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27年，在园幼儿1万余名，全国31所直营分园，24所园陆续转型普惠，北京地区转型普惠园所占比达86%……如果要“数字画像”，以上几个数字能够勾勒出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大致的样貌特征。
这个学前教育集团背后的掌舵人是朱敏。“我们经历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百年难遇的大发展时期，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梦幻。”自1995年第一所幼儿园成立以来，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始终清醒认知自身定位及使命，在学前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紧跟政策导向，顺应家长需求。
对民办幼儿园而言，86%的“普惠率”是个不俗的表现。面对转型普惠后的利润下降，为什么仍然坚定选择转型？朱敏的回答是：作为学前教育的举办者，头脑清醒是最重要的。
“金钱利益的诱惑，对人性是一个特别残酷的考验。必须要做到，别人热的时候，你要冷静，别人冷静下来，你也要冷静，认清哪些可以为、哪些不可为，然后有所为，有所不为。”朱敏说。
关注入园难问题，带头响应普惠政策
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学前教育的供需状况出现“拐点”。
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学前教育被推向市场，民办园受政策鼓励进入发展期；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关停并转”潮下，公办幼儿园数量及幼儿园整体数量大幅消减；另一方面，出生幼儿数量上升，人们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提升，供需矛盾逐渐显现。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市场主体的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已经从逐年增多、应接不暇的家长咨询中感知到：学位不够。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的第一所幼儿园在1995年5月开始招生。不同于当时大批同质化的公办园，特色是双语、寄宿，收费每月1500块钱。这个价格在当时并不低，很快，一次性招满；第二年招生，报名的人比招的多。“既然大家都希望入园，那我们就多开几个班。”于是拿出学校的办公用房，增开三个班，结果，又一次性招满。
朱敏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有位家长来咨询，朱敏问：给谁咨询？那位家长指了指怀里几个月大的孩子。朱敏被惊到了：“他还不够年龄，还要三年后才能入园呢！”但是家长说：我必须提前排队，否则三年后我就报不上名了。”
接下来几年，通过向区教委申请办学场所和自己投资建设幼儿园两条途径，在第五年时，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有了3园4址。“报名的孩子特别多，我们既被动又主动地扩张了。”
到2010年，供需矛盾已经非常明显。这一年，朱敏就北京市学前教育情况做了大范围调研，发现学前教育学位数量不足，“入园难”问题显现。朱敏通过北京市政协向政府提出：要提前规划、加大投入、增加学位。
2010年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节点。这年11月初，学前教育“国十条”（《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印发，明确要求各省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按时间节点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增加学位、缓解“入园难”问题。
同时，“国十条”也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特别提到“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
北京是国内最早执行三年行动计划的省市。那时相关政策尚未完善，没有政府补贴机制，对普惠园的收费要求是每月不超过2000元。区教委根据各民办园实际情况，引导条件适宜的民办园选择转型，而能否转型，要靠举办者自觉自愿。有些园房租很高，转型后可能入不敷出、无法运营，不适宜转型，教委不会强制。“只有举办者、家长、教委三方同意，一个园才能够转型。”朱敏说。
紧接着，北京市首批转型普惠的民办幼儿园公布，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在石景山区的雍景园名列其中。
对民办园来说，转型普惠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利润下滑。为什么依然选择了转型普惠？
朱敏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内心想法：“北京市落实国家政策，总要有人带头。我一直认为，我们办园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大量的扶持。区教委找我们谈的时候，也提出减免房租，经过核算，转型后还能够运营得下去。如果学费下降，石景山家长们负担得以减轻，所以家长也是欢迎的。” “所以我就说，行，我们带这个头。”朱敏回忆道。
控制成本，啃下“降费不降质”硬骨头
转型普惠不是拍脑袋把学费降下来这么简单。具体执行时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
北京市教委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让家长满意、要保证教师队伍稳定、要保证降费不降质。“由于完全没有先例和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心里其实还是挺忐忑的。”朱敏说。
