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过去 20 年来经济昂扬增长对他们个人生活的改变。
街边密布着便利店、公司楼下经营的精品咖啡、商场被世界级知名品牌覆盖；白领们每天总能光鲜地走进装修舒适的办公楼，坐上公司提供的人体工学椅，密集且成熟的外卖网络可以让他们在最快半小时后就吃到自己想要的食物，且不必离开椅子半步；他们可以最早体验最新问世的科技产品，吃全球认可的米其林餐厅；家用电器用语音就能控制，马桶盖能自动翻开并保持舒适的温度，为他们的宠物设计自动喂食器和自动厕所的公司已经成为行业的独角兽……
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是，那些身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所过着的生活和西方城市的中产阶层几乎没有区别。
倘若把审视的视角放眼到整个中国版图，人们所展现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 2019年在一次公开谈话中就说到：“中国有 10 亿人没坐过飞机。”
2019年中国乘坐飞机的旅客为1.53亿人
使经济均衡发展的因素很多：交通基础设施的限制、本地产业带的开发度有限、地域内的各类资源不足等等……长久以来，最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分析因子是：本地普通话的普及水平。
大部分中国人是伴随着普通话的语言环境长大的，他们早已对它习以为常，就像通常情况下，人感觉不到空气那样，根本不会意识到在一个地域之间交流和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的现代经济社会，从小掌握普通话的人比那些不会普通话的人有天然优势。
让我们这些刚开始学习讲话这门技能时就说普通话的人去想象，作为当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有将近 20% 的人口不会说普通话，实在有些困难；想象他们如何融入主流社会生活体系中，也有些困难。
在如今国际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跨地区发展的背景下，语言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些人走进更好生活的“障碍”，他们可能没办法看懂主流电视剧、电影，打开短视频软件或电商平台时，对许多内容都一知半解；语言成为了限制他们脚步的阻碍，因为没办法形成有效交流，他们也很难走出原来的生活。
换个角度看，这可能也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些人改变父辈生活轨迹的“机遇”。学习更好地说普通话、说更标准的普通话，他们便跨越了自己的小圈子，人们生活才能有走向更好状态的可能性。
经济收入影响着人的社会地位，与人交流获得的是人际间互动的快乐，更好地使用普通话，能够降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增强个体认同。而这些，就是人们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文｜巴登
编辑 | 卓然
站在上海的百货商店柜台前，郁伍林急得直上火。他想，到底还能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售货员明白，他只是想要小一码的裤子呢？
他们都是中国人，纯正的同胞，却说着完全不是一套语言逻辑的话。
郁伍林是从云南省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老姆登村来的，那是一个少数民族聚落区，有的民族人数少到不足 10 万人。让族人们维持紧密共同连接的是只有他们才懂的民族语言，属于他们民族的独有文化是真的“口口相传”留下来的，但他们也需要对外交流和工作。
图 | 群山环绕的老姆登村
郁伍林讲的怒苏语没有文字，但有一套口语发音系统，也就是说，虽然识字，但汉字被他们讲出来完全变成了另一种语言。用怒苏语讲话时，发音规律和普通话可太不一样了，光是“先喉塞音、送气擦音、清化鼻音”就足以让母语为普通话的人听得头昏脑胀。
图 | 好客的郁伍林
郁伍林站在一侧，上海百货商店里的售货员站在另一边，两个人几乎在上演一场人类之间的“鸡同鸭讲”情节。那一刻，郁伍林感到尴尬，或者说，觉得毫无来由却也能被理解地感到自己很丢人。
那种自己本没有做错什么，可却承受了窘迫的时刻还出现在：他们几个都只会讲怒苏语的老乡一起走进上海的百货商店时，有服务人员“热心”地关掉了扶梯电源。让他们不必为了第一次看到扶手电梯不敢坐而困扰，只要当成楼梯走上去就好了。一步一步走到上一层商场的那段路，让郁伍林无比地思念家乡。
这件事情发生在 1996 年，那时，郁伍林才刚刚初中毕业。他是一个从小就极外向的人，喜欢交流、喜欢表达。传递自己心情的方式，在郁伍林这里，除了和别人说话之外，还体现为弹怒族特有的民族乐器，并大方地在音乐当中歌唱舞蹈。因为过于突出地能歌善舞，十几岁的郁伍林被选中，代表怒族到上海中华民族园工作，给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怒族文化。
