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我国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是我国中央和地方近年来的一件大事。
近日，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印发的《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北京将以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为统领，带动协同发展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是早就定下的目标。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发挥一核作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更早之前，2010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的《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通知》提出，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打造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此外，在珠三角城市群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呼之欲出。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当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则提出，要“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至此，三大城市群全部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抓手。
我国三大城市群具备规模优势
尽管我国大大小小叫城市群的有一二十个，但较为成熟的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个城市群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左右，人口约4.2亿，贡献了中国近一半的GDP。
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向新京智库介绍，长三角作为国内最成熟的城市群，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但与其他五大城市群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人均GDP，长三角城市群的约1.8万美元，仅为其他五大世界级城市群2015年时人均GDP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曾经作为访问学者或上海市政府相关项目的培训学员去过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沈开艳介绍，她发现在世界五大城市群都有一个科技创新聚落，比如美国纽约、波士顿、日本大阪、京都和神户等。中国北京、深圳和香港也形成了科技聚落，但就城市群整体来说，科技创新方面还是相对较弱。
2021年9月，在2021中关村(000931)论坛全体会议上发布的《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1》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南京进入前10名。从城市群维度比较，美国的纽约都市区、波士顿都市区和巴尔的摩-华盛顿均在前10名。
金融是又一项衡量指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王红霞告诉新京智库，以上海为例，尽管上海目前是仅次于伦敦、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上海的头部机构投资者数量和资产规模远低于伦敦、纽约等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明显不如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的境外投资者占比高达40%左右，纽约的境外投资者占比也在16%以上，而上海的境外投资者仅占投资主体的1.2%左右。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凯告诉新京智库，说起世界级城市群的竞争力，产业、金融、科技、文化是最常提及的几个观察指标，但高等教育资源其实也是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一项重要资源。在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级中心城市，国际一流高校云集已是一种“标配”，大学学术声望与所在城市和国家形象互为“营销名片”、相得益彰。
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和后，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前100名高校中，伦敦有6所、巴黎4所、纽约3所、东京2所。中国大陆只有7所，其中上海有3所、北京2所、杭州和合肥各1所。
2021年10月，清华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联合发布《长三角人类发展进程报告(2010-2020)》显示，教育水平是长三角地区人类发展的主要短板。报告指出，2020年长三角地区的教育指数仅有0.712，比0.814的人类发展指数值低约0.1，是影响该地区人类发展的突出短板。在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中仍有24个地市的教育指数低于0.70，处于中等发展水平。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正式推出。
从综合实力来看，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与世界五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也存在一定距离。全球城市实验室发布的《2021年全球城市500强》显示，在前50名城市中，中国仅有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和广州上榜。而美国东部大西洋(600558)沿岸城市群四个核心城市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均在前50名。
三大城市群的创新活力各有特征
我国三大城市群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曾刚告诉新京智库，三大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以前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譬如，争夺投资，特别是争夺外资、来自中央政府的研究项目，甚至包括人才，因为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地理上离得比较近，空间上也是连片的。
“‘十三五’期间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曾刚介绍，三个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开始强调应该成为“一家人”，更多转向合作。现在一些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有些投资还不一定要。因为这些特大城市土地资源相对紧张，要对投资进行筛选。“不像以前，只要有投资都要，现在慢慢开始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堂林对2012年-2019年三大城市群创新综合能力做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综合能力得分由0.518增长到了0.970，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综合能力得分由0.181增长到了0.473，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综合能力得分由0.157增长到了0.509。
同期，三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也有很大变化。长三角城市群由0.72提升至0.93，京津冀城市群由0.35提升至0.81，珠三角城市群则由0.74提升至0.94。
从纵向看，国内三大城市群身上有比较明显的发展“痕迹”。而从横向上看，国内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距还比较明显。
沈开艳介绍，发展活力就是指未来的潜力，这种潜力的表现可以从诸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导产业，或从企业活力等反映出来。从2016年开始，工信部每年会颁布一批“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名单，类似“独角兽企业”。到现在已经公布了5批，从这5批全国单项冠军的数量来看，长三角是最多的，呈现出苏南、浙北和上海全域分布态势。
国际市场咨询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显示，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在2020年2月初超过1000家。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68家、京津冀64家、粤港澳大湾区32家。
沈开艳解释，从数量上看，长三角是最多的。从体量上看，北京的独角兽公司估值最高，字节跳动贡献了京津冀地区所有独角兽公司估值的近一半。但从中位数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独角兽公司最有竞争力。“从三个衡量角度看，三个城市群各有优势和特征。”
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密告诉新京智库，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活力、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要素流动等指标的协同性上呈现明显的“向心、成群、联动”的特点。简单来说，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特征较为明显；长三角城市群的梯次结构和成群特色较为鲜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联动性和发展活力较为突出。
具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其他城市均与北京保持高度的经济联系，其次是天津和河北石家庄。京津双城联动与石家庄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相结合，形成了核心城市引领，特定空间结构支撑的发展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的五个主要城市中，上海市对外的经济联系最强，但其他主要城市的辐射能力也较为均衡。长三角城市群的要素流动等经济联系较强，产业结构梯度合理、创新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竞争力，正在从“一群城市”向“城市集群”转变。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另两大城市群对比都是最高的。“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也有明显的‘中心城市引领’特征，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显著”，周密说。
