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汤慢煮,一道豆花渎鱼的“成功学”。
据:《川菜》杂志2023年4月刊
贵州的餐桌上一定离不开“渎”。热乎乎香喷喷的豆花与心爱的一切食物皆可用火锅渎在一起,温暖寒冬。
“渎”
疫情三年,各地的餐饮业受冲击最直接,和从业者一聊,尽是唉声叹气。在贵阳,高斌却是个少见的乐观主义者。疫情对他的餐厅其实也有影响,还不小,但他总是抱有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高斌现在有两家店,老店在喷水池商圈,新店在观山湖,去年才开,今年的计划是再开一家店。
我们去的是喷水池的老店,在一条巷子里,里面餐厅、酒吧、咖啡馆鳞次栉比,到傍晚,人开始多起来。据说经常要排队,我们特意早早到了店里。高斌的餐厅叫“黔渔翁”,主菜是一道豆花渎鱼,这几年借着网络快速火起来,让贵阳餐饮圈里的不少人都感到好奇,偷偷去尝过。我们也是作为食客来尝鲜的。点好菜。先上来一碗鱼汤,说是用鲫鱼熬的,汤色乳白,做开胃汤。再上几样炒菜后,豆花渎鱼就端上桌了,最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荷叶,底下是红汤,我们点的黄辣丁,此时只见鱼头不见鱼身。
这道菜要解释起来还需颇费一番口舌。很多人第一次见“渎”这个字,都要好奇地问是什么意思。“渎”,其实是云贵地区传统的一种烹饪方式,就是小火慢煮,但和煮又有点区别,锅里的汤不能多,更浓稠,就是收汁入味的过程。“渎”还有拟声的意思,浓汤慢煮,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鱼”,用的是江鱼,如江团、冷水尖嘴鱼,但本地所产的黄辣丁是最好的吃法。不过,这道菜最精髓的地方在于两样东西:糍粑辣椒和麦子酱。这是高斌的独创。
※“黔渔翁”餐厅的顾客
高斌是贵州大方县人,1986年出生。大方隶属毕节市,地处黔西北,海拔高,山地多,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以前也是个缺油少盐的地方。高斌小时候都还有很多人家买不起酱油味精,这使得当地人十分依赖各种酱制品。麦子酱就是一个例子。高斌说,以前一到夏天,他们村家家户户都会用小麦来晒制麦子酱,做好后放进坛里,一年都不会坏,炒菜、吃面时挖上一勺,不用放油盐,就很入味。
高斌很小就外出闯荡,做到了星级酒店大厨。2010年,他带着女朋友戚杨蕾回到贵阳,两年后开了第一家黔渔翁。他是川菜厨师出身,开的店早期也以川菜为主,但高斌想做些贵州特色的东西出来。那几年,他们有时间就会开着车去周边的村镇,看到有人家办席,就给人随个份子,一百两百,也不多,就是想尝尝地道的民间筵席菜。很多老乡一听,钱也不要了,高高兴兴给他们拿碗筷。最终给他启发的是一道常见的家常菜,土鸡渎豆腐,在贵州很多地方都有,既是家庭主妇用来待客的,也可以登上大席面。
“煎炒蒸炸,都难出新意,而渎,是贵州的特色。”高斌就决定在这上面做文章。首先,豆腐肯定得有,这是贵州人从小就有感情的食物。以前吃不到肉,豆腐是最好的蛋白质来源,用来招待客人,改善伙食,是当时很高端的食材。土鸡渎豆腐比较清淡,高斌就想到了麦子酱和糍粑辣椒。“麦子酱是天然发酵,谷氨酸钠含量很高,足够厚重,用它能定住底味。糍粑辣椒在贵州更常见,很多菜都会用,经过发酵后的辣椒口感更柔和。它和麦子酱搭配,丰富了锅底味道,还可以形成对整个口腔的刺激。”
我们在桌上见到的鱼肉,前期已经过了腌、蒸、卤、炝等工序,最后一渎,能把汤汁的味道充分吸收。所以一上桌,鱼肉便可以开吃了。第一口,没什么辣味,像吃清蒸鱼。煮了几分钟后再吃,肉浸入了酱汁,香味辣味就进到嘴里了。我们边吃边聊,鱼肉的味道也渐次变化。渎20分钟是一个味道,最后收尾又是一个味道。据说麦子酱做汤底,非常稳定,即使煮上一两个小时,也不会坏了一锅鱼。
※豆花渎鱼,可以慢慢渎,慢慢吃,适合朋友小聚
