎热，张队长带着妇女们在六天地铲谷子，无惧艰辛。可是，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下，他突然毛了起来。一开始，我还不敢随便打花搭板，生怕不认真铲地会被批评。可是，再忙碌也赶不上其他人的进度，甚至落后很远。直到到达地头，史大姐告诉我：“打头的毛了，都打花搭板，还有人扛着锄头跑呢！”听到这话，我又哭了。这一次不是因为自己太慢，而是因为自己太傻，竟然不知道可以打花搭板。
虽然这次没大哭，但这段经历却成了笑话，“六天地铲谷子拉哭xx”传了开来。之后的一年下乡，因为干活、做饭等事情，我哭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记不得因为什么，我一个人趴在胡大爷家东屋的炕上放声大哭，对面屋里的胡老姐并未进屋劝阻（我至今感谢她），让我痛痛快快的哭了个够，直到哭累了，自己擦干了眼泪。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衣食无忧，享受着优越的生活。然而，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地位最低的人群之一，甚至不如走资派。被打倒的走资派还有翻身的机会，但我们却没有。旧社会，我父母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改变命运，但现在这些已经不再可能。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年代，出身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唯一的出路是“重在表现”。
可是，我表现得很差，甚至比考试最后一名还糟。我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我的未来又会是怎样？我擦干眼泪，对自己说：“眼泪救不了你，哭死也没用。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勇气。”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流泪了。我咬紧牙关，闯过人生的一道道难关。
为了快速掌握农活技能，我谦虚地向贫下中农请教。三队社员勤劳朴实，热情帮我讲解：“人巧不如家什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我们使用的工具都是生产队提供的，并没有得到整理。所以我们去供销社购买了镰刀、锄头和小镐头，并与社员一起加工调整。锄杠必须笔直无弯曲，因为否则使用效果会大打折扣，当然这需要购买。
当所有工具都准备好后，我们开始收拾清洁工具。锄头需要在磨刀石上轻轻磨一下，不要太急，否则容易伤害幼苗。接着放进泔水缸里泡去铁锈，用布鞋底子擦一擦，再用指尖铲地时像一支笔一样灵活自如。镰刀则需要很快地磨刃。社员帮忙完成了这项任务，磨好后用指甲轻轻一试就知道挂刀情况。
有了适合的工具，干活变得更加轻松愉快。每天和社员一起干活儿，很快就融入了。在铲地时，通常会有一些男生先来接我们，特别是高大凤和霍大宝子，他们很喜欢接女学生。
现在干活儿也不再那么辛苦了，心情也变得舒畅。我们可以一边间苗，一边唱歌、唱样板戏。虽然工作累，但是欢笑声此起彼伏。
我对所有接触到的农活都充满学习热情，并积极实践。春天种地踩格子时，学习扶犁翻地、点种；夏天上化肥时跟老板学趟地。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学会了许多当地妇女都不会干的农活儿。但是我心里知道，胜利并没有来临，因为比赛才刚刚开始。
时间如飞驹一般匆忙，转眼到了1970年的秋天。我们下乡已经度过了三个丰收的季节。田间地头，高粱呈现红色，谷子金黄，满眼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大地上还没有开展收割的工作，但村庄里的小庄稼已经需要开始动手了。昌北的天气寒冷，主要种植大豆、玉米和高粱。为了过年能够制作面包和饺子，我们还种了一些小面积的麦子。此外，我们队里还需要种些糜子，将其碾成黄米面，制作黏豆包，在新春佳节与家人分享美食。由于糜子产量较低，只需种植一小块地即可满足需求。这就是传统的小庄稼。
有一天，队长“老合适”让我领着几个女劳力去割糜子。本应该是轻松随意的活儿，但当天只有我一个学生参加工作，其他都是妇女劳力。她们主动提出要分担我的工作量，即每人割六条垅自己捆好。我们队伍劳力短缺，凑不齐整齐的团队。所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采用了一种成手庄家把式干活儿的方法：每四人一组，一个人开趟子割两垅，另外两个人各自割两垅并扶趟子，最后一个人专门捆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整趟子的工作方式，但由于我在打场时已经学会了捆谷草，所以我很快适应了这种方式。
