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一切都要从海南的禁塑令开始说起。
2020年年底，正式实施。这意味着，海南正式全面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饮具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在当时的投资人眼中，海南这一全面禁止监管动作幅度之大，很有可能预示着新的政策导向：继限塑令之后，禁塑令全国范围内推开也相对可期。
与风光锂电的美好前景类似，不可降解塑料的替代空间也大得惊人：
据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每天使用塑料袋约30亿个，其中仅用于买菜的塑料袋就达10亿个，而2020年中国塑料总用量为9087．7万吨。
假如这一亿吨塑料有10％被可降解塑料替代，这就将是千亿规模的市场，而如果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替代机会可能万亿，重演风光锂电的中国巨龙故事并不难理解。
全球市场规模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欧洲理事会发布的公告，为“开源节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欧盟将引入新的收入来源，其中之一即为2021年1月1日起对一次性塑料包装按每公斤0．8欧元（约合6．4元人民币）的税率征税。
这一政策的威力不可小觑：可降解塑料主流产品如PBAT吨价大概在2万元左右，而聚乙烯聚丙烯这些不可降解塑料的主流价格则在8000－1万左右，通过塑料包装税的征收，每吨1万元的价差可迅速缩短至3－5千元每吨。
欧盟在绿色政策方面常常是个风向标。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接下来的几年中，全球范围内可降解塑料潜在市场空间还会迅速增长。
不过，禁塑令推出之后，一方面其他省份并无很快跟进，另一方面，海南自身的禁塑令在推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
在实际执法中发现，由于前文提到的可降解塑料与非可降解塑料价差较大的问题，部分生产者在可降解材料中混入大比例聚乙烯等不可降解材料；
在实际使用中，可降解塑料的硬度和韧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难堪大任，商户在应用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挑战；
而且，各级执法者对于什么属于可降解塑料的标准认定也同样呈现自说自话的状态：统一标准也迟迟没有兑现。
针对以上问题，2021年5月，正式印发实施。该方案提出22条整改措施，着力解决目前海南禁塑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因此，以二级市场视角来看，这一政策实验室的禁塑令测试和可降解材料这阵风所能带来的价值基本上已告一段落：
可降解塑料的成本居高不下，有效供应难以满足，标准难以得到统一，这些都是可降解塑料的故事缺环的地方，而这些缺环恰恰不是更强执法力度和更高的环保税所能解决的问题。
海南禁塑遇到的问题，平心而论，尽管需求侧其势已成，但供给侧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就算考虑每吨近7000元的塑料税，可降解塑料的使用成本仍然远高于不可降解产品，诛心而论，无论多么热爱环保，每吨几千元的价差仍然难以忍受。
回归问题本质，我们还需要重温ESG投资的底层逻辑：当前供给侧就是唯一的缺环，以当前技术路径来看，可降解塑料为何成本居高不下，以及更重要的，各参与方应如何降低成本？
以主要替代塑料袋和农膜的PBAT产品为例，这一产品成本在今年受到了中间体涨价的严重掣肘：
根据恒力石化子公司康辉石化3．3 万吨PBS 类产品的环评报告，每吨PBAT大约消耗0．39 吨PTA，0．39 吨己二酸（AA）和0．4 吨1，4 丁二醇（BDO）。
其中丁二醇在过去一年中成本涨了四倍，站上了3万元每吨的大关。雪上加霜的是，大多数PBAT生产商都没有配置丁二醇产能，成本爆棚引发亏损的情况下，PBAT的开工率大幅下降，在监管眼中一度是产能过剩的PBAT产业，突然一夜之间有效产能不足。
不仅如此，向上推算，生产一吨BDO需要1．2吨电石（碳化钙），而电石又需要大量焦炭和石灰石；在2021年的碳中和大背景之下，焦炭产能扩产不利，导致焦炭成本同样迅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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