郁伍林很难忘记人生中的那场初次远行，他不仅第一次坐了卧铺汽车，还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中华民族园，郁伍林身边不缺只讲本族语言的小伙伴，他一开始没觉得不会讲普通话的生活有那么重的苦恼，在工作的地方，他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飞机，“那时候好高兴”。那时的郁伍林没有手机也不可能有相机，那个画面一直印在他的记忆里。
直到那次糟糕的购物体验，让他深深感受到自己虽然身处这座中国最著名的大城市，但他很难成为这城市的一分子。那天在场的人里，没有一个会讲普通话，他们又实在缺换洗衣物，只好又回到公司，找到带队的一位上海姐姐帮忙，再折回商店，终于解决了购物难题。郁伍林渐渐发现，语言成了限制他走到更远天地的障碍。离开了中华民族园，他连饭馆服务员说的“炸酱面”是什么都理解不了。
郁伍林决定让自己摆脱不能开口和城里人交流的窘境。
每天下班之后，他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认真记下播音员的发音，再自己练习。他深知学习一门语言最好的方法是跟人对话——毕竟小时候他就是这样学会怒苏语的。那些也想把普通话学好的同乡缺少郁伍林的大胆：为了把口语练好，他硬是拉着带队的领导交流。“管他听得懂听不懂，我就是要学。”郁伍林这样回忆着。
渐渐地，他能理解大部分普通话了，也能正常和人进行日常交流，虽然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语法错误”。在上海打工两年，郁伍林的思乡之情并没有得到显著缓解，他想念云南的大山，也想念家里的母亲。按照怒族的民俗，每家最小的儿子必须承担赡养双亲的责任，他得回去完成这项任务了。
时间来到 90 年代末，随着旅游和徒步的流行，大山深处，怒水河边郁伍林人迹罕至的家乡来了些陌生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各地、想用脚步征服大自然的背包客。探险者们一大早出发，等从山上下来时往往都已经天黑了，只能在村子里借住。语言又一次成了障碍。全村只有郁伍林能说普通话，就这样，每当村里又来了陌生面孔，乡邻们就把人带到郁伍林家，也有很多背包客干脆在郁伍林家落脚借宿。
图 | 郁伍林的普通话仍然带着明显的口音
怒族人好客，郁伍林从自家庄稼地摘新鲜的农家菜招待客人，还会围在火塘边给大家带来怒族的歌曲和舞蹈。第二天背包客们出发前，会悄悄地在房间里留下几十块钱给郁伍林的孩子当零用钱。时间一久，来借宿的人越来越多，郁伍林也在想，要不要自己开一家客栈？他挺犹豫的，怒族人代代生活在大山里，过得一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我们民族传统的就是不会经商”，郁伍林说。
还是一个客人的鼓励最终让他下定了决心。2001 年，亲朋好友一起帮忙，郁伍林在自家老屋旁边建起了有 8 个床位的石棉瓦房，这就是老姆登村的第一家客栈“怒苏哩农家乐”。郁伍林保持着当地宽厚待客的风格，总会答应客人们“免费加个菜”或“抹个零头”的要求。他的小客栈在驴友圈渐渐积累起名气，而他热情好客、愿意与人交流的宽厚个性也是他客栈人气的关键因素。在此之前，郁伍林从不曾幻想过自己会成为老姆登村第一个通过经商致富的人。
图 | 郁伍林经营的客栈
在游客的建议下，郁伍林用自己名字的谐音重新给客栈取了名字，“怒苏哩 150 客栈”。2019 年，他又建起一家分店，取名“250 客栈”。2020年，郁伍林的年收入已经能达到 40-50 万元，那是小时候总是连饭都吃不饱的他根本不曾想象过会拥有的生活。
村里人也在郁伍林的带动下学习普通话，慢慢开起民宿或餐厅。据郁伍林介绍，现在村里已经有 30 家民宿、餐厅，很好地带动了本地就业。
在20年初，老姆登村的客栈能同时接到游客就餐12000人，实现全村旅游年收入300万元。
图 | 郁伍林成为老姆登村第一个通过经商致富的人
“如果我不去上海，没学会讲普通话，我也可能走不到今天，因为和外地客人最起码的交流可能都做不到。”郁伍林说。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幼儿教师索昂文毛是一位 90 后，藏族，在城市长大的她小学时就开始学习普通话，凭借努力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有了更好的语言环境，她顺利完成四年的专业课程学习。
当索昂文毛到了找工作的年纪时，普通话的熟练水平成了回到家乡任教的她的一大优势，只不过在发音上还是难免带着口音。
像索昂文毛一样的藏族青年是幸运的。他们因为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城区，从小就被创造了一个好的语言学习环境。玉树自治州仍以藏族人口居多，越往村镇走，普通话的普及比例越低，发音里的口音越重。