小妇女们对我有所怀疑，因为她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我以前被折磨哭的场景。然而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孩子。其中一个叫老史家小芝的女孩比我小四岁，秃头张年纪和我相仿，他们都是干活儿的高手。因为他们不服我的领导地位，所以小芝就挑战了我的权威。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甩开胳膊开始干活儿。我没有掉队，也没有落后，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我们一气呵成地割下了一大片糜子，周家大嫂累得只喊“歇歇吧”。小妇女们意识到我并没有虚张声势，也因此放松了警惕。事后，我直接让她们下地回家，她们都很高兴。这次胜利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心，也让我更有动力面对未来的劳动工作。
这是一个被大豆高粱覆盖的肥沃土地，位于辽宁北部的广袤昌图。我们插队的地方，刘家大队则在昌图县城以北100多里外的平原上。这片平坦的土地上有一条低洼地带叫做杜家沟，它沿东北西南走向，长达一里多宽。杜家沟的西、南、北三个自然村落分散在其西坡、南坡和北坡，而我们所在的刘家三队则在北杜家。
这是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子，100多口人只有30来个整劳力，但是却拥有100多垧土地（实际拥有，账本上是74垧），按一垧地等于十五亩来计算是1000多亩地。
杜家沟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村庄。春天，漫长的冬季过去了，大地苏醒了，村子里变得热闹起来。清晨，东方开始露出鱼肚白，人们开始忙碌一天的劳动。太阳慢慢从地平线上升起时，公鸡们开始高声打鸣，村里就会飘起袅袅炊烟。空气中弥漫着柴草燃烧后的味道，这时老板们要赶着送粪的车急急往队部赶，而劳力们看到车回来便知道早上的劳动结束了。
已经在农村生活了三年的知青们已经非常熟悉了这种生活。在劳动之余还有时间去写诗。起因是两位同学被调到西丰钢厂。老顾是高三同学，八年实验同窗，三载昌北务农，十几年的同学、朋友，一朝分别不免依依难舍。于是杜家沟的第一首诗——“献给朋友们”诞生了。这首诗点燃了杜家沟诗潮的火种，开始只有高中同学写，但七一年三月，二队的张树彦又应招去了军马场，他离别时的声势更加浩大，连小班同学（高中同学对初中同学的称呼）也加入写诗送别的行列。一时间，杜家沟成为了诗作如潮的地方。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不仅因为春天的工作轻松愉快，更是因为我有大把的时间写诗创作。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农村的一切，享受着田园生活的浪漫和乐趣。还记得有一次去西长垄刨茬子，与住工们一起往回走的时候，金色晚霞照耀下我们说说笑笑，心情格外舒畅。回想起三年前因刨茬子挨拉哭鼻子的情景，如今的我已经不再为前途担忧。时光荏苒，三年后的心情截然不同。
半年多过去了，我们开始筹划盖青年点。选址在生产队最近的十天地上，它处于小村中心位置居中、地势高、视野开阔。站在十天地上可以看见远处的村落和绿树房屋，还能清晰看见山梁上的三棵树。当时生产队干活儿的人都以此来判断时间，只要太阳偏离过了三棵树，就该住工回家吃午饭了。
青年点一共17个人，我们决定盖七间房子，其中四间是宿舍，两间是仓库，还有一间灶间。房子大门朝南，进门就是灶间，北面的走廊连接着六间独立的房子。整个设计方案非常完美，四间宿舍全部是暖山墙，那个冬天北面的走廊上挂满了白霜，但屋子里却烧热了炕暖洋洋的一点不冷。东西尽头的两间仓库较大，门对开，可以堆放许多杂物。西面的仓库后来还做成了“五四Ｏ六”菌肥厂的厂房呢！
有了平面设计图，我们就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当时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土坯造的，比干打垒垛墙的好很多。我们选择了当时村里最高的建房标准，土坯墙、松木檩子、芦苇芭顶和玻璃窗。上级为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每个知青发256元的安置费，我们就用这笔钱来买木料、玻璃和芦苇等材料。由高中男同学经手处理此事，很快就搞定了。最大的工程还是制作土坯，盖七间房子大约需要一万多块土坯，这么大的工作量一般人家都无法完成。但三队的社员真是太好了，队里答应利用挂锄时间为青年点脱坯。挂锄期间队里的壮劳力都在脱坯，当然不少男同学也在其中。农村干活儿四大累，其中就有“抬大泥”和“脱大坯”，男劳力们干了很长时间，一万多块土坯终于脱好、晾干、码垛了。
接下来是干盖房子的木匠活儿，秋天开镰之前我们动工了。拉坯那天，全大队六个生产队的十几辆大车都来支援，邻队车老板子也来帮忙。按照农村的习惯，主人要请帮工的人吃饭，饭的质量甚至会影响干活儿的速度和质量。
为了把土坯拉到房场，我们也随乡入俗拿出了最好的伙食——白面馒头，招待老板子。知青第一年下乡吃供应粮，因此有一定比例的大米白面，我们大约有三十来斤白面，全部拿出来蒸馒头，高中女生小史是大厨，头一天就在生产队的炕头上发好了面，第二天，我们几个小班女生帮厨烧火蒸馒头。老板子们知道午饭是馒头，干活儿格外卖力，待住工回来热腾腾的白面馒头也出锅了，他们甩开腮帮子开吃，馒头很快就供不应求了，史大姐急中生智又做了一锅高粱米饭补救。
