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牛小曼 邵群玉】“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开始，我就对现实题材感兴趣。”正在热播的农村题材剧集《幸福到万家》是导演郑晓龙的新作，该剧讲述农村姑娘何幸福不断成长，从农村走进城市，再从城市回归农村，最终带领万家庄实现精神文明进步的故事。“农村小康了以后怎么办？”郑晓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实主义”在这部剧中的体现，就是“既要好看，又要反映出农村最近这些年实实在在的变化。”不仅是农村题材，郑晓龙过往执导的《甄嬛传》《芈月传》等古装剧中，也包含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对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养”。
乡村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真实碰撞
环球时报：《幸福到万家》的创作契机是什么？为何将“普法”作为故事线？
郑晓龙：6年前我看到故事大纲，它根据陈源斌小说《秋菊传奇》改编而来，讲述一个女孩法律意识的觉醒。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不仅是执法人员，也包括普通人法律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农村女性，我觉得对国家未来发展很有意义。我们把《幸福到万家》的故事放在一个重要时间点——农村已经富起来了，但在精神、法治观念上并没有富起来，还存在一些落后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社会发展道路上，会遇到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也是我们做这部剧的最大意义。
过去在农村，有些事就靠某个领导说“算了”来“调解”，找不着证据就各打50大板，这是不行的。通过法律弄清事实，通过法律辨明是非，通过法律弘扬公平正义，这才是法治社会。我们当时去安徽采景，了解当地从2009年开始的情况，农村富起来究竟是什么样，有没有“闹婚”等剧中讲到的事，以及服化道、场景等是否符合那个时代。
环球时报：对于外界对剧集细节上的关注，会怕被“挑毛病”吗？
郑晓龙：影视是流动的艺术，不能当成固定画面来看。其实观众也应该是这样，按艺术规律来。如果一帧一帧去看，任何片都能挑出毛病来。如果问我有没有压力，我有。
环球时报：剧中如何展现村支书和村民们观念的一步步转变？
郑晓龙：是“幸福”在改变他们，让大家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如果说“幸福”努力之后大家还是无动于衷，这个片子就没意义了。其实不是非要改变谁，而是通过作品来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在进步。“幸福”的妹妹“幸运”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也有一些自私的东西，屈服于压力。但最后事实教育了她，“幸运”做到了关涛说的“我们不能把法律做成生意”，这才是她最后的成长。
不会特意讨好观众
环球时报：会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特意设计情节吗？
郑晓龙：我没有。我觉得写好人性的基本故事，不管是不是年轻观众，都能感受到。有人说我现在拍女性角色很厉害，很受女性观众喜欢。其实我没有特意要讨好谁，只是我对“人”很了解，这很重要，关键是有没有设身处地替人们去想。比如设计“幸运”经历闹婚事件后回去洗澡的这个情节，如果认真地站在她的角度想，就会觉得很恶心、难受。这些痛苦不光是在心理上，还有生理上。
环球时报：您觉得文艺作品在社会发展中有哪些作用？
郑晓龙：从《北京人在纽约》《渴望》开始，我就对现实题材感兴趣。就算我拍历史题材，也完全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拍。《甄嬛传》的批判性，《芈月传》的家国情怀，我觉得都是现实主义的体现。任何一个片子都要有历史观点，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要有营养。不用很宏观的理论，但对人、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养，这些是最简单的东西。
文艺作品要有“认识价值”
环球时报：您在选演员时比较注重哪些方面？
郑晓龙：首先得看他/她的气质和角色是不是吻合。气质吻合演起来比较容易，演技和外貌都是其次。这次选赵丽颖，她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比较熟悉。我觉得她身上有“何幸福”的气质，有一股倔劲儿。其次，我前段时间说过要把演员的选择权还给导演。导演会反复看甚至修改剧本，所以最清楚用什么样演员的，应该是导演。
环球时报：国内影视创作近年来有哪些变化？未来该如何发展？
郑晓龙：这两年影视行业进行了大调整，现实主义态度的创作有很大进步。人们更注重作品实际质量，而不是单纯地把影视作品当成娱乐来挣钱。我不认为我们文艺工作者能去塑造“人”，但能把“人”善良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把错误落后的一面揭露出来。做好这些，文艺作品的价值和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文艺作品对现实要有真实反映。先不说文艺作品的批判价值，至少要让人们对社会现实和这个时代有认识价值。我们搞影视创作是做好外面的“形象”，“思想”自然是在里头。关注生活语言，才能找到它所对应的精神和思想，一定是真实客观地写出时代氛围和形象。以现实主义态度拍好作品，特别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