随着人口流动，普通话开始成为一些人找工作的障碍。比如幼儿园后厨的帮厨师傅、打扫阿姨，就因为不会语言问题，只能从事高体力劳动。索昂文毛也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有牧民从曲麻莱县进城务工，看到的招工广告都要求会讲普通话，一段时间后，牧民还是选择离开城市，因为他觉得这种工作还没有放牧好。幼儿园的老师也会因为普通话不够标准，被从图书馆绘本讲读的岗位上调离。
“不学好普通话，孩子们就很难走出大山。”在近两年的一次采访中，广西省百色市凌云县下甲镇河洲村任教的小学老师阮文凭这样感慨道。
他所供职的小学建在大山深处，只有 24 名学生，都生活在瑶族山区，很多孩子刚来时只会说瑶语，几乎不会说普通话。这是许多少偏远地区的共性：在更早之前，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别说走出来过另一种生活了，普通话问题也许会让他们连系统性的教育都接受不到，只能一辈子在深山里生活。
图 | “轮椅教师”阮文凭
改变必须得从孩子开始。青海省政府非常重视普通话的普及工作，当索昂文毛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幼儿教师时，本地的藏族小朋友早就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普通话，比她当年接触普通话教学还要早。
2021 年 7 月 21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童语同音”计划的通知》，为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精神，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地区，抓住幼儿时期的语言学习关键期，着力加强学龄前儿童普通话教育。
把小朋友的普通话教好的条件是，幼儿教师的普通话要足够标准。根据国家规定，幼儿园授课教师必须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每当上级部门来幼儿园考察时，普通话都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足以见得普通话的被重视程度。
图 | 同音连山海
除了政策支持之外，青海省玉树州州政府还与科技企业合作，用趣味化的学习工具在本地推广普通话。索昂文毛最近在和同事们一起玩一个叫《普通话小镇》的产品，这是一款专门为普通话基础薄弱人群定制的功能型游戏，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指导，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提供业务指导，语文出版社和腾讯互娱社会价值探索中心联合推出。
一个“AI 老师”入驻到索昂文毛和同事们的手机里了。她最喜欢《普通话小镇》的评分功能，每对着手机录下一句练习的短语后，会自动生成一张发音测评“雷达图”，从流畅度、准确度、声调、前后鼻音和平翘舌五个维度提供一个综合评分。
对于早就会普通话，但发音总是有藏语口音的索昂文毛来说，她终于有机会能自己寻找发音不标准的症结。一次次重复听标准语音和重复练习，让她能把每一个字讲得更“饱满”也更“标准”了。就连幼儿园里已经两次拿到过普通话水平二级甲等等级的副园长，也每天认真地跟着《普通话小镇》练习，严谨地纠正口音，纠正自己作为藏族人容易分不清前鼻音和后鼻音的状况，“这是我们为人师表的责任所在。”
据了解，在《普通话小镇》的推广应用过程中，有一些老师经过每天日常的练习，在普通话等级考试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青海一位乡镇地区的教师扎西多吉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年轻人，他不仅自己每天坚持练习，也在带着小朋友们一起体验产品里的小故事，在一个个场景里，小朋友们不仅练习了普通话，也不知不觉地理解了从小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
扎西多吉说，在乡镇地区，家家户户多以藏语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那是因为很多中年人、老年人在小时候没机会得到系统性教育，家庭条件也不足以让他们走出家乡务工，根本没机会学习普通话。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接触普通话对他们来说很新奇，有不少小孩学得兴致勃勃，回到家后跟父母讲自己的一天时，还会讲起自己学了什么词。“如果听到家长的普通话讲得不对，孩子还会主动纠正。”扎西多吉说，班里的不少家长因为他对普通话的认真教学而感谢他。
作为老师，扎西多吉感受到了这份职业带来的快乐。因为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好，他还被领导要求给全校老师分享心得，他在职业上的自我认同感也更高了。
