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来自河北保定阜平县山区的44名孩子，两次站上世界级舞台，无伴奏合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他们用纯净、空灵的天籁之音，感动了无数观众。
“我见证了这质朴的声音如何从大山走上冬奥会的舞台，见证了这天籁般的歌声如何百炼成钢。”孩子们的出色表现也让北京崇文小学退休特级音乐教师付宝环激动不已。
从2016年到阜平县义务支教开始，五年来，每个月，她和其他老教师往返于北京和阜平，每次车程都长达6个小时。他们用一腔教育热情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也点燃了这些山村孩子们的音乐梦想。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成才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2016年，教育部关工委启动“老校长下乡”工作，北京市是试点之一，将京郊密云、河北阜平两地确定为受援地，组织北京退休的老校长、特级教师到乡村中小学校助教。
2016年秋，第一批“老校长下乡”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付宝环是其中的一员。在阜平，音乐教师匮乏、孩子音乐基础薄弱是付宝环面临的现实困难，彼时她绝不敢想，这群连“哆来咪”都不会的孩子有一天能站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放声高歌。
给孩子们讲解音乐知识，培养乡村音乐教师，联系北京的学校为阜平的孩子们捐赠图书、提供支持……付宝环和其他支教老教师们一起，努力让大山里的孩子们也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让她欣喜的是，在乡村发展的同时，当地人的教育理念也在慢慢转变，对素质教育和孩子的全面发展越来越关注。
2020年2月，阜平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摘帽。2021年6月，北京教育系统启动了第三批老校长下乡工作，为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做出新贡献。
退休13年，如今已快70岁的付宝环仍将继续她的义务支教之路。“到处听课、教学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我觉得我还能走得动，还没有那么老，能干点事儿就干点事儿吧。”她爽朗地笑着，“我相信，今后大山里的所有孩子一定能够享受到跟过去不一样的素质教育。”
对话
从认识“哆来咪”开始
新京报：2021年9月，你听说冬奥组委工作人员要来阜平看看孩子们是否能承担开幕式演唱会歌的任务时，心情是怎么样的？
付宝环：我一宿都没有合眼。当时，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提出要亲自到阜平来看看，也就是说，孩子们能否参与到冬奥会开幕式这件事还悬而未决。
孩子们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开幕式上清唱会歌的要求有多高，我们离这个高度还差多远。既然导演组要来，我们能不能唱好？能不能被认可？会不会把这个任务真的交给我们阜平的孩子？我的责任很重大。
那天晚上，我满脑子都在想，怎么能让孩子们表现得更好、更出色，怎样才能把孩子的优势充分展示出来。
新京报：孩子们当时的音乐水平是怎样的？
付宝环：我和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原校长李占芳作为北京老校长下乡团队的成员，五年来每个月都往返于北京和阜平。我们太了解阜平的孩子了，太了解他们音乐学习的基本状况了。
阜平县的那些乡村小学不像北京的学校。北京的学校有专业的音乐教室，有钢琴、有音响设备、有合唱台，有各种乐器；更重要的是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有些小学有好几位音乐老师。可是那些乡村小学可能好多年都没有一位专职音乐教师。
新京报：从接到任务到冬奥会开幕式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怎么达到现在的水准？
付宝环：山里的孩子，如果让家长接送孩子训练，不现实，在取得家长认可后，采取了集中住宿的方式进行集训，地点定在镇上的八一小学。集训前，有的孩子连“哆来咪”都不认识，可想而知，集训中我们需要努力的空间有多大。
我们团队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挑出了阜平县最优秀的老师，给原来没有音乐教师的学校都配备了年轻老师，每个老师负责几个孩子，陪着孩子一起训练。希腊语的发音由语言学院的专业老师负责，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教。音乐老师负责声乐部分，在孩子们有了音乐基础后，开始唱自己的声部，最后再进行和声。
新京报：这对老师和学生都是一项挑战吧？
付宝环：老师们得先学会这首歌才能教孩子。其实，这首歌老师们学会都不是很容易，《奥林匹克会歌》源自希腊，由于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这首歌和我们歌曲的音阶不太一样。唱起来确实有难度，所有的段落都充满了“变化音”。比如，正常唱是“哆来咪发唆拉西哆”，而这首歌的“西”经常变成了降音“西”。
