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0日，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拍下冉光辉牵着儿子扛货的照片。资料图片/许康平 摄
2月24日上午，冉光辉在大正商场扛货。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2月28日下午，重庆解放碑附近等待接活的“棒棒”们。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2月27日凌晨，付家林等10名“棒棒”扛一台安检仪。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冉光辉试着送外卖，做了两单，不干了，现在仍旧在大正商场里当自己的“棒棒”。靠着这个，冉光辉养活了家人，甚至在重庆市中心买下一套房。
山城重庆沿山而建，四面八方都是山。这样的地形下，扛着一支竹棒两根绳索，在街头接活儿谋生的人，成为都市搬运的重要力量，他们被叫做“棒棒”。
数据统计，随着城市化进程，“棒棒”的人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在媒体表述中，冉光辉是被视作重庆“棒棒”精神符号的男人。2010年，这个一手扛着货，一手牵儿子的山城“棒棒”，被摄影师许康平拍下，随后在网络上传播，一时轰动，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庭，手里牵着未来”。
目睹着行业的消亡，冉光辉也开始尝试转型。偶尔，他会打开大号直播打光灯，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推销奉节脐橙，身后的墙上贴着许多脐橙的包装箱纸壳。拍视频、做直播，他一半为了自己开心，另一半，或者是为了试水电商。
可这些都不耽误他每天去大正商场“上班”。嘴里叼着11块钱一包的云烟，肩上扛着一两百斤的货物，他穿梭在密密麻麻的店铺之间，上楼梯跑得比别人下楼梯还利索。
扛着家庭的冉光辉，今年52岁了。当年的小儿子正读初三面临中考，商场里的老兄弟还在干的只剩十几个。他有危机感，这危机感来自岁月累积，来自一整个“棒棒”时代如嘉陵江水一般地轰隆远去。
当了一天外卖“步兵”
年关已过，姑娘们的裙角拂过解放碑，这是重庆最舒服的季节。
冉光辉还嫌天不够热。他喜欢夏天，哪怕是最闷热时也行，扛箱子的时候不穿上衣，流汗流得痛快，还不用反反复复穿衣脱衣。“干活不撇脱。”
2月26日，他单穿一件加了薄绒的圆领长袖衫，匆匆忙忙往大正商场赶。这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段，他顺着新华路一直往下走，大约10分钟以后就能到达目的地。
“有人说我送外卖去了，其实就去了一天。”冉光辉说，2021年年底，随着“双十二”落幕，“棒棒”生意开始进入淡季，在别人的建议下，他尝试去送外卖。本来想着这活儿不会比当“棒棒”更辛苦，但是真的跑一下，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地形复杂的重庆，每一个陌生订单的具体位置，冉光辉都要琢磨很久。“爬上爬下，有些地方没有电梯，累得很。我又不会骑车，只能做‘步兵’，送货全靠腿。”只跑了两单，冉光辉就放弃了。“一单四块五，加起来九块钱，还要被平台扣三块。这个钱不好挣。”
一个“棒棒”改送外卖，可能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可这个“棒棒”是冉光辉，就引来了很多关注的目光。
2010年，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拍到冉光辉牵着儿子送货的照片。后来经过自媒体二次传播，冉光辉一手拽着背上几乎和自己等高的货物、一手牵着儿子的形象，一夜间传遍全国。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庭，手里牵着未来”。
现在，他“转型送外卖”的消息，再次引来媒体的关注。
沾灰的棒棒
早上八九点，大正商场的商家们陆陆续续拉开卷帘门营业。
冉光辉把自带饭盒放进运货通道一个不起眼货架的顶端，再往深里走两步，从狭窄的没有什么灯光的角落里拖出自己的平板推车。
“来了？”“啊。”一路上遇到同行或者商场管理人员，冉光辉会简单寒暄两句，但脚下从不迟缓。走到五楼，他把推车在老位置放好，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为大正商场生意最好的“棒棒”，冉光辉每天会先和相熟的店面老板打招呼。他的业务集中在四楼和五楼，今天有没有货要发、有多少、什么时候发、发什么快递，冉光辉上上下下溜一圈，心里就能有点谱，大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脑子里徐徐展开，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节奏取货、发货。
对针织品市场的“棒棒”来说，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算淡季，衣服轻薄，箱子数量就减少，重量也轻；到了冬天，一个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一张订单得要多发几个箱子，就能多赚一点钱。但这样的箱子沉，冉光辉记得自己背过最重的一单，一箱东西超过了400斤。
虽然是这个市场生意最好的“棒棒”，但这几年越发觉得生意艰难。“现在和十几年前没法比。那时候一个铺子一天发七八件甚至十多件货出去，现在，有些铺子两三天发一件。”