高斌开始也想过就用鸡肉来渎,但那几年时常暴发禽流感,鸡肉的货源不稳定,消费者也不敢去吃。换成牛肉,成本又高。最后想来想去,还是鱼肉最适合。“有句老话叫‘千滚豆腐万滚鱼’,鱼肉蛋白质含量高,越煮越入味,而且价格合理,大众能接受。”
2014 年,黔渔翁推出了豆花渎鱼,开始取名叫古法铁锅渎鱼,用了一两年时间不断调试,才改名豆花渎鱼。很快,食客纷至沓来。高斌当时有两个店,有顾客投诉说,他家的鱼品质不稳定,这次吃是一个味道,下次来又变了,意见很大。他只好关了一家,又扎进厨房,弄了一套标准的生产流程出来。如今,高斌每年 7、8 月份都要回老家大方一趟,他店里用的麦子酱都是在那里晒制的,一年要晒几千斤。
高斌的“成功学”高斌学厨的道路比较曲折。他第一次出门打工的时候不满 15岁。他住在村子里,上的学校离得远,翻山越岭,要走一个多小时,一到下雨天就浑身泥巴。初三读完一个学期,他就跟着大他两岁的哥哥去了浙江绍兴。“我对出门那天的场景记忆很深刻。那是一个冬天,下着雪,我们坐一辆中巴车,走山路,从大方到贵阳坐了七八个小时。我看着车窗外漫山遍野的雪,就想我哪天一定要出人头地,回来在村里盖个两层小楼。”
高斌出去时,没有身份证,身高 1 米 63,体重 93 斤,到了绍兴,很多厂都不收。最后是一个废铁厂答应让他留下来试试。机器压的铁饼一个有 100 多斤,高斌要把它搬下来放到另一个地方,搬了一上午,老板实在看不下去,给了两个馒头,把他打发走了。“干体力活不行,我就想着去学个手艺,当时蓝翔天天在电视上打广告: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学厨师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高斌打电话过去,想学厨师,对方告诉他,学费是 4000 多元。他只好先打工攒钱。他找了一家印刷厂,给人去打杂,一个月工资是 300 块;还看到有人送牛奶送报纸,就找了一个师傅,先是帮他跑,跑了一段时间后自己接活儿。每天早上两三点钟去拿牛奶,四五点钟去接报纸,然后送到指定位置,早上 8 点钟再去印刷厂上班,他几乎不用怎么睡觉,学费很快就攒够了,然后只身一人去了济南。
※“黔渔翁”餐厅的高斌夫妇
“一开始要学厨师,也没什么高的追求,就是觉得厨师怎么着也不会饿肚子。”高斌说,蓝翔的厨师分成川菜、粤菜、湘菜、点心等不同专业,一个班六七十人,他选的川菜。为了赚生活费,他还在学校对面找了一个贵州人开的快餐馆打工。老板六七十岁,人还不错,高斌读了半年,毕业后就去给他当厨师了。干了几个月,老板收 8000 块钱把店转让给了他。高斌没那么多钱,就先欠着。他还叫了在印刷厂认识的一个朋友来帮忙。两个年轻人买菜、做饭、洗碗,竟然把生意做了起来。快餐店来的都是附近的农民工,一天有几十上百号人吃饭,流水有上千元,但高斌做得并不开心,客人老说这个小伙子水平一般,要不是量大便宜,不会来光顾。高斌觉得人家说的也没错。开了大半年,把 8000 块钱还了后,他就不干了。
回到绍兴,高斌揣着毕业证,去一家连锁餐厅应聘厨师。人家不要。他就跟老板求情,说不要工资,管吃住就行,于是被分到后厨去做水台,每天杀鱼洗菜,净干杂活儿。但高斌会来事儿,经常给后厨的师傅们洗衣服,端茶送水,几个月后,他就有机会上灶炒菜了。干了几年,高斌炒上了头灶,成为大师傅。他觉得自己学透了,又跑到杭州,应聘进了一家星级酒店。
※葱椒鸡
这次,他跟着酒店的老川菜厨师学,又是从头干起,一两年后就做到了厨师长。当时整个餐饮部有二三十人,厨师都归高斌管,里面有小年轻,也有大师傅。“大师傅很难管,我还得讨好他们。我语言表达能力又差,还特别容易紧张,第一次当副厨,大家让我上去讲话,脚都吓得发抖。当了厨师长,平时只能请大家吃吃喝喝。我那时候每个月工资都是这样花完的。”虽然很多人不服,但老板倒很支持高斌。高斌脑子灵光,主意多,总能鼓捣些新花样出来。老板就鼓励他,等他搞出了新菜来,就到处请朋友来试吃。“餐饮部开始一个月是八九十万的业绩,我接手以后,对菜品做了大的调整,还琢磨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后来做到了两三百万。”