首先，教师队伍问题。学费降低，园所收入减少，老师们担心：工资会不会下降？在幼儿园召开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很多老师表达了担忧和焦虑。为了稳住这批教师，朱敏分批给老师们开会，并请财务人员一起给老师算账，承诺工资不会降，并把这一点写进合同里，打消老师的顾虑。
家长们也有诸多担忧：扩班什么时间施工？新施工的房间有没有污染？……从家长角度考虑，朱敏“盯死”施工流程。
更重要的，如何保证降费不降质？质量一旦下降家长不认可，就会没有足够的生源，这不是一个长远的发展模式，但教育质量需要一定的投入来保证；如果学费降了，更多孩子希望入园，面临学位不足时是否还有资金投入？……要把“好事办好”，需要一个周密的方案。
朱敏意识到，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控制运营成本非常重要。幼儿园进行了财务核算：房租减免为幼儿园减少了很大的成本负担，同时，朱敏采取了两个有力措施来控制成本：一方面通过集团采购，来降低幼儿园采购成本，把节省的资金放到投入上；一方面在日常运营经费上“节流”， 节约纸张等材料，爱惜设备玩具、延长使用寿命，动员每一个人勤俭办园。此外，收费下降后，扩大班额增加学位，用这部分增加的学费收入投入幼儿园的运营。
通过“多管齐下”保证运营及投入，最终幼儿园也向家长们作出承诺：转型后教师队伍不变、核心课程保留、主体性课程特色不变。家长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为应对“普惠园入园难”问题，朱敏还提出提高幼儿园容积率以增加学位的建议。与之呼应，北京市也给出了力度较大的扶持，设置扩班奖，民办园增加一个班，给予配套资金30万。随后北京市又通过建设“小规模教学点”等措施增加学位……朱敏告诉记者，在2018年，北京市“入园难”问题基本解决。
能转尽转，北京地区86%园所转型普惠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旗下的园大规模转型为普惠性质，是在2018年。这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另一重要节点。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学前教育领域掀起巨大波澜。“这个文件对于2010年以来一部分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过度逐利行为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及时。两个关键词：深化改革和规范发展。改革方面，强调了普及普惠；规范方面，强调了安全优质。”朱敏说。
2019年1月，国务院又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
“这些年来，学前教育体制越来越完善，规划管理越来越科学，政策越来越有针对性……”朱敏指出，这一次的行动，教育、财政、住建、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动，克服了诸多困难，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构建起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的补贴政策也在完善。北京市政府制定了新的收费标准，每生每月向家长收取750元，市级财政补贴1000元，部分区级财政还补贴500元，“这样算下来，虽然物价在涨，但是算下来一个月有2200块钱，就比我们之前的收费（1950元）还增加了一些。
同时，2018年北京也在全国率先开始实施幼儿园督导评估制度，全面规范幼儿园的办学管理和质量。同年，责任督学上岗挂牌督导，每一个幼儿园都有责任督学。在朱敏看来，这些是保证幼儿园规范优质发展的重要措施。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旗下园所开始大规模转型普惠：2018年转型4所，2019年转型6所，2020年转型5所，2021年、2022年各转型一所。这19所普惠园占集团在京幼儿园总数的86%。另外，集团在其他地区共9所幼儿园，也已有5所转型为普惠。“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能转尽转。”朱敏说。
2020年疫情袭来，幼儿园迟迟无法开园。朱敏观察到，北京市政府非常坚定，没有因为疫情停止推进民办园转型普惠工作，重要的是，对于补贴言而有信、及时到位。朱敏告诉记者，幼儿园停课虽然没有学费收入，但是转型为普惠后，补贴是收入中最大的一项，北京市普惠园因疫情停课的几个月，补贴是照常下发的。“这样一来，其实救活了一批幼儿园，也保证了现在的普惠园在绝对数量上没有减少。”
朱敏内心很清楚，做教育投资，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儿童发展为核心和根本，而且要做好长期的、低回报的准备，如果不遵循政策导向、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张、盲目逐利，最后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保持危机意识，为举办托育做准备 “我爱你中国”“祝福祖国73岁生日快乐”……今年九月最后一个周日，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孩子们用上百幅绘画、手工作品，将教学楼走廊装饰一新。细心的人会看到，每幅作品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听到孩子稚嫩的童音，每个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祖国和家乡的故事。
对小朋友来说，爱国很抽象，怎么让他们理解自己和国家的关联？朱敏说，园长带领老师们创造性地把美育和德育相结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认真地讲故事，老师把孩子的声音录下来，通过新媒体的手段，让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听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让我很惊喜。”
