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摄影师：高远
选择挑战1620，留“龙须”刘海，学业、运动、时尚三开花，这是谷爱凌打破女性界限的方式。
在刚刚结束的冬奥会上，她取得了2金1银的成绩，成为了第一位三项比赛都登上领奖台的极限运动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多次表示，鼓励更多的女孩打破自己的界限、享受热爱是她的目标，也是她心中最大的金牌。
谷爱凌之外，还有四届冬奥会终夺冠的徐梦桃，一人征战的马耳他“豆包”女孩珍妮斯·斯皮泰里，以及此前时隔16年重新夺冠的女足等，这些运动员曾经都面临过性别的限制。但她们的闪耀，让女性力量有了新的注解。
什么是女性力量？女性该如何打破界限？力量从哪来？女性如何面对职场和生育压力？对此，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专访了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一土学校联合创始人李一诺。
“三孩妈妈”也是李一诺的一个标签，她在麦肯锡担任项目经理，最忙碌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在升任合伙人后又生了两个孩子，“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是她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此，李一诺表示，“平衡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取舍。”
但她不赞成把她作为一个标杆，她认为女性生育意愿下降生育率低是我们能看到的冰山上的问题，其实冰山下面有很多隐性的结构性问题没被看到。
在女性职场环境上，李一诺认为，目前整体形势仍然很严峻，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敢去争取、升职路上面对很多非议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女性，结构性限制需要更多男性、整个社会的参与。
谈谷爱凌及女性运动员崛起：
她们活出了自己的职业和生命价值
新京报：近几年，女性力量频频被提起，随着中国女足成为亚冠，谷爱凌在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项目上拿到了第一枚金牌，更多女性运动员被看到，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理解的女性力量是什么？
李一诺：现在女性运动员被看见，不管是女足也好，还是其他的女性项目也好，其实都是因为她们活出了自己职业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所有的女性和男性都能有同样的权利和可能性去参与的领域，运动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我觉得从运动员身上展现出来的最大的价值，是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
新京报：关于谷爱凌，你在她拿到冬奥会第一枚金牌后写了一篇文章，现实中绝大多数女孩没有机会成为谷爱凌。你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李一诺：我写文章的初衷，是讨论跟普通人的关系。绝大多数人家里是不可能培养出世界冠军的，但培养不出世界冠军来不意味着你的家庭教育就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意识到，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是家庭接纳和支持的环境，这种环境其实每个家庭都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创造，而我们的社会对孩子的成长也应该是一种接纳和支持，而不是这种高淘汰、高选择、成王败寇的思想。
因为如果是成王败寇的思想，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是受害者，也都会是失败者，这样的一种社会其实是不健康不包容的。所以看到谷爱凌这样的天才和这种特定的环境可以培养出来的人，我们喝彩就好了，不能说因为看到这些就觉得剩下的人都是失败者。
新京报：你也是一个像谷爱凌妈妈那样的学霸精英母亲，也有中、美两国“各取所需”教育资源的便利，你是否也会让自己的孩子各取中美相对优势的教育资源？你会在寒暑假带孩子上补习班吗？
李一诺：我不会带他们去上补习班，我觉得大家需要避免的陷阱就是把一些东西标签化。比如说补习班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觉得他可能是中性的，他对有些孩子就像谷爱凌在美国生长，就补个一两天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在上补习班，每个人都在课外加量做这种剧场效应，那它就是有害的。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总把补习班放在个人家庭和选择的层面来讲，那些去黄庄上补习班的家庭可能也并不愿意，但是他受到了体系性的压力，比方班里所有的人都在上，这是他的选择但是他迫于压力来做的选择。
其实最终为什么会导致大量的补习，说到底还是因为你在评价体系里。我开玩笑说如果哪天清华要考开拖拉机，那大家都去学拖拉机了。其实最终大家都是在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下面做自己家庭的选择和行为。
谈生育与教育：
平衡工作与生活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取舍
新京报：你在做项目经理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来成为董事合伙人其实工作的强度也翻倍了，你是怎么样做到又接着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呢？
李一诺：当时我结婚8年都没有要孩子，我那时候确实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孩子。有了老大之后，因为我是独生子女，但小时候也有表姐妹兄弟，是我特别美好的记忆，所以决定多要几个孩子，也希望他们的年龄比较相仿，有玩伴。
想清楚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既然一定要做的话不如趁早。工作的事情那时候觉得肯定是可以安排的，但生孩子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时间窗口的。一开始的想法是我事情很多，孩子又多一个我很难平衡，但后来很快意识到，平衡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假象或者是幻象，所以更重要的是关于取舍。
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在生活里，有些事情不会做，在工作里面也是很多事情我就会不接。人不可能什么都要，但是反过来讲，这也逼着我们在各个领域成为一个更深入的思考者，因为我们在工作里面或者是在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很多时候是在浪费时间，做无用功，所以其实反而是逼着你去真正想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到底哪些事情是值得投入时间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国内尤其是一二线城市这样的一些女性的较低的生育率？
李一诺：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我也不是人口专家，但是有几个想法。
首先，整体来讲，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的增高，生育的意愿下降，在全球都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生育对女性来讲，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限制性要多于幸福感，所以，整体的趋势肯定是这样的，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