京津冀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更突出
金融在城市群发展中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木西撰文表示，理论和实践表明，金融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所处阶段相互伴生，金融潜能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所形成的金融经济力成为推进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
曾刚介绍，由于我国将金融发展划片管理，长三角区域的金融行政管理分属上海和南京两个分行管理，这导致长三角城市群与金融区出现了错位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协同发展的障碍。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发言人告诉新京智库，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分别为金融、科技、产业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则三者兼备。大湾区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内地九个城市各有不同且可以互补的优势。香港既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同时在专业服务及科研等方面享有优势。广东省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产业带，其中深圳是集聚内地创新科技资源和人才的枢纽。
抛开香港和澳门，周密认为，珠三角地区也是我国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区域经济实力比较强，市场发育程度比较高，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也比较好。
周密表示，珠三角区域的不足之处是，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没能形成金融合作协调机制。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金融要素的流动。
对于京津冀而言，周密认为，京津冀区域的优势是北京的金融资源总量和资源配置能力突出。其中北京的综合金融实力最为突出，证券行业较为发达；天津在特色专项金融发展中存在亮点；河北的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以银行等传统金融为主。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王鹏对新京智库表示，不管是哪个城市群，金融业的发展都还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企业发展的内在本质。这跟中国股市、金融市场有很大关系，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上涨或下降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家企业的业绩发展水平。
区域协同发展仍有提升空间
三大城市群还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力度还不够。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李国平对新京智库介绍，相比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在这方面会比较明显一些，因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产业关联度较低。北京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金融和服务业为主，河北是以钢铁、煤炭、电力等靠近原材料工业、能源等产业为主，三个地方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和断档，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产业上下游关系，这也导致了京津冀技术交易量很小。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杜勇宏等人撰文指出，北京是我国论文发表、专利发明和技术交易的高地，相比之下，与距离北京较近的天津和河北的论文合作、专利合作和技术合同输出并不多。京津冀三地并未充分体现协同创新，亦未能体现区位优势，特别是与企业商业行为直接相关的专利合作和技术合同输出成交额两项的优势不明显，京津冀协同创新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曾刚介绍，其实上海与江苏、浙江的技术交易市场也是分开的。现在较为流行的一种合作方式是等级扩散，即专利合作在“北京和上海”、“北京和深圳”互相之间合作更多，而三大城市群内部合作少。“因为北京、上海或深圳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容易形成共识，达成合作共赢的方案。”
王鹏认为，这是因为城市群内部的互助机制做得还是不够好，这可能与区域发展水平不同有很大关系，因为各个城市之间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还是比较重，相互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意愿也不是很强，“这一点在珠三角也是比较典型的。”
问题是，三大城市群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同时从事人口经济学研究的王红霞表示，从城市群竞争力建设的核心要素来看，三大城市群建设进程中还面临着两个瓶颈，即人口老龄化对人口流动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土地、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制约。
与此同时，我国普遍存在不断上升的人力成本和居高不下的土地成本，在周边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竞争下，将不可避免地对进一步吸引全球生产和服务业转移造成一定影响，“如果不能有效解决，难免会进一步影响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进程”，王红霞说。
离世界级城市群目标越来越近
尽管中国三大城市群与五大世界级城市群还有一定距离，各城市群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但优势也很明显。
王红霞表示，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共性优势在于人口规模庞大。即便是人口规模最小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也是世界五大城市群中人口规模最大的日本(601099)沿岸城市群的1.5倍左右。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长三角地区总人口超过2亿，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也是助力长三角城市群立足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突出优势是，“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的交通一体化程度较高”，王红霞说，这受益于我国高铁和城际快速交通的日益完善，“一小时通勤圈”已经覆盖城市群内部大部分城市，三大城市群内部基本实现同城化效应，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进程。
近年来，三大城市群也取得了不小成就。在一些方面已经达到世界级城市群水平，某些指标甚至超过了一些五大世界级城市群。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其在一些方面已经成功跻身世界级城市群之列。
2022年2月28日，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近五年《专利合作条约》公开总量约12.20万件，仅次于东京湾区，是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2.88倍和3.40倍。粤港澳大湾区PCT公开量一直保持正增长，2016-2018年增幅较快，自2019年以来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年复合增长率仍居四大湾区之首。
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根据《规划纲要》，香港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会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据《经济日报》报道，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三地持续增强协同联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阶段性成效。产业、交通、生态环境及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京津冀以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为抓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对接活动，产业对接步入快车道。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河北省累计承接京津转入法人单位2.9万个、产业活动单位1.1万个。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挂牌成立5年来，紧密推进与北京中关村示范区的合作发展，累计注册企业突破3000家。其中北京企业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三分之一，科技型企业占40%，已成为京津两市重要合作平台。科技创新链加快形成。2014年以来，北京输出到津冀两地的技术成交额累计达到1760.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两成。
更为显著的变化是GDP。2021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9.6万亿元，是2013年的1.7倍；京津冀三次产业构成比由2013年的6.2∶35.7∶58.1变为2021年的4.5∶30.6∶64.9。
这种差距还将进一步缩小。2020年10月，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5年，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促进南北区域均衡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构架基本形成。
对于世界级城市群，沈开艳认为，世界级城市群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概念。一般来说，长三角城市群不包括在内。
但长三角在经济总量上的优势也很明显。王红霞介绍，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的GDP总量已经基本达到甚至超过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中南部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日本沿岸城市群的水平。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实习生 金思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