老板子们吃光了馒头大约也有八分饱了，下午住工的时候，所有的土坯全部拉完了。我们一个馒头也没有吃到，是对老板子的食量估计太不足了。在每人每年只有几百斤毛粮的年代，一顿白面馒头对这些年轻力壮的老板子来说可以算是过年了。
在我们下乡的一周年纪念日——9月19日，全队的男劳力们几乎全部出动，一起来撮排（立房架）。但是，经历了吃馒头的教训后，我们特意用队里做豆腐的大锅焖了满满一锅秫米干饭（高粱米），并且做了一大锅鸡蛋甩袖汤。
这一次，饭没有吃光，房架子也顺利地立起来了！接下来用土坯砌墙就顺利多了，不用每天再请社员们吃饭了。青年点的七间房子如今矗立在北杜家最高的山岗上，周周正正，亮亮堂堂。大门两侧各有三扇明亮的玻璃窗，天蓝色的油漆窗框，八个墙垛上端端正正写上八个白色仿宋体大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还有，在门前我们打了一眼小井解决了用水问题。七间房子深入地块二十多米，房前是菜园，一条小路从地头径直延伸到门前，将菜园分为东西两半儿，西面菜地的南端是猪圈，房山两侧是男女厕所，鸡窝垒在西边宿舍窗户下，柴禾垛在西菜园的北面。青年点终于盖好了，这是我们在杜家沟的家。从此以后的六年里，每次我回农村登上二队的山梁，远远就能看到七间房子的青年点，八个白色的大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清晰可见。每次看到那七间土房我的心就充满了温暖，亲爱的同学和质朴的乡亲们在等着我！
我们年轻人盖好房子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过上农村的生活。首先，我们沿着房场地一周种下了一排杨树苗。虽然活率不高，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的农民梦想。
接着，在门前的菜园子里，我们种下了各种蔬菜，包括茄子、辣椒、大葱、水萝卜、小白菜、胡萝卜、西红柿、豆角、黄瓜和大窝瓜。茄子、辣椒和大葱生长良好，产量丰富；水萝卜和小白菜比较娇气，长势不佳；西红柿长得高但不红，黄瓜和豆角则种出了优良的品种，产量颇丰。
我们的黄瓜直溜溜地爬满了黄瓜架，而快豆角和架豆角则分别成熟快或生长时间较长，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多个季节的美味。为了培育好窝瓜，我们用铁锹挖出一个大垵儿并给每棵窝瓜上一篮子猪圈粪。这样，我们收获的大窝瓜可以贮存很久，丰富我们冬天的食物选择。白菜、萝卜和土豆则成为了我们队上分配并保存在菜窖里的基本蔬菜，而酸菜和芥菜疙瘩则让我们的餐桌更加丰富多彩。虽然我们比起普通农民有着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我们毫不妥协地过上了与他们一样的小日子。
在我家乡昌图，大豆丰收，缺油吃饭就等于不会算计。头一年我们靠供应的油度日，后来我们开始用豆子换油吃，一个饭班（5天）一斤油，一天二两。后来我们掌权了，让队里种了一小块豆子解决油和菜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想要肉和蛋了。第一年，我们买了一只母鸡带着10只小鸡，可惜母鸡感染了鸡瘟死了，小鸡也没幸免。后来我们又尝试养过几次小鸡，但都很难养大。最终我们决定买当年已经长大的小母鸡，第二年就顺利下蛋了。母鸡们为保护子女安全往往会偷偷地在豆秸垛里下蛋，我们经常有意外的惊喜。虽然养鸡很费力气并且有鸡瘟这种风险，但是养猪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刚到农村时，伙食长刘潮花25元钱从队里买了一头晚劁母猪，到年底杀了过年。1970年县里要求各公社平坟造田，我们发现很多棺材板子都很结实，于是我们用棺材板子打猪食槽子，结果养猪事业一帆风顺，年年过年都可以杀猪。每次杀猪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我们会邀请一队、二队的同学来参加大摆宴席，之后将肥肉和板油炼成猪油，用罐子贮存起来。三天后，除去头蹄下水，就只剩下猪皮了，猪皮再熬成皮冻，一头猪就消灭光了。
秒变猪肉养殖专家，我曾有幸负责后勤工作，亲手喂养过一群健康的猪宝宝。听老乡们说，要想照顾好小猪，必须购买腰长、腿高、母猪上食的猪羔儿，并且一次最好抓两只，快抢到手。
于是，我和小周一起前往二道沟，抓回了两只母猪身量极大的猪宝宝，他们活泼可爱，溜光水滑。为了保证小猪的健康成长，我还特意用心准备了营养丰富的饲料，每天坚持给他们喂上豆饼和粗饲料，等到催肥时期，更是将玉米在碾子上碾碎加入菜与米糠混合煮熟，再喂给小猪吃。经过八个月的精心呵护，这些小猪从十几斤长到了240斤。
回忆起当年过年剩下的香甜肉类，在那个需要肉票才能购买的年代，这份年货可谓无价之宝。可惜小徐背回家的二十多斤肉被放在箱子里准备过年食用，结果被狗偷吃了个一干二净，真是让人感到太可惜了。
本文来自一位插队者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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