这样的谱子很难，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反复唱，所以排练时，不是几遍、十几遍地唱，而是几百遍地唱。老师们都是一句一句地学，然后把唱歌的音频发给我，反复纠正、打磨。
培训时，为了唱好每一句词、唱好每一个变化音，同学们都在老师的带领下，重复、重复、再重复，练习、练习、再练习。孩子们练到嗓子哑、咳嗽，但是没有一个人放弃。几乎每个孩子都经历了嗓子发炎、咳嗽，最后又痊愈的过程。
我和李占芳见证了这些山里娃经过了怎样的千锤百炼和日复一日的打磨。他们从认识“哆来咪”开始，学会呼吸、口型、歌唱状态、演唱方法，再到会唱整首歌曲、唱准所有的变化音，到最后能够用饱满圆润动听的声音演唱每一个音符，还能用发音标准的希腊语演唱。
三个月训练， 看见孩子们的坚持与自信
新京报：你在这其中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付宝环：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是团队中一名北京来的支教教师，在当地主要承担了陪练和辅导任务，当地乡村小学的特岗教师、县中学的音乐老师、大学音乐学院的专家等都在这个团队中，我主要在先期挑选人和成立队伍这方面做得比较多。
开始时，我们到各个学校调研，把城南庄镇石猴、井沟、马兰、八一四所小学一至五年级的200多名孩子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演唱校歌和《上学歌》，又新学了一首捷克民歌《白鸽》，上了两堂大课，教孩子们音准、咬字、呼吸这些基本的歌唱方法，逐渐筛选出70多个孩子。
在训练中，我也总惦记着这里。我和北京的这些支教老师每两周去一次阜平，一次待一个星期，当地两个半月的集训中，我在那待了27天。后来孩子们来北京集训和彩排，我们也定期去探望他们。
新京报：有哪些事让你印象深刻？
付宝环：有个小男孩很有故事，他叫李政泽，11岁，在大岸底小学上五年级。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挑上他，但是第二天到集训地的时候，我看到他在。
我说“哎，你怎么来了。”他们学校老师说他坚决要来，特别想参加。李政泽说“我不行再让我回去我都认了，我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冬奥会开幕式有保密规定，我们当时只跟孩子们说是要“参与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他也不知道是干嘛，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参与。
其实，我之前没有挑他是有原因的，他当时的音准、乐感不是很合格，因此，在训练中他肯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训练阶段，有时课间会留下一部分人继续练，一句一句地过关，不论哪些同学留下，李政泽都留下来跟着一块儿练，他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有时候，我看见他总站在那儿听别人唱。我问他，“你干嘛老站着，为什么不坐着呀”，他说“我坐下就困了，我站起来强迫自己不犯困。”他很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现在他成了合唱团里的骨干，之前他的口音很重，如今普通话练得很好。
新京报：除了歌唱水平，孩子们还有哪些变化？
付宝环：从大山里走到首都，来到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舞台，他们确实是大开眼界，长了见识。尤其是在三个多月的训练中，他们不仅仅是学会了一首歌，而是音乐感觉等方面都有历练。城里一些专业的合唱团也做不到这么高强度的打磨。
和三个月之前相比，你会看到孩子们的表情和眼神都不一样了。原来看见陌生人，他们的眼神会有闪躲，现在可以礼貌地打招呼，变得更阳光、更自信。
见证当地乡村发展和教育观念的转变
新京报：支教五年，你也见证了当地乡村的发展吧？
付宝环：对！现在去阜平，会觉得一路畅通无阻。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全是土路。
那时候，我们要先坐火车到保定，再坐长途车到阜平，当地人再接我们到山里的小学，那个山路特别颠，坐在车里，被颠起来老高，我的头都颠到车顶了。山路很窄，如果遇到两辆车要错车，得有一辆车等着。
现在，我从六里桥坐公交车到阜平县城，当地人接我们到镇上，现在路修得特别好，到镇上也很顺，而且专门有一个高速路出口，可以到城南庄去。
新京报：刚去支教时，当地的教育情况怎么样？
付宝环：作为特级音乐教师，我经常到北京市各个学校去听音乐老师的课，跟音乐老师们聊天，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把课上得更好。这样的事情我做了很多年，包括退休以后十多年也是这样。
第一次去支教时，我以为在阜平也是这样的情况，没想到，那儿根本没有人上音乐课，连老师都不够。学校当时只有一台电脑，还是校长自己从家里搬到学校的，是台286（处理器），那时都2016年了。
新京报：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开展支教工作？
付宝环：我们和北京来的老教师是一个团队，有语文、数学、英语方面的资源，我们讲课让乡村学校的老师们来听，给他们评课，也给他们代课。
有一次，谷家庄小学的校长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上音乐课。于是，后来他们就有了音乐课。
