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以此为号，但他很有可能从来没有吃过蕺菜。原地上溯1800多年的话，倒是有人吃蕺菜。《吴越春秋》里说，“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岑草也就是蕺菜众多别名当中的一个。据说蕺山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那里盛产这种气味不怎么好的野草。如果不是用来励志的话，只有“凶年”收成恶劣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湿地里挖这种看上去像茅根的野菜来吃。它的长相，贾思勰讲得很简略，“紫色，有藤”。紫色的叶子是心形的，藤则是白色的。
如今吴越之地自然已经不再吃这种东西了，倒是西南人民热爱把这种野草及其草根当作日常蔬菜吃，甘之如饴。在西南，蕺菜没有风雅的名字，没有国仇家恨的记忆，就叫做“折耳根”。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似乎已经完全不可考，虽然有些民间传说，但毕竟难寻可靠的文献记录。倒是它的另外一些名字，要么很符合它的气味，比如“鱼腥草”，要么很符合它叶子的形状，比如“猪鼻孔”。云南和贵州的人们喜欢吃鱼腥草的根，四川和重庆的人们则很喜欢吃鱼腥草的叶子。蕺菜和折耳根，这两个名字居然是用来命名同一种植物的，实在很神奇，似乎有一种从风雅的学堂里一脚踩进水稻田满脚是泥的感觉。
鱼腥草的味道奇突，第一次吃的人，不是深深爱上它，就是切切仇恨它。在这个食医经常不分家的国度，要劝人们接受某种奇怪的食物，最经常使用的手段就是描述这种食物的药用价值。这个营销方案对于鱼腥草来说，简直是太完美了。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新鲜的鱼腥草，但感冒的时候却可能吃过鱼腥草片剂。有了这个方案打底，第一次接触鱼腥草的人，对口中那股浓烈的腥味，就能够有些心理准备。
现在劝人吃鱼腥草的说辞就更多了，2003年Sars，贵州没有一个病例，乡民们于是将原因归结于日常性的吃鱼腥草——贵州人可能真的是鱼腥草爱好者当中，对其依赖度最高的，他们吃饭离不开蘸水，而蘸水里经常就会放切成小段的鱼腥草根。最近风传的是鱼腥草能够抗辐射，能御放射性污染于人体之外。科学家们对这些“市井健康知识”，当然会有自己的解释，而我们能看出的是，鱼腥草爱好者们对它的拳拳热爱之心。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在辣椒进入中国之前，西南乡民用什么手段来调理鱼腥草。因为不加调料的话，鱼腥草生吃真的就只有励志效果，再喜欢的人也很难觉得是美味。一般的做法都是用盐先把根或者叶子里的水分杀出来一些，然后加上辣椒油花椒酱油醋等等调味凉拌，味道非常浓郁。
《齐民要术》的“作蕺菹法”里提到当时加工保存鱼腥草的办法：“蕺去土毛黑恶者，不洗，暂经沸汤即出。多少与盐。一升，以暖米清沈汁净洗之，及暖即出，漉下盐、酢中。若不及热，则赤坏之。又：汤撩葱白，即入冷水，漉出，置蕺中，并寸切用。米若椀子奠，去蕺节，料理接奠，各在一边，令满。”用米汤来洗，放盐和醋保存。吃的时候用开水烫些葱白，过凉水，捞出来放到蕺菜里，都切成寸段。这段话里连上菜的方法都讲了，拌好以后把蕺菜拣出来，葱白和蕺菜要分别放，连接着放。古代人就算是吃这样的山野菜，也颇为讲究，不似西南人民吃鱼腥草，他们是绝对不会把葱节再捞出来另外放的。
现在除了西南人民，似乎再没有什么地方的人会生吃新鲜鱼腥草了。闽粤人民也吃鱼腥草，不过是用来煲汤，或者干制以后入药。很多广东凉茶的配方里，都会有干制的鱼腥草。干了以后就没有那种强烈的味道，可以直接加白糖煮水喝，喝起来很清凉。
贾思勰把蕺归入了“非中国产”的菜茹，那时他所在的北朝自恃为中国，南朝就是“非中国”。但他没有仔细说蕺到底分布在哪里。而晋代崔豹的《古今注》里大概提到荆扬也有此物，那就应该是在长江流域。但是《唐本草》里说关中也有。虽然知道了它曾经生长在那些地方，但还是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吃不吃它。不过既然贾思勰都记录下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那时也没有那么多蔬菜，大概人们还是吃的吧。其实汉代的时候，张衡写的《南都赋》里，也还是有蕺菜的一席之地的：“若其園囿，則有蓼蕺蘘荷”。它前面的蓼和后面的蘘荷都是蔬菜，想来张衡的年代，南阳人的餐桌上，它搞不好也是常客。
只是为什么现在只有西南还把这种植物当作蔬菜吃，真是一个耐思量的事情。葵也是如此，作为蔬菜，到最后只能偏安于西南一隅。在历史的斗转星移里，人们的胃口发生的变化，假如能够以这些蔬菜作为等高线，来画地图，恐怕还真能画出些有意思的结果来。
本文作者：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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