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步入新的一年已经3月有余,春天的气息近在咫尺,被冬天冰冻了一季的人们,出去游玩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只不过,疫情总是阴魂未散得反复纠缠,没有人知道自己出去一趟,还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回到出发地。
目的地的选择从最初的“我想去远方看看”开始变成了“就近解决”。
携程平台2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虎年春节本地游趋势明显,本地酒店、民宿订单量占比约60%,部分精品高端民宿更是出现了“一院难求”的现象。
但同时,有媒体报道称,厦门鼓浪屿的民宿普遍打出了3折-5折的低价,但依旧门可罗雀,难迎住客。
虎年的春天可能并不会光顾每一家民宿,那些承载了诗和远方的民宿们,正在经历疫情下的大分流。
民宿老板们虽在同一行业,但是悲喜并不想通。
1
民宿业的城郊与景区,冰火两重天
韩姐是在2017年成为民宿老板的,彼时杭州临安一带民宿刚刚迎来爆发期。
临安与民宿结缘已久,当地号称“处处皆景,四季宜游”,在有关部门“全域景区化”的战略推动下,游乐配套设施也早已搭建完善,夏有漂流、冬有滑雪,没有理论上的旅游淡季。
韩姐的民宿也顺理成章的迎来了黄金阶段,一年营收能做到近百万。
但随着疫情来袭,民宿生意随之受到重创。
为了维持生计,韩姐先是开始在朋友圈里带货当地土特产,直接成了最活跃的“微商头子”,后来还发展到拍短视频带货,茶叶、小核桃、竹笋、白果......基本上临安有什么,就能通过她买到什么。
就这样,她每个月通过做带货生意勉强赚回了房租和生活费。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生意逐渐恢复,到今年年初,春节客房早早被预订一空。
韩姐说,“主要还是有不少人过年回不了家,就和朋友们一起包个小院过大年。也希望别再出漏子了,过个平稳年吧。”
事实的确如此。
今年春节期间,民宿行业的红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冬季疫情波动,疫情防控政策下,就地过年成为不少民众的选择,由此催生了本地游的热潮爆发,间接带动北上广深杭等大城市周边的民宿生意回暖。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1年国庆节假日旅游市场报告》的数据,游客平均出游半径为141.3公里,同比缩减71.7公里,目的地平均游憩半径13.1公里,同比缩减1.1公里,3小时经济圈缩短为2小时。
受此影响,途家、小猪等民宿平台的订单数据显示,北京、成都、杭州、广州、深圳及周边度假民宿和乡村民宿预订大幅增长,其中独栋整院民宿订单量同比2021年春节上涨超过了50%。
但民宿老板的悲喜并不相通。
随着原本的长线游客大量转为本地游客,导致丽江、大理、厦门等传统意义上的民宿业发达地区一落千丈。
曾在厦门市区、鼓浪屿投资多家民宿的老陈,就体会不到韩姐终于雨过天晴的小喜悦和小纠结。
因为早在一年前,老陈就已经把名下产业转手他人。
他并非第一时间离场,也穷尽了各种办法维持生意。比如降价,原本节假日定价580元的客房直接砍半到200元,依然一客难求。
比如新媒体营销,老陈也曾尝试在抖音、小红书上发推广,但回报不佳,“白扔了一笔钱,没有效果。”
老陈无奈地说,“你知道鼓浪屿上有多少民宿吗?就我们这条街上就有100多家,这做生意太难了!”
据了解,巅峰时期的鼓浪屿民宿数量一度超过400家,时至今日,已经倒闭超过一半,老陈只不过是200个“倒霉蛋”之一。
在民宿管理及资源整合品牌云掌柜发布的调研数据中,疫情爆发前,厦门民宿往年的入住率为42.2%,2021年下降至36.71%。在单房收益方面,2021年国内民宿行业这一数据为114.9元,厦门仅为84.3元。
据老陈说,春节假期是鼓浪屿旅游旺季中的旺季,岛上民宿基本都会被提前预定完。每天往返船票的需求也大幅增加,甚至需要额外增加绿色通道满足游客们的上岛需求。
但在今年春节期间,岛上的游客反而少之又少,有不止一家同行将房价降了一半,也没有接到任何预订。
2
中腰部、个体老板,
成为寒冬“最大受害者”
民宿这一说法的起源,目前没有定论。
但可考证的最早的民宿行业则诞生于英国,上世纪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令大量英国家庭陷入困境,为了增加收入,很多人腾出自己住房的多余房间作为短租商用,被称为是B&B,即“床与早餐”,民宿行业自此开始形成规模。
到二战后期,滞留英国的大批外国士兵需要住所,从客观上推动了民宿行业的大发展。到了撒切尔首相执政时期,其商业改革政策为个体经营提供了更多便利,也使个体经营受到追捧,民宿在英国快速发展,并逐渐传向全球。
时至今日,民宿行业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
近几年里,我国民宿经济已经被视为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乃至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受到了全国多省市政府的重视,支持发展民宿业的相关政策频频出炉。
仅在去年,就有重庆、海南、四川、河南等先后发布相关政策,或指引,或鼓励,或规范民宿开办运营,助推乡村振兴。