扛活儿的时候，冉光辉不回答任何问题，穿梭在四通八达的商场通道中，常常一扭头就不见了，只在午餐时间等工作间隙才会放松下来。“这个商场里，最开始大几十个‘棒棒’，现在没剩几个人了。也没有新人入行，我搞不好都是这里最年轻的。”
冉光辉出身农家，家里有薄田几亩，一年四季，隔几个月就要农忙。忙完一阵闲一阵，空下来的时间就出来做“棒棒”。“一是没啥其他本事，二是图个自由。”
在这一天的工作中，用肩膀背、用推车拉、用电动车运……冉光辉的扁担放在商场里一个下水管背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派上过用场。
这是一根俗称“硬头黄”的楠竹，显然用过很多年，磨得油光滑亮。但现在它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大部分的时间里站在粗壮的白色塑胶水管背后。这里还塞着几根棒棒，颜色各不相同，粗细差不多，长约一米，看起来都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扛出一套房
当棒棒们不再被使用，“棒棒”们也在逐渐消失。
“棒棒”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根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志》记载，1983年，为搞活经济，重庆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搞运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山城棒棒军”由此出现。最盛时，重庆有数十万“棒棒”在山城上下来回穿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棒棒军”的人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学者秦洁曾经长期居住在重庆，在对“棒棒”这个群体进行长期的人类学调查后，她写了《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相对性》一书。书中把“棒棒”定义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重庆扛着一根竹棒、靠体力劳动支出、以从事人力搬运为主的零散搬运工。”
从上世纪80年代零零散散做“棒棒”算起，冉光辉入行已经二三十年，哪怕从2009年正式到重庆长期干活算，他也是从业13年的“老人”。
冉光辉十多岁时，家里亲戚就带着他“上重庆”，一根扁担两根绳，朝天门码头到处可以“捡钱”。他记得当时的行情，从码头挑一担东西上大街，大概两三元。他跑得勤快，什么活儿都抢着接，从不挑三拣四，这也是“棒棒”们最讲究的行规——不挑轻重，有活就要上，谁要是挑挑拣拣，会被别人看不起。
靠着踏实肯干，也因为“明星光环”无形中为他做了背书，经营十几年，冉光辉现在在大正商场有十多个固定客户。
对“棒棒”们来说，有没有固定客户很重要。“现在市场不行，固定客户数量多就还能撑得起，如果没有他们，全靠零散活儿，好多‘棒棒’一天都搬不到几箱货。”冉光辉多的时候一天要发30多箱货出去，少的时候也有十几箱。箱子从各个不同的店里搬出来，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再用小推车一次性推下去。垒多宽、多高，能不能刚好塞进货梯，他“眼睛就是尺”，一打眼心里就有数。
就这么五块、十块地挣，冉光辉硬生生在重庆解放碑挣出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买得早也不算贵，2016年的时候7000多一平方米，40多万元。”40万，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货收入10元来计算，他扛了4万包货。买房以后，冉光辉感觉终于给妻儿“一个家”。他话说得谦虚，脸上的神情是毫不掩饰也无需掩饰的自豪，“买房子之前我和老婆带着小儿子租房住，20平方米，住都住不下。”
下午6点，冉光辉收工回家，家里妻子已经开始炒菜。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冉光辉看起来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当年牵着的儿子，现在已经超过父亲的肩膀高。
冉光辉对自己的成就很有自豪感，但对这个身份并不太认同。他始终觉得，做“棒棒”是卖力气、上不得台面的工作。但他不知道的是，“棒棒”早已经成了重庆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体现的是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勤劳自立，2009年，在中国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中，市民票选结果显示重庆“棒棒”群体入围前50强。
午夜“棒棒军”
作为行业明星，冉光辉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再有年轻人加入。“现在的娃儿都读过书，能找到体面工作谁愿意来吃这个苦？”
但其实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岁的付家林。“进厂打工不好，要求太多。每当辞职总会损失工资”，当“棒棒”是做完一单立刻收一单的钱，这让付家林觉得安心。