索昂文毛是幼儿园的教学组长，她规定老师们每天都要用《普通话小镇》学习一小时，并且要在一学期内至少拿到900 颗星星，意味着每一关里的每一句语音练习都要尽可能接近最好水平。她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索昂文毛给自己暗暗设定的目标是每句话都要拿到满分三星。她的勤奋是可以被量化的，仅两三个月，她就获得了 1000 多颗星星奖励。
实现这一重要功能，使用的是腾讯 AI Lab 先进的语音评测和语音分析技术，同时还需要配套地对背景噪声做判断、判定方言类型，再全方位地诊断发音错误的类型。为了给出客观评价，工程师们也设计了一套先进的评分算法。
索昂文毛所在的青海省，在 2020 年 11 月就与腾讯《普通话小镇》合作，展开定制普通话学习活动，帮助青海省超 70% 幼儿教师学习、训练普通话；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数千名教师也广泛使用这款应用；9 月 8 日，在云南省怒江地区，《普通话小镇》也伴随着新一年的全国普通话推广周中为更多人提供帮助。
索昂文毛深感现在小朋友的普通话语言环境是多么的优越：重要的语言知识都被老师们设计成小知识融入到幼儿园的环境中了。每天早上，小朋友入园时，索昂文毛和老师们会用普通话跟孩子们打招呼：“小朋友，早上好！”小朋友们用普通话回答：“老师，早上好！”孩子们全天沉浸在只有标准普通话的环境里，轻松地就掌握了普通话。以前她班上有刚从牧区过来的小朋友，“连打招呼我们说什么他都听不太懂，最简单的，请你去上厕所，他都听不太懂。”待了一个月后，进步特别明显，索昂文毛在班里讲的日常用语那个小朋友都能听懂。
图 | 玉树州幼儿园分享
目前，《普通话小镇》已经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定向地为困难人群提供服务。它能更好地帮助像索昂文毛一样有志于把普通话讲得更好的青壮年，说到自己为什么这么勤奋用心，索昂文毛用了一句诙谐但富有责任心的总结来回应：“幼儿园老师要是普通话不标准的话，对小朋友，真的会把他们带到沟里。”
经济有它自身的力量，经济发展越好的地方，它们的语言也更容易被很多人主动学习，也是为什么英语、普通话近年来在全球语言教育中备受欢迎。经济学领域甚至因此发展出一门小学问：语言经济学，意在说明语言本身具有商品属性，是一种公共产品也是一种人力资本，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使用语言来获得其他资本以及潜在的经济利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赵颖教授就是“语言经济学”领域的一位学者，她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较好的语言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者的竞争优势，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潜在市场摩擦等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且就业机会的增加会提升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而增加其工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既定工作岗位上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其收入具有促进作用。
我国对普通话的普及工作重视已久。普通话的广泛使用影响着社会交往、经济工作和日常生活信息传递，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着国民对整个社会变化的及时了解。经过多年来人们的不断努力，根据最新数据，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 80%，个别地区还徘徊在 60% 左右。
以前，人们想要把普通话学好或者学标准，只能依靠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培训课程，专业的老师要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赶来，集中授课。真人指导的优势是互动更直观，可以随时交流随时提问，但劣势是机会稀少。
这一劣势在今天完全可以被技术完美解决。移动运营商早已让他们的基站覆盖到全国几乎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末端，智能机也早就走进高性价比时代，无论你在中国何处，几乎都能随时通过移动设备连接上互联网，在手机上通过使用功能性游戏练习普通话，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更方便的语言学习方式。
图 | 农民通过《普通话小镇》学习普通话