第二，我觉得就算是在这种趋势下，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支持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像前面讲到的，女性问题，不是一个玫瑰色娱乐问题，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现在对女性还是有大量的结构性的限制。这些限制不破除， 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生育是“显性”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出生或者没孩子出生，但实际上对女性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往往是隐性的，像刚才讲的那些无报酬的工作，你在家里你擦地你老公不擦地，但如果没有人去调查谁知道，似乎也没有什么社会后果。
这些隐性的结构性问题，如果用冰山做比喻，其实大部分的问题是冰山下面的，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上面的问题，像有多少孩子出生。但真正的问题是冰山下的问题，如果冰山下的问题不去解决，只说你一定要生孩子，不就把人当成了生育机器了，这是很野蛮的行为，是不文明的思考方式。所以如果由显性的新生儿下降，能够让大家去看到下面隐性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算一个进步吧。
谈女性力量与困境：
女性问题不是玫瑰色的问题，而是公平
新京报：你的新书《力量从哪里来？面对每一个不敢》提到女性在环境中仍然受到很多结构性限制，这些结构性限制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是如何影响女性的进步的？你认为现在的环境有在变好吗？
李一诺：女性的结构性限制其实有非常多，讲到底是因为社会有强烈的把人工具化的倾向，特别是对女性。其实，男性也是工具化思维的受害者。
我在书里提到了一些浅显的指标的标准，比方说联合国妇女署有一个指标叫作无报酬工作，就是在家里面做的这些工作，照顾孩子，照顾家人，家务活。没有报酬并不是没有意义，但因为没有报酬， 在商业的语言里面它是没有“价值”的，这个无报酬工作， 世界范围里女性是男性的2-3倍， 而且多年来没有实质意义的进步， 这就是结构性限制的一个典型例子。
新京报：我们谈到独立女性，但是，很多女性仍面临一些现实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李一诺：首先要有更多人意识到外在的现实的宏观困境，并发声和推动。因为这些工作如果不推动，一味去强调女性自立自强，其实是一种变相对女性的不平等。
下一步， 就是支持每个女性根据自己的微观条件来做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定。不要说你看人家这么忙都生了三个孩子，所以，你们也可以。每个人的困境都不同，但如果面对，加以支持和方法， 每一个困境都有可能缓解。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支持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做适合自己的决定。
谈女性职场与领导力：
结构性限制的解决不能仅靠女性，需要更多男性、整个社会的参与
新京报：在书中提到女性在职场中总是等待皇冠、对于争取有羞耻感，你是怎么迈过“羞耻感”这个坎的？
李一诺：这个问题非常普遍，我觉得可能很多女性都有这个问题，总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实际上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的误区，我们会认为就等着就行了，而且认为你如果去争取，那是为人所不齿的。
但实际的情况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很多企业的选拔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这个过程不是说有几个人坐在那钦点，我看谁不错，不是这样的，很多企业都有一个专业的程序。第二个就算是你按照这个程序，也需要让别人完整地看到你的工作。后来我自己也做领导，会知道领导并不是“上帝”，知晓一切发生。”
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两点之后，首先按照这个公司的流程去做，第二就是要知道，并不是我只要做了，别人就看得到，我还是要主动对我的工作做一个呈现。如果做了100就实事求是说成100，这是争取的专业的态度。
新京报：目前女性领导力在崛起，有没有观察到中国的女性跟你读书的时候相比有进步？
李一诺：我觉得其实整体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多年来其实对女性的这些结构性的限制等等并没有真正整体意义上的好转。
但是，在整体严峻的情势下，的确是有很多让人兴奋的地方，像有各种各样的女性论坛，包括媒体的发声、专栏、专题，然后也有很多跟女性相关的故事，我觉得都挺好的。它其实说到底是一个要不断推进的过程，因为女性问题说到底，不是一个玫瑰色的问题， 更不仅仅是一个都市女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公义，法治进步，政策安排，舆论关注，其实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有更多的发声和关注，肯定是有推动作用的。
我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女性领导力的论坛，我观察到这些论坛基本上都是女性组织，女性参加，当然这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也有问题，因为隐含的假设，是女性领导力是女性的问题。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在职场里面没有一个整体的或者共同的认知，没有足够的男性认为女性领导力对他们很重要和对公司很重要，这就会永远被界定为一个“部分人”的小众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男性参与女性议题的讨论，因为最终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是需要整个社会来参与，不可能由女性自己来解决。好像儿童问题是不能由儿童来解决的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整体社会的参与，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有欠缺的。
新京报：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敢的事情吗？
李一诺：很多啊，人的历程在你回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新的东西，我写这本书的过程，或者是我们现在做这个问答，其实都是面对自己的过程，其实好多事情它不一定是什么大事情，不一定说今天我要准备登月了，不是的。
我们每个人去仔细观察自己内心的时候，都有对很多自己的限制，比方说我是个女生，所以我怎么样，我已经40岁了，所以我怎么样，我是个妈妈，所以我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些限制很多都是虚假的，是无所谓的，你在任何一个所谓的外在身份下，都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事情。我自己远远没有活出一个无知无畏的状态，只能是说比我20岁的时候要好很多。
所以我在书里说过一段话：“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接触自己真实的生命，并不能马上带来成功。相反，生活的常态是“失败”，是走夜路。但人生的另一个真相是，你走着走着，就会走出最黑暗的那一段路。这时候再回头看，你就会想去拥抱一下黑暗中的自己，感谢一下她：谢谢你，再害怕，再孤独，也没有放弃！前路未必多平坦，但只要一直走，便不会是死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历程都是这样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宋美璐 实习生 熊珂 编辑 徐超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