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知道我爱吃牛肉，买了回来，问我是蒸包子还是包饺子？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蒸包子！
态度如此坚定，是因为我有一种牛肉馅包子情结。
七十年代末，我被文化馆创作组朱振岳与孙柏昌二位老师抽到交河搞创作。一个满头高粱花子、土头灰脸的庄稼小子来到县城，仿佛刘姥姥进了荣国府，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以吃饭来说吧。当时，文化馆人数最多的是群艺组，一个曲艺队就有十几口子人，为此专门设了伙房。创作组的我与史学平在里面搭伙。有时候伙房“改善生活”，人多，包饺子不可能，顶多就是蒸包子。黑面的包子，个头很小，五分钱一个。说是肉包子，吃完了也吃不出肉与菜的区别。我刚刚从农村来，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这样的包子，一顿吃十个也不见得够。但是，我每次只买三个。一是怕花钱，二是怕人笑话。史学平每顿吃五六个，曲艺队的曹连生就开玩笑：“看你这饭量，一点也不像文人。你看看人家李洪勉，比你吃得少一半。”我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我吃得少因为是文人吗？还不是穷闹的？心酸的同时，还未免有点得意，说我像个文人，毕竟离文人近了一步，离庄稼汉又远了一步。要知道，当时的我，可是拼了命地要逃离庄稼地的。只是赢得了文人的名声，半夜里咕噜咕噜叫的肚子却不给做主，幸亏没人听得见，否则，多给“文人”打脸？
1979年的元宵节，因为给全县民间文艺调演帮忙，没有回家过节。但是，厨师回家了，伙房停火，一下子没了饭门。文化馆往西不远处，挨着新华书店有家饭店，叫第二饭店。店面不大，顾客也不多，大多时候都冷冷清清的。即便这样，我也轻易不敢入内。今天实在没法子，只得进去，先填饱肚子再说。
进了门，里面没有一个吃饭的，几个女服务员打着毛衣在聊天。我上前怯生生地问了句：“请问有什么吃的？”
“牛肉馅包子！”四十多岁的女服务员眼皮也不撩，气哼哼地答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儿得罪了她，愈加的怯与惧，仍然大着胆子问：“多少钱一个？”
女服务员终于翻着白眼夹了我一眼：“八分。”
我暗自按了按瘪瘪的口袋：“要不，来三个？”
女服务员仿佛被我土里土气的憨样儿逗笑了：“你问谁呢？”
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犹豫了一下，似乎终于下了决心，以一种豁出去的口气说：“那就来五个！”
“四毛！”在女服务员督促的目光中，我将三张“毛（角）票”与一枚五分，两枚二分，一枚一分的“钢镚子”排在她的面前。
她收起钱，从盖着棉被的簸箩里拾了五个包子，端在我的面前。
包子是提前蒸好的，稍微有点余温。说是二两一个，估计是把馅也算进去了。面皮是那种不去麸子的麦子面，黑黑的；馅里面肉倒是不少，已经抱丸了。那时候牛肉不值钱，比猪肉要便宜不少。只是包子皮很厚，咬一口俨然“此地离馅四十里”的意思。皮不薄，馅自然不大，小小的一团，仿佛窝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流浪汉。但味道还不错，因为在一个常年见不到肉的庄稼小子看来，吃这个，已经是神仙般的奢侈了。当时的感觉，就一个字：香！两个字：真香！
说来你也许不信，此后的几十年，我吃过各种各样馅料的包子，比如猪肉馅、羊肉馅、三鲜馅等等，唯独没有吃过牛肉馅，一次都没有。绝对不是吃不起，也不是吃不到，随便到那个小饭馆，只要你点，他就会给你做。但我就是一次也没点过，自然也就没吃过。为什么？不知道，但绝对不是矫情。
相隔四十多年，终于又吃上了牛肉馅包子。老伴蒸的包子，牛肉佐以芹菜，薄皮大馅，咬一口，肉汁爆浆，唇齿留香。此时再用多余的语言来形容它，对它就是一种辜负。就是一种感觉：品出了当年的温馨，虽然还有那么一点点酸涩。
202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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