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不是玩笑。19世纪末，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在任何的一组事物中，都可以被划分成20%的部分和80%的部分，而这20%的少数是重要的，80%的多数是次要的。”
把二八定律放在全球社会范围内来看，意味着全球80%的资源掌握在20%的少数人手里，20%的资源分配在80%的多数人手里。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其中，80%的人，将越来越贫穷，地位越来越下降，成为社会底层人员，不断被社会淘汰，而20%的人，妥妥地成为了社会中的精英翘楚。
随着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80%的底层人一定会和20%的精英出现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动荡，而动荡达到一定程度会形成革命，则社会重新洗牌，资源重新分配，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从古至今，帝国主义一直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20%，为了减少了冲突，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牢牢把握着80%的资源，一直在压迫和剥削剩下的80%的国家和人民。
一、古：帝国主义贼心难防，野心膨胀！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中国的物质、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站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族一直处在黑暗时代。
回看清朝这段历史，国人普遍觉得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中国经历了这样一段屈辱史，并且认为鸦片战争扯掉了清王朝的遮羞布。国人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品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是被别人欺负了，都喜欢先从自身找原因，而且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虽然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有些人习惯于把西方理论奉为圭臬。
在鸦片战争之前，那些试图向中国推销商品，特别是推销鸦片产品的英国商人，将中国清朝海禁认定为“闭关锁国”。但其实这个时期的海禁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
像顺治13年颁布的禁海令，是为了防范台湾郑氏反清势力，又因为满族官兵不善水战，而水师又是汉族。一边是对汉族的不信任，另一边海防能力又很弱，所以，海禁政策主要是用来孤立郑氏集团的。
当台湾郑氏后人投降后，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1685)，清政府首次以“海关”命名，在东南沿海正式设立“四大”海关：广州的粤海关、厦门的闽海关、宁波的浙海关、上海的江海关。
四大海关设立后，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如果长此以往，西方也一直在商言商，中西方贸易交流的前景肯定会越来越辉煌。不过，在1755年，英国政府派了个商人（中国名字“洪任辉”），让他率领商船队直抵浙江宁波口岸。
宁波虽然设有海关，但一向不是洋船贸易的聚集地，而是海防要地，乾隆因此开始担心浙江海防。一是担心沿海居民与外商勾结，特别是反清分子，他们想反清复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旦西方殖民者和反清复明势力一拍即合，就会造成不可控的局面，不利于大清统治。二是外国人经常活跃在中国通商地区，一直惦记中国这块肥肉，像东印度公司就很想要在宁波开辟一个通商口岸，收割财富。
基于这些考虑，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
其实，“一口通商”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商人，但不限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东洋、南洋诸国，而且中国商人可继续由四海关出海贸易。
然而，这一政策对西方而言，就显得很不利了。
此时，西方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在本国境内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英国就已经用了一个多世纪在全球各地大肆拓张殖民地，让很多落后的地区成为了英国的原材料供应地。而蒸汽机的改良和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英国商品生产的效率，让商品产能急速得到了提高。但英国本土人口、需求都完全不足以消耗这些商品，它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原料及劳动力。于是，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有着亿万人口的大清帝国。
当时英国出口量最大且最具有特色的产品是羊毛，在中世纪时期，已经向欧洲出口过。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英国人可以自行完成羊毛的纺织，制成呢绒和布匹，他们想将这些远销中国，本想获取财富，维稳自己的金融体系，但没成想会在东方折戟。
当时，清朝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整体GDP是很大的（有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是全球第一，不严谨），而且当时棉花在国内十分盛行，再加上清王朝社会贫富分化很严重，地主、官僚等富人阶级看不上羊毛制品，比起丝绸、棉织品，羊毛制品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由于羊毛制品价格昂贵，穷人阶级买不起羊毛制品，造成了英国羊毛制品的滞销，这种滞销，亏掉的不仅是成本，还有运输费用。
让英国更为崩溃的是，他们商品在中国滞销，但中国的商品像茶叶、丝绸、瓷器却广受他们欢迎，进口规模与日俱增。在《鸦片战争后中英茶叶贸易探析》一文有这么一组数据：“从中英茶叶贸易的数据上看，在 1775 年到 1779 年间，我国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约为1695.6吨，而到1833年的时候，我国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已经达到 11792吨了。”