2月26日付家林干了自己入行一年多以来最累的一单。
“今晚上这单十个人够了，你安排一下。”收到朋友邓常飙的短信后，付家林叫上了经验丰富的老尹和黄世斌等人，到了午夜时分，一行人到了地铁站内，看到要搬运的货物时，邓常飙的脸色已经不太好。“客户只说了不会超过500公斤，我本来以为是自动售货机，结果是个安检仪。”
根据机器上的铭牌，这块铁疙瘩重量达到了700公斤。10个人能不能搞得定，大家心里都没底。“两边都伸出来一截，不好承力；棒棒也带得不对，太短了，要两根三米的才好弄。”老尹做“棒棒”多年，有技术能扛重，在这群人里很受尊重。他绕着机器走了两圈，觉得头疼。“来吧，动手。”老尹一声招呼，人群呼啦啦围上去。
四条一米多长的棒棒，四个角上各用一条，一条架在两个人肩上。年轻小伙子顶不住重量只能在后面使劲，老尹和黄世斌拼着老骨头，在最前方开路。“预备，起！”两人的额角暴起青筋，后方的付家林往前顶的手臂上血脉贲张。邓常飙也在队伍里，他身形瘦弱，使不上太大力气，但也尽力往上顶。
一、二、三、四，老尹吭哧吭哧往前走了四级台阶，“不得行不得行！放下来！”
有人开始抱怨，觉得光是这一台机器今晚都搬不上去：仅这一个地铁口，就有三个坡道，加起来将近200级台阶。
大拇指粗的绳子被松开，重新调整打结；年轻人们肩膀稚嫩，安排到不那么吃力的地方……休息了15分钟，十名“棒棒”再次上阵。
“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步台阶，呼一声号子，男人们所有的力气踩在脚下、扛在肩上，不锈钢的棒棒被压出明显的弧度。还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老尹仍能坚持，另一名领头人已力不从心，付家林被顶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压力。
16级台阶，走到第12级时，众人的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雄起！”棒棒将付家林压弯了腰，从肩膀滑到了脖子。他用尽力气，撑完最后4级。
“棒棒已经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军”，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种身份：在工地打工的、还在校读书的、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在他们的选择中，“棒棒”大多是用时间和力气，弥补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选择。
这个“次要选择”，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作为老前辈，冉光辉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他还试过直播卖脐橙，也拍小视频。“明星棒棒”的光环给他带来流量和关注，他的视频账号粉丝超过10万。
“有公司找过我，说要签约合作，没得意思。”他看过一些合同，觉得当主播和进厂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钱不能现结、直播时间有规定，连收入都是三七分账，自己只拿三成。“你看我现在，老家有个啥子事，早上坐个车回去，晚上就回来，要跟哪个打招呼吗？撇脱得很。”钱要手手清、时间要自由，十几年前选择“棒棒”的理由，现在依然适用。
冉光辉知道自己在逐渐老去，虽然豪情壮志“还要再干十年”，但他的腰椎已经出过问题，手指也明显变形，他担心自己随时有倒下的一天。
在冉光辉尝试转型的同时，许多“棒棒”也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转行送外卖的、上工地的、进厂的、去开滴滴货运的，都有。”
10多年前给冉光辉拍下照片的许康平，始终关注着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棒棒’已经消失了。”许康平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近年来做过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最后的结论是目前“数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随着城市建设，朝天门码头在过去数年里的改造，让阶梯已经大幅减少。从大正商场往朝天门物流站这一条路被修成坡道，没有电动车的人，拉着推车也能走，虽然费点力，但总比肩挑手扛轻松不少。运输工具的变化，让“棒棒”们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搬运工。他们用肩膀扛活，攒够一车就用推车送到楼下，再辗转换成带了电机的大推车，人坐在前面，车把手一扭，毫不费力。
还有一些变化超出许康平的预料，譬如电商和物流的发展挤压着“棒棒”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诸如快递、闪送等，也在顶替一部分“棒棒”的工作，货运平台的诞生也让一些年轻且更能自我学习的“棒棒”转向做货运司机等工作。
“或者可以说，‘棒棒’已经消失了。对于曾经数十万人的这个群体而言，个体的存余不影响‘消失’这个判断。消失不是等于零，而是约等于零。”许康平有些惆怅，他想，新出生的孩子们，恐怕不会再有“棒棒”这个概念了。
新京报记者 杨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