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者的观察而言，贸促会始终在帮助国家、帮助企业、帮助东西方贸易沟通，直接促进了政府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供应链和采购链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对全球经济版图的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5月19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欧盟商会、中国日本商会等30余家国际贸易促进机构和跨国公司相关负责人出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贸促会70年来为深化中外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增进了国家间合作的民意基础。本文即对贸促会的贡献做番回顾和前瞻。
北京座谈会后，笔者在与日本智库的高级专家交流中一致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重要里程碑，都和贸促会的贡献密切相关。
首先是成立之初就主张促进东西方间的贸易关系。早在1952年4月3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当时苏联首都莫斯科举办了一届民间交流性质的国际会议——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来自东道主、中国、英国、法国、美国、印度、越南、委内瑞拉等49个国家的500多名工商界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派出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任团长、冀朝鼎为秘书长的25人代表团参加，其间南汉宸还入选了由17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为期9天的会议，为20世纪下半叶遍及全球的贸易促进活动和国际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即向新中国中央政府提交报告，建议成立贸促会。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当年5月4日，中国贸促会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当时尽管朝鲜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美国主导西方国家对华实施贸易禁运政策；但是贸促会的成立和随后的积极努力，从此打开了一条和外部世界开展经贸合作的民间渠道。此后中国工商界人士发挥了主动、积极的作用，经贸范围超越了南洋。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历史悠久，举世公认启动于唐朝、繁荣于宋朝进而到明朝的郑和下南洋为巅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封锁时期，中国商人下南洋仍然是当时国家外贸的主流。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爱国华侨华商从南洋诸国回归故土，纷纷为国家带来了商务订单；广东和上海的企业就是最主要的承接方。但南洋格局对于一个新兴东方大国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贸促会成立之后就锐意拓展外贸版图，并使外贸订单辐射到大连、天津、北京等有条件的北方贸易城市。同时上海在全国外贸系统中的地位继续得以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民族制造业，另一方面是上海的港口和远洋货物运输具备连接国际主要商贸口岸的投放条件；随即就增加了对东欧和日本的货运。
其次，贸促会为中国外贸打开了通往西方国家市场的联系渠道，在让外方贸易伙伴获利的前提下，直接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对华禁运格局。1956年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当年10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参观了应贸促会邀请来华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并且听取了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当面介绍日本企业所生产和展示的半导体收音机。此后日本等西方商品得以按新中国所需进入中方市场，而上海则作为新中国主要口岸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出口商品换取外汇的历史时期。如根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记录，食品出口业务是当时国家创汇收入一大法宝。1954年中央批准成立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主要经营冻猪肉、冻蛋品、冻家禽、罐头食品和柑橘、苹果等水果。蛋品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口主打商品，主要销往英国，占比超过了60%；其他西方国家则有德国、瑞士和日本，改变了单纯依托东欧和苏联市场的格局。其间，上海食品出口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创汇为5300万美元，成为国家外汇储备的主力货源，并且带动了中国其他省份的对外出口业务。
再次，贸促会举行的国际商品展览打开了外贸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眼界，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接触世界最先进技术和研发思维的主渠道。如1974年8月13日，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参观了应贸促会邀请来华举办的瑞士工业展览会；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进行了图文并茂的报道，使得中国经济界了解到了什么是精密仪器、什么是大宗创汇商品、什么是自主型专利研发。也就是从1975年开始，上海、北京、天津等科研资源集中城市开始了为工业协力攻关技术难题的新进程，如上海不久就实现了医疗器械技术的突破。
最后，从举行单一国家商品展览、城市型贸易促进会到积极参与世博会，打开了中国和世界市场的全方位接触新局面。如1953年7月11日至8月4日，由贸促会主办的中国工农业展览会首次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办。又如1957年4月25日，由贸促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拉开帷幕，成为新中国冲破西方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开通往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窗口；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定下展会的简称——广交会，并沿用至今。1982年5月1日至10月31日，贸促会代表中国政府组织中国国家馆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中国中央媒体加以报道后，上海市政府开始接触美国和日本智库，启动了举办世博会的研究。2010年的上海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城市，从此中国经济全方位地融入世界贸易版图。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之后，贸促会对地方政府尤其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对外开放起到了顶级智库指南针般的作用。曾经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仲礼先生，在出席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后就感慨地告诉笔者：“最初上海市计委组织的本地专家认证的结果是上海不具备在新世纪申办世博会的条件，当时还没有浦东大开发的任何概念，只看到了上海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和开放度不如广东等。是汪道涵老市长专门请了贸促会和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来上海，和上海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们一起深入探讨；再由贸促会引见日本具有申办世博会经历的专家及其金融咨询机构。最后作出了上海可以也应该申办世博会的战略咨询报告，意义深远！”
笔者开始和贸促会智库型专家直接交流是在2002年，当时也正逢庆祝贸促会建会50周年，我们交流的主题是如何帮助经济外向型企业应对非贸易壁垒条款。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多外贸从业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官员一度有“从此进入国际贸易自由圈”的美妙感觉。贸促会专家在上海社科院小礼堂进行专题演讲时明确反对这种“马归南山”的诗意心态，提出务必要居安思危；尤其是要注意欧盟设置贸易障碍的撒手锏即儿童保护条款运用。果然不出所料，当年中国打火机产业就遇到了欧盟新设置的产品确保儿童安全性条款限制，美国海关也起劲地予以配合。经过五年多的交涉、谈判和技术改进，中国打火机产业才渡过难关并升级为新型的打火机产业。2012年，笔者还见证了贸促会专家协助中国茶叶出口应对非贸易壁垒案例，发难者也是欧盟，居然指责西湖龙井等产茶区劳动力强度太大。但中国龙井茶又颇受西欧消费者青睐，后来机器人加入炒茶工艺后才破解有关限令。
可以说，以笔者的观察而言，贸促会始终在帮助国家、帮助企业、帮助东西方贸易沟通，直接促进了政府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供应链和采购链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对全球经济版图的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在近三年来全球深受新冠疫情负面冲击的背景下，贸促会仍有大手笔；包括直接促进了2020年阿联酋世博会中国馆的建设、运营和连续协助国家职能部门在上海成功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因此，贸促会自然得到了世界级贸易合作伙伴的高度评价并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软实力。这正如WTO总干事伊维拉在5月29日祝贺贸促会70周年庆典时所强调的——“中国贸促会始终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目前，面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粮食危机、环境恶化和衰退风险，国际合作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