2020 年，为了响应教育部语用司“关于丰富和完善普通话学习资源”的政策要求，腾讯游戏以《普通话 1000句》为内容蓝本，联合语文出版社一起推出了《普通话小镇》脱贫篇。据腾讯游戏的工作人员介绍，一开始，团队对于讲普通话有一定障碍的人群并没有了解和足够认知，为了掌握这群人的真实需求，他们派了几位同事专门走访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普通话基础薄弱地区。
到了当地，他们发现有的保安给他们指路时讲的“普通话”他们并不能理解，这对于团队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认知冲击。他们也更感受到青壮年里不掌握普通话的这群人其实是推普工作的重点“待攻坚群体”，那是因为对这群人来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有一定优势，但学习语言方面又失去了年龄优势，常常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如果能够通过一种趣味的、和他们距离更近的方式让他们学好普通话，他们的下一代也将得到直接影响。
他们回去便计划着开发一款可玩性更强的功能型游戏。很多功能游戏往往“功能性”很强，但“游戏性”不足。据腾讯游戏《普通话小镇》策划 Lisa 介绍，为了让用户不因为学习语言这个目标而感到疲惫，他们把“大富翁”和“模拟建造”的核心玩法应用到了《普通话小镇》当中，还在小镇场景的棋盘里加入了多种随机事件，通过不同形式的练习，让用户在具体事件中学习普通话。
2022 年，《普通话小镇》推出“乡村振兴”版本，成为乡村地区家庭、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等群体的普通话训练辅助工具。
图 | 《普通话小镇》推普助力乡村振兴
游戏内的学习内容都和目标用户的生活有较高的相关性，Lisa 介绍道，除了跟国家语用司、语用所、语文出版社等单位的普通话研究和教育推广专家们沟通交流，团队再派成员深入云南地区实地调研，通过体验山民村民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了解真实状态下普通话薄弱人群遇到的实际困难，结合他们的实际需求和实际水平设计游戏内容。今年，为了配合乡村振兴的政策，《普通话小镇》还增加了针对学龄前儿童学习需求的内容，鼓励家长、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学习，在可爱的卡通人物的引导下，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学会普通话。
偏远地区的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让孩子讲好普通话这件事。在普通话成为中国经济运转体系通用语言的今天，学会普通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等于人们有机会向上流动，也意味着家庭生活幸福感会更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康慧琳博士曾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的有关数据研究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生活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根据她的研究结果，在方言和普通话差别较大的地区，提升普通话能力对人的幸福感影响更大。在康慧琳看来，普通话能力是重要的“符号资本”，能够帮助人们在正式的交流场合得到更多正面评价，提高主观幸福感。
“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康慧琳指出，“普通话能力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在于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及促使城乡居民具备共同的身份认同，使农民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生活 。”
在完成这个美好目标的路上，科技企业在付出努力。游戏是一种超级数字场景，它背后的科技力、技术力是互联网公司的能力，而倾注在游戏设计和情节当中的，是一群互联网从业者、科技公司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参与公益事业的理解。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的精品游戏，当时就有在考虑如何传播传统文化。”Lisa 说，无论是作为她个人还是代表公司，她都真诚地“希望、想要也应该去承担这方面的社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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