《鸦片战争后中英茶叶贸易探析》一文截图
从商品总值来看，仅仅是茶叶，1837-1839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是427万多镑，而英国出口中国的商品，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探析》一文，一直到东印度公司贸易权消失，都未取得可观的收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 1820 年，广州销售英国毛织品的净亏损金额在这二三十年中竟高达1688103英镑。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探析》一文截图
就这样，英国本土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东方，却丝毫不见东方的银两回流英国。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英国还尝试过钟表、钢琴等商品，但都水土不服。从当时主要的贸易地点，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数据来看，根据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粤海关税收数据（下表），即便我们一口通商，清廷依旧有可观财源。但清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的确让洋货在国内举步维艰。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粤海关税收数据
洋货销路举步维艰
在中英贸易交流中，国外大量的真金白银流入了中国。在16-18世纪，甚至导致了欧洲一些地区数次发生白银短缺的通货危机，金银价格高涨，甚至引发经济危机。随着中英之间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大不列颠帝国咽不下这口气，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用“闭关锁国”责难中国。另外英国还通过日本作为中介来获得清帝国境内的商品，但这种交易方式英国的利润很薄，因为中间被日本抽成。可英国始终不愿意放弃大清国这块肥肉，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人思来想去，决定向清王朝出口鸦片。
中国人吸食鸦片，并不是清朝才有的。16世纪明朝时期就有吸食鸦片的记载，但这一时期朝廷禁止各地种植鸦片，也很少有人顶风作案，而且荷兰人带来的鸦片数量也极为有限，所以并未对社会产生太大规模的影响。或许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开始利用自己控制下的孟加拉等地区的罂粟种植产业，向大清国出口鸦片。英国向清朝倾销鸦片后，上到皇亲贵胄，下到贫民百姓，都沉迷于此，而英国也借倾销鸦片扭转了贸易逆差，让清王朝的财富不断流入英国境内。
白银的外流引起了清王朝的重视，鸦片对社会的毒害也引起了有志之士的注意。清代学者蓝鼎元在《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龇露，脱神欲毙，复饮乃愈。然三年之后，莫不死矣。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殊甚，殊可哀也！”
为了遏制这种趋势，清政府开始对鸦片和烟草混合制成的鸦片烟采取管控措施，在境内自己种植罂粟缓解进口需求。同时，还诞生了像林则徐这样的禁烟英雄。道光帝亲自委托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虎门查办鸦片交易和走私现象，在他的督查和打击下，大量的鸦片走私及商人被查封。
但这直接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大不列颠帝国怎会再次忍气吞声。但攻打大清是远征，在动手之前，英国没有必胜的决心，因为毕竟是远征。可林则徐禁烟动了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奶酪，如果不打，英国如何在其他地区树立权威，另外，早早就全球殖民的英国，其领土早就遍布世界各地，比如东南亚，调兵的话，到广州不到一个月。就清政府本身而言，他们对外没有野心，海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英国的威胁可能还不如海盗。其实从当下来看，一个工业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干不过工业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家也往往认为英军强，清军弱。
英国国会对此也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但并没有正式宣战，而是宣称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并非战争。但现实情况是，这场战役，英国打的并不顺利。在虎门一战时，英国的东方远征军舰队就遭遇了林则徐马蜂战术的迎头一击，英国只能放弃了虎门。但英国并没有放弃这场战争，先后登陆澳门、厦门，结果都无功而返。
其实，当时在武器战备方面，中英是有差距的，但清军指挥官用战术和地理优势弥补了火力的缺陷，让英军吃了几次败仗。无奈之下，他们选择继续北上，来到了定海港，结果定海港的守将张朝发误以为英军不是来进攻的，而是来做生意的，原因是虎门禁烟后，英国无法在虎门做生意，只能另外找地方，结果对英国毫无防御，定海港就这样被轰开了，然后英军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之后就快速攻占了天津。
天津城破，北京城危在旦夕，当时的统治者道光帝非常生气，便把功勋卓著的林则徐给革职查办了（给列强一个交代），然后任命八旗贵族子弟琦善对付英国，可琦善没有办法对付英军，既没有战术，也没有有效的防御，只能谎报军情，即便战败也申请增兵，还私自和英军达成协议，承认英军占领九龙半岛。道光帝知道他与英军私自达成协议之后，非常震怒，琦善也因此被革职查办。在琦善被革职后，道光帝又任命另外一个八旗子弟奕山对付英军，他和琦善半斤八两，看到英军的炮火，认为英军用的是妖术，因此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于是他用纸扎草人、道场做法、求神拜鬼等等方式，去破解英军的妖术，结局可想而知。
鸦片战争给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清战争军费支出方面，据茅海建先生深入研究，认定为约3000万两。此外，由于战败，清政府尚须向英国支付赔款2100万元，合白银1470万两，加上战争期间英军在占领区掠夺、勒索达10882844两之多，以上各项合计白银5500万两有余。