在朱敏看来，目前老百姓需要的不仅仅是“普及普惠”，还需要“优质安全”。而普及普惠才能够为教育的优质安全提供好的环境和氛围。
“这几年下来，教育领域从投资人到园长到老师，都冷静了很多。”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朱敏认为，这时候正好静下心来，把目光聚焦到孩子身上，埋头研究教育教学。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幼儿园的发展又迎来新的挑战。到今年为止，集团所有园所都完成了招生目标，但随着新生儿数量进一步下降，朱敏不得不思考：一旦出现学位空置怎么办？ 这十年来，朱敏的危机意识从未消退。“我一直给园长讲一句话：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们周边全是公办园，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拿什么去说服家长来选择我们？”
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多年以前，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就在为举办托育做铺垫。在每年的学前教育宣传月普及育儿知识，开设亲子班让家长了解早期教育的方法，做线上讲座、到社区做宣传……这些都在为举办托育做准备。
北京市自2020年2月开放托育机构营业执照登记，目前，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尚不能满足家长‘安全、便捷、专业’的托育服务需求。
今年9月22日，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代表市政府报告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据悉，北京将研究出台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相关政策，扩大幼儿园托班规模，满足2-3岁婴幼儿入托需求。明年将进一步扩大幼儿园托班试点规模。
朱敏认为，在幼儿园开设托班顺应了家长的需求。目前一些商业资源办的托育成本高、费用贵，不少家长难以接受。“这是一对矛盾，如果补贴跟上来、费用降下去，普惠性托育就能办起来，也会在家长中受欢迎，从而支持当前的生育政策。”
现在，朱敏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精力考虑托育相关工作。她透露，明年9月，如果政策允许，集团会让一部分学位有空余的幼儿园开设一个托班。同时，托育课程已经在编写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托儿所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办托育，我的心情是蛮期待的。”
成立27年，在园幼儿1万余名，全国31所直营分园，24所园陆续转型普惠，北京地区转型普惠园所占比达86%……如果要“数字画像”，以上几个数字能够勾勒出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大致的样貌特征。
这个学前教育集团背后的掌舵人是朱敏。“我们经历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百年难遇的大发展时期，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梦幻。”自1995年第一所幼儿园成立以来，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始终清醒认知自身定位及使命，在学前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紧跟政策导向，顺应家长需求。
对民办幼儿园而言，86%的“普惠率”是个不俗的表现。面对转型普惠后的利润下降，为什么仍然坚定选择转型？朱敏的回答是：作为学前教育的举办者，头脑清醒是最重要的。
“金钱利益的诱惑，对人性是一个特别残酷的考验。必须要做到，别人热的时候，你要冷静，别人冷静下来，你也要冷静，认清哪些可以为、哪些不可为，然后有所为，有所不为。”朱敏说。
关注入园难问题，带头响应普惠政策
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学前教育的供需状况出现“拐点”。
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学前教育被推向市场，民办园受政策鼓励进入发展期；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关停并转”潮下，公办幼儿园数量及幼儿园整体数量大幅消减；另一方面，出生幼儿数量上升，人们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提升，供需矛盾逐渐显现。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市场主体的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已经从逐年增多、应接不暇的家长咨询中感知到：学位不够。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的第一所幼儿园在1995年5月开始招生。不同于当时大批同质化的公办园，特色是双语、寄宿，收费每月1500块钱。这个价格在当时并不低，很快，一次性招满；第二年招生，报名的人比招的多。“既然大家都希望入园，那我们就多开几个班。”于是拿出学校的办公用房，增开三个班，结果，又一次性招满。
朱敏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有位家长来咨询，朱敏问：给谁咨询？那位家长指了指怀里几个月大的孩子。朱敏被惊到了：“他还不够年龄，还要三年后才能入园呢！”但是家长说：我必须提前排队，否则三年后我就报不上名了。”
