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
于是，便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但是，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其正反两面效果，商鞅变法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它富强了秦国，也给秦朝后来覆灭埋下了“仇恨”。学者们每每讨论此问题时，似乎更倾向于它的负面效应，认为：此举不但固化了阶级，还给后来者提供了效仿的榜样。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吏治”，一切都按“法”来。那时天下学术流派很多，为何只有秦国敢于实践？这并非是商鞅口才好能说动当时的秦孝公，而是对方已经有了一个想法的雏形，想壮大秦国实力。那时的秦国偏于西北一角，中原的几个大国还真没将其真正放于眼中。
商鞅的这个“吏治”观点，从历史长远的发展角度看，是符合一个社会发展需求的，只是他更注重于刑律的残酷。也许在他看来，人性并非善良，不用这些刑律，没法治理好一个国家。所以，他颁布的法律中有“连坐”，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性的刑律，一人有罪，整个家族都遭殃，而这条刑律一直用到清朝。
他的这些规定颁布后，除了那位秦孝公的支持，从上到下几乎没人赞成，他后来为何遭遇“车裂”？他连太子老师的鼻子也敢割。“连坐”已经让大家心中不安，商鞅还鼓励大家“告密”，这可是有奖励的哦，就和那些上战场杀敌一样，犒赏颇丰。
也许在商鞅看来，这样才能让大家“听话”，这样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商鞅变法其实是奖罚分明的，告密有奖，取敌人首级有奖，后来秦兵作战凶猛，和这个不无关系。而在内，严酷的刑罚在那，大家只能安稳干活，甚至将农民的户籍变成了终身制，不得经商，否则代价是妻女充为官奴。
农民户籍制度的执行，若是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商鞅此举具有很长远的眼光。就算是放到今日，粮食也是国家的根本，很多国家给农民发各种福利就是常态。但是在古时，农民的地位很不高，估计就算商鞅来一个什么“种粮有奖”，应该都没有什么人积极响应，不然他为何要出台法令，限制农民经商？
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被提高，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在阶级分明的社会中，上层的人们是不希望看到阶层的流动，所以，商鞅的这条规定，是符合上层的意愿，但却害苦了农民。他们只能世代为耕，那时没有科举制度，农民只能靠着土地维持生计。
商鞅做的所有一切，自然是为了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百姓在他眼中，不过就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群体。为了这种统治，他将生命看得很轻，这一点倒是包括所有人。商鞅估计就没有仔细想过，为何其他国家的国君不欣赏他的做法，在大部分民众心中，他们希望的是一个“仁义”的君主，而不是动辄杀戮的恶狠狠的君王。这层“仁义”包含的意思很多，其中就有一点，是对人的尊重。
虽然，那时阶级有分化，但是，“以礼相待”给人的感觉似乎就填平了这个距离。为何后人频频喜用孟尝君的例子，他的那些食客中，有文人，也有鸡鸣狗盗之人，引用这个故事不是说孟尝君有多么求贤若渴，而是证明人的能力有时真不看出身。商鞅变法的确让秦国很快强大，而且，国内的法学氛围一直延续到秦始皇，他统一六国后，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化了皇权。
而且，秦国之前的那套“吏治”，这时则是全国性的推广。对于那些亡国的民众来说，此时没有等来善意的安抚，而是毫无人情的刑律“管教”，没人会甘心接受，这时秦朝看似表面安静，内里却是早已凶潮涌动。秦朝快速地退出历史舞台，让史学家有了研究的焦点，这个残酷的商鞅变法，究竟是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灾？
秦国经历了强国之路，一统天下。似乎从这一点看，没人会否认商鞅对秦国做出的功绩。那么后来秦朝的覆灭，商鞅又要担负多少责任呢？看看后来李斯的一些做法，李斯建议天下读书人，不必看儒学的经典，学学“法”就够了。
一脉相承的“专制”，不给人任何可以自由地选择。就如当年商鞅将农民禁锢于土地的做法一样，后来秦国连大家看什么样的书，都要管制，这样不就彻底得罪了天下人么？这么看来，商鞅应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似乎从他开始，埋下了一个祸患。
但是，后来的君王们，似乎很乐意将秦国的一些治国经验，拿来自己用，只不过将儒学奉为经典罢了。也许应该这么说吧，单看秦国到秦朝的历史，商鞅变法，似乎功过相抵。但是看这2000年的历史，祸国的更主要原因，应是统治者从没将民生真正放于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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