从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来看，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鸦片只是英国找的一个借口，归根结底还是金融问题，而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导致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闭关锁国”是西方话语权的一种表现。
最早用“锁国”一词描述清朝的中文文献，是汪精卫的言论。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刊发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这样说道：“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
后来，这个说法被广泛应用。
1853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时，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受这些影响，闭关锁国的说法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很多人评价这段历史时，也常常会反思闭关锁国是造成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主因，而忽略了帝国主义的野心。
继英国之后，中国这块肥肉，西方列强从未停止过惦记。也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在面对列强时失去了往日的硬气，沦为了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但依旧是远东第一大国。
可对付我们，西方列强是远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都很高昂，所以只能找代理人发动战争，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日本的黑手也伸了进来。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前，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清政府确实想到要购买军舰扩充海军实力。当时，北洋水师的主要战舰均系购自英、德两国，再继续购买肯定也是选择英、德两国，但是，英德两国严守所谓的“中立”政策，拒不向中日双方出售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别的渠道购买，此时，南美强国海军智利释放了出售军舰的信号。
在智利的军舰中，清政府看中了“白朗古‧恩卡拉达”号，然而就在清政府决定大批量的购买智利军舰的时候，智利方面决定不对清军出售军舰了，原因是日本从中作梗，不仅阻挠了清政府的购买计划并且还把智利的军舰买走了。
军备不如日本，所以清政府战败了。战败后，被迫签署了《马关条约》，在条约中被迫割让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大片领土，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且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但日本获得了辽东半岛的大片领土，导致正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积极向远东进取的俄罗斯十分不满。于是俄罗斯联合法国、德国等有意在远东地区进行扩张的列强，采取了联合干涉。
1905年，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接手了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日本如愿以偿地独自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利益。除了军事战争手段外，日本还使用鸦片进行毒化，严重毒害了东北经济环境以及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瓦解东北军民的抵抗意志，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东亚病夫”的印象。
1929年日本经历经济危机和干旱霜冻灾害后，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大量人口饿死、病死，而鸦片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项目，在东北之前，日本在台湾成功总结出一套推行鸦片政策的经验，再加上之前的日俄战争，日本向英美借贷了将近16亿，为了还清巨额债务，这种“以毒养战”策略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进一步扩大陆军海军建设，为侵略行动提供物质基础。
接下了，在西方列强的不断进攻下，中国逐步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也赚的盆满钵满。由此可见，利益之上的西方列强就是妥妥地强盗，可他们却给自己戴上“在商言商“的帽子，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中国闭关锁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先辈宁死不屈，才迎来了中国的崛起，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一直未死。
二、今：野心更盛！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各国开始和我们逐步建交。或许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讲究得饶人处且饶人，讲究仁义礼智信。对于那些曾经在践踏我们土地的国家，我们也没有另眼相待，但现实却狠狠地打了我们一巴掌。
1998年南斯拉夫爆发内战，当时南斯拉夫政府军开始对科索沃解放军进行全面进攻。
1999年1月16日，欧盟驻科索沃观察成员表示，他们在科索沃南部的山谷当中发现了45具阿族平民的尸体，并表示这很有可能是南斯拉夫军队所进行的种族屠杀行为，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南斯拉夫种族屠杀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第二天，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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