接下来几年，通过向区教委申请办学场所和自己投资建设幼儿园两条途径，在第五年时，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有了3园4址。“报名的孩子特别多，我们既被动又主动地扩张了。”
到2010年，供需矛盾已经非常明显。这一年，朱敏就北京市学前教育情况做了大范围调研，发现学前教育学位数量不足，“入园难”问题显现。朱敏通过北京市政协向政府提出：要提前规划、加大投入、增加学位。
2010年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节点。这年11月初，学前教育“国十条”（《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印发，明确要求各省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按时间节点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增加学位、缓解“入园难”问题。
同时，“国十条”也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特别提到“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
北京是国内最早执行三年行动计划的省市。那时相关政策尚未完善，没有政府补贴机制，对普惠园的收费要求是每月不超过2000元。区教委根据各民办园实际情况，引导条件适宜的民办园选择转型，而能否转型，要靠举办者自觉自愿。有些园房租很高，转型后可能入不敷出、无法运营，不适宜转型，教委不会强制。“只有举办者、家长、教委三方同意，一个园才能够转型。”朱敏说。
紧接着，北京市首批转型普惠的民办幼儿园公布，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在石景山区的雍景园名列其中。
对民办园来说，转型普惠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利润下滑。为什么依然选择了转型普惠？
朱敏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内心想法：“北京市落实国家政策，总要有人带头。我一直认为，我们办园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大量的扶持。区教委找我们谈的时候，也提出减免房租，经过核算，转型后还能够运营得下去。如果学费下降，石景山家长们负担得以减轻，所以家长也是欢迎的。” “所以我就说，行，我们带这个头。”朱敏回忆道。
控制成本，啃下“降费不降质”硬骨头
转型普惠不是拍脑袋把学费降下来这么简单。具体执行时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
北京市教委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让家长满意、要保证教师队伍稳定、要保证降费不降质。“由于完全没有先例和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心里其实还是挺忐忑的。”朱敏说。
首先，教师队伍问题。学费降低，园所收入减少，老师们担心：工资会不会下降？在幼儿园召开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很多老师表达了担忧和焦虑。为了稳住这批教师，朱敏分批给老师们开会，并请财务人员一起给老师算账，承诺工资不会降，并把这一点写进合同里，打消老师的顾虑。
家长们也有诸多担忧：扩班什么时间施工？新施工的房间有没有污染？……从家长角度考虑，朱敏“盯死”施工流程。
更重要的，如何保证降费不降质？质量一旦下降家长不认可，就会没有足够的生源，这不是一个长远的发展模式，但教育质量需要一定的投入来保证；如果学费降了，更多孩子希望入园，面临学位不足时是否还有资金投入？……要把“好事办好”，需要一个周密的方案。
朱敏意识到，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控制运营成本非常重要。幼儿园进行了财务核算：房租减免为幼儿园减少了很大的成本负担，同时，朱敏采取了两个有力措施来控制成本：一方面通过集团采购，来降低幼儿园采购成本，把节省的资金放到投入上；一方面在日常运营经费上“节流”， 节约纸张等材料，爱惜设备玩具、延长使用寿命，动员每一个人勤俭办园。此外，收费下降后，扩大班额增加学位，用这部分增加的学费收入投入幼儿园的运营。
通过“多管齐下”保证运营及投入，最终幼儿园也向家长们作出承诺：转型后教师队伍不变、核心课程保留、主体性课程特色不变。家长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为应对“普惠园入园难”问题，朱敏还提出提高幼儿园容积率以增加学位的建议。与之呼应，北京市也给出了力度较大的扶持，设置扩班奖，民办园增加一个班，给予配套资金30万。随后北京市又通过建设“小规模教学点”等措施增加学位……朱敏告诉记者，在2018年，北京市“入园难”问题基本解决。
能转尽转，北京地区86%园所转型普惠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旗下的园大规模转型为普惠性质，是在2018年。这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另一重要节点。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学前教育领域掀起巨大波澜。“这个文件对于2010年以来一部分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过度逐利行为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及时。两个关键词：深化改革和规范发展。改革方面，强调了普及普惠；规范方面，强调了安全优质。”朱敏说。
2019年1月，国务院又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