政策友好,市场却不见得。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住房分享发展报告》显示,彼时国内已经有七万家度假民宿,每年有80%的房间处于空置状态。
这意味着,早在疫情之前,民宿行业就已经过度火热,供过于求。
而在不久前,云掌柜发布的2021年度民宿行业数据报告则显示,在2019年~2021年期间,国内民宿平均单房收益分别为135.7元、122元和114.9元,已售客房平均房价分别为348元、317元和294.6元。
行业内部竞争激烈,外部市场环境不佳,连年下滑趋势毋庸置疑。
与此同时,是在熬过最艰难的2020年后,如今高端民宿品牌反弹状态最理想,比如房价800元~1200元的高端民宿在去年表现最稳定,定价在300元-800元的中腰部民宿入住率受影响最大。
而腰部民宿恰恰是民宿行业的“大多数”。
在三亚经营着一间民宿的王鑫就是其中之一,
2019年初,海外留学归来的王鑫没有成为打工人,而是经过一番思考和调研,进入了当时正炙手可热的民宿行业进行创业。
创业的代价是巨大的,从刚开张时每天在朋友圈、小红书上打广告,甚至拜托每一位住客在平台上给好评,到后来生意逐渐有起色,却进入了疫情影响下的低谷期。
最难的时候,原本应该是旺季的国庆黄金周期间,九成订单都被取消了,看着周边很多同行开始延伸做摄像、婚礼、简餐等业务,他也曾心动过,但是一想到又是一大笔前期成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王鑫也曾多次考虑将民宿转让出去。他算了一笔账,在民宿装修打造等方面就先后投入了六七十万,加上每个月上万元的租金、员工开支及水电等日常费用,转让费要近百万元才出得了手。
但行情的下滑已经让民宿转让价格不断创新低。2021年5月,丽江南门古城一个带9个房间、超大院落的民宿转让费只需要7万元,而一家有18个房间的民宿转让费也仅需15万元。
王鑫说,按照这种市场行情,转让就等于前两年白干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一边做副业工作,一边维持民宿,只求尽快度过这段艰难的低谷期。
3
坚守者的转型与自救,
戳破民宿的“情怀幻梦”
在行业洗牌、归零之时,想要坚守却难以回归常态化运营,众多民宿随之走上了转型自救的道路。
比如连锁民宿品牌掌宿,选择的方向之一是把民宿和私人影院业务对接,旗下过半房源都可以承接私人影院的消费需求,在客房与配置设施几乎没什么改变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营收,缓解了现金流危机。
再比如上海某高端民宿品牌,手中握有200多套房源,其中大部分是老洋房风格的高端客房,疫情爆发之后,通过转型为客户提供餐饮下午茶等定制化服务、以不同风格和类型的民宿房间供消费者打卡拍照等业务,承接消化了相当一部分“本地消费力”。
此外,与个体民宿相比,连锁化、品牌化的民宿不仅具备更高的抗风险能力,在品牌认知、管理成本、营销渠道、盈利能力等多方面都更有优势,也因此成为了民宿行业近几年的另一个发展趋势。
去年7月发布的中国民宿发展报告中,调研指出有超过4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尝试或接受与其他民宿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共享同一个民宿品牌,另有16.6%的民宿主强烈表示很期待形成合力。
劳心劳力的个体民宿已经不再是个好生意。
这并不难理解。
很多个体民宿老板——包括前文提及的三位——投身民宿行业的一个重要因素都是“情怀”使然,而绝大部分人都缺乏相关管理经验,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能从前赴后继的民宿创业大军中生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幸存者。
韩姐之所以选择开民宿,就因为她一度认为“成为一间客栈老板娘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
但只有真正投身其中,才会发现开民宿是一门多么“现实”的生意。
这不只是在说从租房、装修到日常开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与钱打交道。韩姐细数她的日常是这样的,“早上起来要操心给客人的早餐情况;上午一边安排人打扫房间,一边要明确空房数量,以确保有足够的房间供新客人预订选择;还要盘算店里储备的零食饮料是否需要补货;还要紧盯手机上的美团、携程各类平台,有信息得及时回复,不然就会错过一单生意。”
换句话说,“开一间客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和远方”从来都只是文青心中的民宿,“开门做生意,不断遇到和解决问题,和世间纷扰打交道”才是现实中的民宿。
民宿行业也没有门槛之说,每年都有大量玩家入场,也有更多人撞得头破血流。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在2018年~2020年期间,民宿相关企业吊销及注销的数量分别为846家、2339家和2755家,离场的民宿老板不断增多。
或许随着未来疫情消退、旅游业复苏,民宿产业能够热潮再起,但真正能坚持到那个时候的个体民宿老板恐怕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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