这些山里学校的规模都不大，有的学校只有几十个孩子，规模最大的也不过四百个孩子。随着脱贫攻坚的实现，很多村民从深山整体搬迁到了镇里，孩子们也迁到了镇上的八一小学。现在，石猴小学已经从150个孩子降到50个孩子，谷家庄这所学校也不存在了，孩子们都已迁到镇上的八一小学上学。
在五年的支教中，我们几乎一个月去一次，每个学校去两三天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会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但是因为时间很少，一个课时能教给他们的东西也比较少。
石猴小学的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认识她时，她还只是一名代课老师，没学过音乐、甚至连乐谱都不认识。但是，她对我上音乐课特别感兴趣。我在那里上几节课，她就用手机录几节课。
她特别想跟我学习， 我告诉她得先学习基本乐理、识谱，她就按我说的去买书。我说你上音乐课必须得会弹琴，她就买了台电子琴，买了教材，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学习。
直到现在，她依旧几乎每天都给我发练琴的视频，不断提高，她也参与了这次冬奥会会歌的前期集训。
新京报：当地的孩子们也特别需要系统的音乐课吧？
付宝环：音乐课要学习音乐知识。比如有什么样的音符？每个音符的唱名是什么？孩子们要知道旋律，会唱谱，才是真正学会这首歌，而不是就跟着老师“我唱一句，你唱一句”这样来学。
上课时，当地学生们也表现出了对音乐课的喜欢。以前孩子们觉得无所谓，现在每次看到我们去都很高兴。
新京报：从零基础到如今登上了冬奥会的舞台，你觉得这件事本身对教育的启发是什么？
付宝环：甭说山里的孩子，就是城里的孩子，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站上世界的舞台，都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那是非常辉煌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活动推动了一个过去的国家级贫困县在教育观念上的转变。参与此次冬奥会演出的5所学校中，此前只有八一小学有音乐老师，其他几个学校都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现在，大家认识到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去年9、10月，经过当地教育部门的公开招聘，5所学校都配齐了音乐老师。
这些年轻的音乐老师也参与到冬奥会演出的集训中，经历了三个月的排练，他们自身在专业上也获得了提升。我还跟这些年轻老师打趣道：“你们真是上了一个免费的大专班呢。”这些老师未来就是学校音乐教育的中流砥柱。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来自河北保定阜平县山区的44名孩子，两次站上世界级舞台，无伴奏合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他们用纯净、空灵的天籁之音，感动了无数观众。
“我见证了这质朴的声音如何从大山走上冬奥会的舞台，见证了这天籁般的歌声如何百炼成钢。”孩子们的出色表现也让北京崇文小学退休特级音乐教师付宝环激动不已。
从2016年到阜平县义务支教开始，五年来，每个月，她和其他老教师往返于北京和阜平，每次车程都长达6个小时。他们用一腔教育热情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也点燃了这些山村孩子们的音乐梦想。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成才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2016年，教育部关工委启动“老校长下乡”工作，北京市是试点之一，将京郊密云、河北阜平两地确定为受援地，组织北京退休的老校长、特级教师到乡村中小学校助教。
2016年秋，第一批“老校长下乡”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付宝环是其中的一员。在阜平，音乐教师匮乏、孩子音乐基础薄弱是付宝环面临的现实困难，彼时她绝不敢想，这群连“哆来咪”都不会的孩子有一天能站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放声高歌。
给孩子们讲解音乐知识，培养乡村音乐教师，联系北京的学校为阜平的孩子们捐赠图书、提供支持……付宝环和其他支教老教师们一起，努力让大山里的孩子们也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让她欣喜的是，在乡村发展的同时，当地人的教育理念也在慢慢转变，对素质教育和孩子的全面发展越来越关注。
2020年2月，阜平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摘帽。2021年6月，北京教育系统启动了第三批老校长下乡工作，为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做出新贡献。
退休13年，如今已快70岁的付宝环仍将继续她的义务支教之路。“到处听课、教学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我觉得我还能走得动，还没有那么老，能干点事儿就干点事儿吧。”她爽朗地笑着，“我相信，今后大山里的所有孩子一定能够享受到跟过去不一样的素质教育。”
对话
从认识“哆来咪”开始
新京报：2021年9月，你听说冬奥组委工作人员要来阜平看看孩子们是否能承担开幕式演唱会歌的任务时，心情是怎么样的？