“这些年来，学前教育体制越来越完善，规划管理越来越科学，政策越来越有针对性……”朱敏指出，这一次的行动，教育、财政、住建、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动，克服了诸多困难，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构建起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的补贴政策也在完善。北京市政府制定了新的收费标准，每生每月向家长收取750元，市级财政补贴1000元，部分区级财政还补贴500元，“这样算下来，虽然物价在涨，但是算下来一个月有2200块钱，就比我们之前的收费（1950元）还增加了一些。
同时，2018年北京也在全国率先开始实施幼儿园督导评估制度，全面规范幼儿园的办学管理和质量。同年，责任督学上岗挂牌督导，每一个幼儿园都有责任督学。在朱敏看来，这些是保证幼儿园规范优质发展的重要措施。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旗下园所开始大规模转型普惠：2018年转型4所，2019年转型6所，2020年转型5所，2021年、2022年各转型一所。这19所普惠园占集团在京幼儿园总数的86%。另外，集团在其他地区共9所幼儿园，也已有5所转型为普惠。“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能转尽转。”朱敏说。
2020年疫情袭来，幼儿园迟迟无法开园。朱敏观察到，北京市政府非常坚定，没有因为疫情停止推进民办园转型普惠工作，重要的是，对于补贴言而有信、及时到位。朱敏告诉记者，幼儿园停课虽然没有学费收入，但是转型为普惠后，补贴是收入中最大的一项，北京市普惠园因疫情停课的几个月，补贴是照常下发的。“这样一来，其实救活了一批幼儿园，也保证了现在的普惠园在绝对数量上没有减少。”
朱敏内心很清楚，做教育投资，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儿童发展为核心和根本，而且要做好长期的、低回报的准备，如果不遵循政策导向、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张、盲目逐利，最后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保持危机意识，为举办托育做准备 “我爱你中国”“祝福祖国73岁生日快乐”……今年九月最后一个周日，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孩子们用上百幅绘画、手工作品，将教学楼走廊装饰一新。细心的人会看到，每幅作品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听到孩子稚嫩的童音，每个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祖国和家乡的故事。
对小朋友来说，爱国很抽象，怎么让他们理解自己和国家的关联？朱敏说，园长带领老师们创造性地把美育和德育相结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认真地讲故事，老师把孩子的声音录下来，通过新媒体的手段，让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听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让我很惊喜。”
在朱敏看来，目前老百姓需要的不仅仅是“普及普惠”，还需要“优质安全”。而普及普惠才能够为教育的优质安全提供好的环境和氛围。
“这几年下来，教育领域从投资人到园长到老师，都冷静了很多。”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朱敏认为，这时候正好静下心来，把目光聚焦到孩子身上，埋头研究教育教学。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幼儿园的发展又迎来新的挑战。到今年为止，集团所有园所都完成了招生目标，但随着新生儿数量进一步下降，朱敏不得不思考：一旦出现学位空置怎么办？ 这十年来，朱敏的危机意识从未消退。“我一直给园长讲一句话：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们周边全是公办园，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拿什么去说服家长来选择我们？”
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多年以前，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就在为举办托育做铺垫。在每年的学前教育宣传月普及育儿知识，开设亲子班让家长了解早期教育的方法，做线上讲座、到社区做宣传……这些都在为举办托育做准备。
北京市自2020年2月开放托育机构营业执照登记，目前，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尚不能满足家长‘安全、便捷、专业’的托育服务需求。
今年9月22日，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代表市政府报告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据悉，北京将研究出台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相关政策，扩大幼儿园托班规模，满足2-3岁婴幼儿入托需求。明年将进一步扩大幼儿园托班试点规模。
朱敏认为，在幼儿园开设托班顺应了家长的需求。目前一些商业资源办的托育成本高、费用贵，不少家长难以接受。“这是一对矛盾，如果补贴跟上来、费用降下去，普惠性托育就能办起来，也会在家长中受欢迎，从而支持当前的生育政策。”
现在，朱敏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精力考虑托育相关工作。她透露，明年9月，如果政策允许，集团会让一部分学位有空余的幼儿园开设一个托班。同时，托育课程已经在编写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托儿所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办托育，我的心情是蛮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