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各种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应对方法，但基本上都是有相似之处的。五代十国时期，在救灾方式上就对前朝有广泛的传承和沿袭，主要表现在施粮、修水利、祭拜灭蝗和政治弭灾等方面。
施粮赈济
五代十国时期，水旱灾害频繁发生，造成广泛的饥荒。面对灾荒，各政权广泛采取了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的做法。
例如开平四年(910年)，梁朝因梁、宋、辉、亳、青、冀等州水灾，太祖下诏开仓赈济贫民。后唐明宗时期，曾多次因秦、凤、兖、宋、亳、颍等州水旱灾害，敕令这些州府开仓赈济或减价出粜。
后周世宗广顺二年(952年)，契丹瀛、莫、幽等州水灾，数十万口契丹民流入边境，世宗下令边境各州赈济这些契丹灾民。
施粮赈济是历代灾荒的常规做法，五代十国诸政权也广泛采用这一救济手段。这显示出五代十国在救灾方式上对前朝的继承。
兴修水利
五代十国时期水旱灾害频发，各政权都十分重视水利修建。主要修建的水利工程有筑堤防、疏浚渠道、开渠引水等。
例如黄河在此期频繁决口泛滥，后梁、后唐都注重筑堤防御洪水。后唐河南县令罗贯就因修筑堤防不力而被撤职。此外，后蜀在四川筑章仇堰，引水灌溉；后周世宗在汴京疏浚汴河，以防洪水。
兴修水利是应对水旱灾害的常规手段，五代十国沿袭前朝传统，广泛兴修各类水利。这也显示出五代十国救灾对前朝的继承。
祭拜、焚瘗灭蝗
面对蝗灾，五代十国统治者普遍采用历代沿袭的祭拜驱蝗和焚瘗灭蝗的方法。例如后梁太祖遇蝗灾时，下令在各地祀神、掩瘗以禳灾；后唐明宗多次命官员在蝗灾时致祭驱蝗；吴越钱镠亲自率祭蝗神，祈求消灭蝗灾。这些做法都与前代大同小异。
政治弭灾
面对灾害，五代十国统治者也采取类似前朝的政治弭灾措施，如清理冤狱、赦免囚犯等，以安定民心。例如后梁太祖遇旱灾时大赦囚徒；后唐明宗多次因灾害疏理狱囚；后蜀主孟昶曾因洪灾大赦。这类弭灾举措是前代的惯常做法。
在继承发展前朝救灾方式的同时，五代十国也进行了一些灾害救治的创新。
国与国之间的救灾互助
五代十国有些政权会越过国界，对邻国的灾民进行救助。这在以往朝代较少见到。
例如后周世宗曾三次对外国灾民伸出援手：
947年，契丹瀛、莫、幽等州水灾，世宗下诏收容数十万口逃入后周境内的契丹灾民；953年，南唐境内大旱，世宗允许南唐饥民越境打粮食；958年，吴越国杭州大火，世宗遣使吊问、送去赈济。
这都表明了后周具有一定的国力，也显示出这一时期国际救灾的新特征。
蝗灾救治方法的创新
五代十国在应对蝗灾方面也有创新。后唐曾使用张挂旗帜、击鼓的方法驱赶蝗虫，取得了显著效果。后晋采用了有意识利用鸟类捕食的生物防治方法。这些创新方法比传统的祭拜驱蝗更加有效。
防灾措施的发展
五代十国在防灾措施上也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后周世宗在汴京采取了防火与防疫相结合的创新措施；南唐曾进行过城市迁移以避开水患。这些创新防灾举措，也显示出五代十国灾害救治的发展。
尽管有所创新，但五代十国的灾害救治也存在一定负面特征：
过度依赖祈祷
五代十国统治者面对灾害时，极其依赖祈祷等宗教活动驱灾，如南唐烈祖李昇在都城大旱时关闭城门祈雨达一个月之久，可见过分依赖祈祷现象。这压缩了实际救灾的比例。
宗教势力过度介入世俗
佛教、道教势力在此期频繁参与祈雨等世俗活动，有时效果不佳，显示出世俗与宗教的混同。
赈济方面问题多发
五代时一些官员在赈济工作中失职或贪污挪用，但仅极少数受到惩处，如后唐官员张虔钊就曾在赈济中饱私囊。这折射出五代整肃不严的乱象。
匿灾情况时有发生
一些地方官员也存在隐匿灾情不报的问题。如后梁的宋州刺史衡王朱友谅就曾在水灾中隐匿不报。这也显示出五代政治混乱的一面。
所以说，五代十国的灾害救治作为一个过渡时期，既保留了前朝传统，又有所创新，但也暴露出依赖祈祷、宗教势力介入和监督不严等问题，反映出这一动荡时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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