付宝环：我一宿都没有合眼。当时，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提出要亲自到阜平来看看，也就是说，孩子们能否参与到冬奥会开幕式这件事还悬而未决。
孩子们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开幕式上清唱会歌的要求有多高，我们离这个高度还差多远。既然导演组要来，我们能不能唱好？能不能被认可？会不会把这个任务真的交给我们阜平的孩子？我的责任很重大。
那天晚上，我满脑子都在想，怎么能让孩子们表现得更好、更出色，怎样才能把孩子的优势充分展示出来。
新京报：孩子们当时的音乐水平是怎样的？
付宝环：我和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原校长李占芳作为北京老校长下乡团队的成员，五年来每个月都往返于北京和阜平。我们太了解阜平的孩子了，太了解他们音乐学习的基本状况了。
阜平县的那些乡村小学不像北京的学校。北京的学校有专业的音乐教室，有钢琴、有音响设备、有合唱台，有各种乐器；更重要的是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有些小学有好几位音乐老师。可是那些乡村小学可能好多年都没有一位专职音乐教师。
新京报：从接到任务到冬奥会开幕式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怎么达到现在的水准？
付宝环：山里的孩子，如果让家长接送孩子训练，不现实，在取得家长认可后，采取了集中住宿的方式进行集训，地点定在镇上的八一小学。集训前，有的孩子连“哆来咪”都不认识，可想而知，集训中我们需要努力的空间有多大。
我们团队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挑出了阜平县最优秀的老师，给原来没有音乐教师的学校都配备了年轻老师，每个老师负责几个孩子，陪着孩子一起训练。希腊语的发音由语言学院的专业老师负责，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教。音乐老师负责声乐部分，在孩子们有了音乐基础后，开始唱自己的声部，最后再进行和声。
新京报：这对老师和学生都是一项挑战吧？
付宝环：老师们得先学会这首歌才能教孩子。其实，这首歌老师们学会都不是很容易，《奥林匹克会歌》源自希腊，由于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这首歌和我们歌曲的音阶不太一样。唱起来确实有难度，所有的段落都充满了“变化音”。比如，正常唱是“哆来咪发唆拉西哆”，而这首歌的“西”经常变成了降音“西”。
这样的谱子很难，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反复唱，所以排练时，不是几遍、十几遍地唱，而是几百遍地唱。老师们都是一句一句地学，然后把唱歌的音频发给我，反复纠正、打磨。
培训时，为了唱好每一句词、唱好每一个变化音，同学们都在老师的带领下，重复、重复、再重复，练习、练习、再练习。孩子们练到嗓子哑、咳嗽，但是没有一个人放弃。几乎每个孩子都经历了嗓子发炎、咳嗽，最后又痊愈的过程。
我和李占芳见证了这些山里娃经过了怎样的千锤百炼和日复一日的打磨。他们从认识“哆来咪”开始，学会呼吸、口型、歌唱状态、演唱方法，再到会唱整首歌曲、唱准所有的变化音，到最后能够用饱满圆润动听的声音演唱每一个音符，还能用发音标准的希腊语演唱。
三个月训练， 看见孩子们的坚持与自信
新京报：你在这其中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付宝环：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是团队中一名北京来的支教教师，在当地主要承担了陪练和辅导任务，当地乡村小学的特岗教师、县中学的音乐老师、大学音乐学院的专家等都在这个团队中，我主要在先期挑选人和成立队伍这方面做得比较多。
开始时，我们到各个学校调研，把城南庄镇石猴、井沟、马兰、八一四所小学一至五年级的200多名孩子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演唱校歌和《上学歌》，又新学了一首捷克民歌《白鸽》，上了两堂大课，教孩子们音准、咬字、呼吸这些基本的歌唱方法，逐渐筛选出70多个孩子。
在训练中，我也总惦记着这里。我和北京的这些支教老师每两周去一次阜平，一次待一个星期，当地两个半月的集训中，我在那待了27天。后来孩子们来北京集训和彩排，我们也定期去探望他们。
新京报：有哪些事让你印象深刻？
付宝环：有个小男孩很有故事，他叫李政泽，11岁，在大岸底小学上五年级。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挑上他，但是第二天到集训地的时候，我看到他在。
我说“哎，你怎么来了。”他们学校老师说他坚决要来，特别想参加。李政泽说“我不行再让我回去我都认了，我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冬奥会开幕式有保密规定，我们当时只跟孩子们说是要“参与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他也不知道是干嘛，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参与。
