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贝与贝币》 作者：杨斌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11月
杨斌 浙江建德人氏，美国东北大学博士，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致敬辞
海贝本是海洋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却被历史学者从时空的海洋中打捞出来，赋予全新的意义。作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古代贵族对它趋之若鹜，将其转运千里。对海贝的执迷连接起了世界最早的交流网络。在金银货币主宰天下之前，海贝也曾作为贝币，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创造出史上第一个世界货币体系。透过海贝，我们窥见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文明全景。
我们致敬《海贝与贝币》，致敬它“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史笔，致敬作者作为史家探微寻幽的洞察力。本书对海贝与贝币的辨析，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定义了货币的含义，也让我们对全球贸易的意义重新进行审视。人类的欲望与追寻，文明的交流与隔阂，时代的兴奋与苦难，犹如海上的细浪与波涛，书中的海贝则成为指引方向的指南针，引领读者航向历史之海的深处。犹如珍珠藏于海贝之内，改写人类文明的力量，也常常蕴含在司空见惯的寻常微物之中。
答谢辞
《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能够入选“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这是我写作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惊喜。这是一本异常宏大的书，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穿越三大洋。但它得到《新京报》评委们的厚爱，我想并非在于它的宏大，而是在于它的逻辑。这本书以货币史为纲，通过海洋史来展现不同时空范围内异彩纷呈的画面，最终在全球史的框架下概括海贝兴衰的内在逻辑，重现了一个由不同社会基于一种微不足惜的海洋生物而构建的相互往来并超越疆界的共同轨迹。可以说，这本书是我试图突破传统史学范式的一种尝试。这本书的获奖，抑或是大家对全球史可能性的一种肯定？——杨斌
采访
这本书
新京报：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能在旧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展品中看到出土的海贝，博物馆的讲解员会告诉我们在当时海贝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但你却在书中指出海贝在当时并不是货币，这个观点撼动了我们对货币概念的认知。你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
杨斌：这里需要说明，大众对货币的理解，往往是从财富的角度。因此，日常生活中泛泛而言海贝是钱，也不是什么大错。不过，经济学者对货币的概念有着相对明晰的界定。传统而言，某种物质需要具备三种功能也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才能成为货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钱，在上古中国，海贝是稀缺物，具有高昂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象征，在有些金文记载中它还是价值尺度。因此，许多用贝作偏旁部首的方块字，都和财富有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还不足以证明海贝就是货币。事实上，海贝在商周社会没有成为流通手段，所以它虽然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但它还不是货币。
新京报：以海贝为主题贯串整个全球史，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微观全球史”。很想知道你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有哪些技巧、方法和心得呢？
杨斌：对于全书的章节结构安排，我花了很多心思。基本上我还是按照海贝从马尔代夫扩张的时空顺序而写，但海贝这个问题不为我们熟知的地区或国家的疆域所限制，所以我尽量强调它的跨地区的联系、发展、脉络，特别是内在的逻辑。第二，世界史或全球史为人所诟病的一个缺点在于宏大，因而轻疏。这是我竭力想要克服的。我在勾勒海贝的全球轨迹时，尽量采用各地的考古、档案、游记、法典等，用扎实的地方材料来讲述全球的故事。
这一年
新京报：面向2022年，你有着哪些新的研究计划和想法？
杨斌：2022年可能是我中文成果最为丰富的一年。目前有四个出版计划，三本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第四本计划在三月份交稿。第一本是甲骨文工作室会出版我的一本全球史，题目暂定为《哪吒、火山和龙涎香》。这本书是我关于全球史的知与行。“知”就是理论，也就是我对全球史的理解：“行”就是实践，也就是我的一些全球史的研究。第二本书是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五年(1968-1973)。第三本是关于郁达夫的情感与写作，重新探讨了郁达夫的许多问题。第四本书是根据我在“澎湃”的海洋史专栏“‘人’‘海’之间”发表的随笔编辑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