其实，我之前没有挑他是有原因的，他当时的音准、乐感不是很合格，因此，在训练中他肯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训练阶段，有时课间会留下一部分人继续练，一句一句地过关，不论哪些同学留下，李政泽都留下来跟着一块儿练，他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有时候，我看见他总站在那儿听别人唱。我问他，“你干嘛老站着，为什么不坐着呀”，他说“我坐下就困了，我站起来强迫自己不犯困。”他很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现在他成了合唱团里的骨干，之前他的口音很重，如今普通话练得很好。
新京报：除了歌唱水平，孩子们还有哪些变化？
付宝环：从大山里走到首都，来到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舞台，他们确实是大开眼界，长了见识。尤其是在三个多月的训练中，他们不仅仅是学会了一首歌，而是音乐感觉等方面都有历练。城里一些专业的合唱团也做不到这么高强度的打磨。
和三个月之前相比，你会看到孩子们的表情和眼神都不一样了。原来看见陌生人，他们的眼神会有闪躲，现在可以礼貌地打招呼，变得更阳光、更自信。
见证当地乡村发展和教育观念的转变
新京报：支教五年，你也见证了当地乡村的发展吧？
付宝环：对！现在去阜平，会觉得一路畅通无阻。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全是土路。
那时候，我们要先坐火车到保定，再坐长途车到阜平，当地人再接我们到山里的小学，那个山路特别颠，坐在车里，被颠起来老高，我的头都颠到车顶了。山路很窄，如果遇到两辆车要错车，得有一辆车等着。
现在，我从六里桥坐公交车到阜平县城，当地人接我们到镇上，现在路修得特别好，到镇上也很顺，而且专门有一个高速路出口，可以到城南庄去。
新京报：刚去支教时，当地的教育情况怎么样？
付宝环：作为特级音乐教师，我经常到北京市各个学校去听音乐老师的课，跟音乐老师们聊天，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把课上得更好。这样的事情我做了很多年，包括退休以后十多年也是这样。
第一次去支教时，我以为在阜平也是这样的情况，没想到，那儿根本没有人上音乐课，连老师都不够。学校当时只有一台电脑，还是校长自己从家里搬到学校的，是台286（处理器），那时都2016年了。
新京报：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开展支教工作？
付宝环：我们和北京来的老教师是一个团队，有语文、数学、英语方面的资源，我们讲课让乡村学校的老师们来听，给他们评课，也给他们代课。
有一次，谷家庄小学的校长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上音乐课。于是，后来他们就有了音乐课。
这些山里学校的规模都不大，有的学校只有几十个孩子，规模最大的也不过四百个孩子。随着脱贫攻坚的实现，很多村民从深山整体搬迁到了镇里，孩子们也迁到了镇上的八一小学。现在，石猴小学已经从150个孩子降到50个孩子，谷家庄这所学校也不存在了，孩子们都已迁到镇上的八一小学上学。
在五年的支教中，我们几乎一个月去一次，每个学校去两三天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会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但是因为时间很少，一个课时能教给他们的东西也比较少。
石猴小学的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认识她时，她还只是一名代课老师，没学过音乐、甚至连乐谱都不认识。但是，她对我上音乐课特别感兴趣。我在那里上几节课，她就用手机录几节课。
她特别想跟我学习， 我告诉她得先学习基本乐理、识谱，她就按我说的去买书。我说你上音乐课必须得会弹琴，她就买了台电子琴，买了教材，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学习。
直到现在，她依旧几乎每天都给我发练琴的视频，不断提高，她也参与了这次冬奥会会歌的前期集训。
新京报：当地的孩子们也特别需要系统的音乐课吧？
付宝环：音乐课要学习音乐知识。比如有什么样的音符？每个音符的唱名是什么？孩子们要知道旋律，会唱谱，才是真正学会这首歌，而不是就跟着老师“我唱一句，你唱一句”这样来学。
上课时，当地学生们也表现出了对音乐课的喜欢。以前孩子们觉得无所谓，现在每次看到我们去都很高兴。
新京报：从零基础到如今登上了冬奥会的舞台，你觉得这件事本身对教育的启发是什么？
付宝环：甭说山里的孩子，就是城里的孩子，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站上世界的舞台，都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那是非常辉煌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活动推动了一个过去的国家级贫困县在教育观念上的转变。参与此次冬奥会演出的5所学校中，此前只有八一小学有音乐老师，其他几个学校都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现在，大家认识到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去年9、10月，经过当地教育部门的公开招聘，5所学校都配齐了音乐老师。
这些年轻的音乐老师也参与到冬奥会演出的集训中，经历了三个月的排练，他们自身在专业上也获得了提升。我还跟这些年轻老师打趣道：“你们真是上了一个免费的大专班呢。”这些老师未来就是学校音乐教育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