在酒店的几年,高斌才真正觉得自己入了餐饮的门,开始了解食材的特性,学习不同的烹饪技法,也慢慢知道不同食材应该怎么去搭配。“之前我其实也没什么美食的理念,比如什么季节用什么食材、烹饪的原理等等,都不懂,主要还是靠自己有小聪明,加上运气好,一直有贵人相助。”高斌还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想出人头地,文化也不够,就经常去买地摊上的成功学,看拿破仑、卡耐基,还有《人性的弱点》,如何快速致富之类的书。“每次都看得热血沸腾,给自己打满鸡血。成功学可能也会误导人,但确实教会了我很重要一点,就是做人要多去看天上的星星,少看地上的泥土。”
坚持,等待
2009年底,高斌从杭州的酒店辞了职。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固定工资差不多1.5万元,加上奖金,能到两万,在浙江也是很高的收入了。听到他要辞职,父母气得几天没睡觉,觉得他不知足。他们不知道,高斌在酒店待得并不如意,每天都如履薄冰。“那时候,老板带我去见他那些朋友,都会提前跟我说:‘小高,你不要讲你是贵州人,就讲是我们浙江人,反正大家也听不出来。’今天请杭州的,就说自己是绍兴的,明天请绍兴的,就说自己是杭州的。我一直在演浙江人。”高斌不服气,想回贵州做一个自己的品牌。他找到老板提出辞职,结果换来的是一顿嘲讽,觉得他放弃现在的平台,太愚蠢。
2010 年,高斌回到贵阳,没多久戚杨蕾也跟着来了。戚杨蕾是浙江诸暨人,和高斌在网上聊天认识的,那时候她在东北上大学。毕业后,戚杨蕾回到绍兴,家里想让她去考公务员,朝九晚五,衣食无忧,她不感兴趣,总想着靠自己做点事情。高斌当时还在连锁餐厅里做厨师,就拉着戚杨蕾去摆摊,在市场里卖卤菜,摆了一阵,也赚钱,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家里父母知道戚杨蕾和贵州的一个小厨子在一起,反对得厉害,但戚杨蕾很笃定。
他们有时候想,要是能开一家自己的餐厅就好了。
后来,戚杨蕾应聘到了味千拉面,作为储备干部,她从服务员做起,一路做到店长。那时候的工作强度很大,考核压力也大,戚杨蕾经常要忙到晚上一两点钟,高斌就跑去陪她加班,久而久之,和她的店员、领导都混熟了,大家出去吃饭、打球都会叫上他。店里的客人五花八门,杂事烦心事很多,戚杨蕾受的委屈不少,但高斌总是鼓励她要坚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天天给她洗脑,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出人头地,一定要坚定信念。”高斌哈哈大笑。
回贵阳之前,他们已经把餐厅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黔渔翁。“一个是当时就想做鱼,另一层意思是想‘授人以渔’。我希望我做起来后,能给身边一些人也提供机会。我和我哥身边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就有些误入歧途的,我那时候就希望以后他们能有个走正道的机会,让他们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翁。”高斌接着自嘲道:“这也是受成功学‘毒害’太深。我那时候还是比较无知。”结果一回来,他们自己就“误入歧途”了。当时高斌有亲戚在贵阳开服装店,说还挺赚钱,就劝高斌也做服装,因为戚杨蕾在浙江的很多亲戚就是开服装厂的,有第一手的货源。“他们说你开餐馆能挣几个钱,又辛苦。我也觉得自己能干餐饮,应该也能干服装。”高斌就把自己的积蓄投进去,在市西路开了一个服装店,结果一年多时间,亏了六七十万,还欠下十几万的债,压了一大堆货在手里。
两人决定从头再来。戚杨蕾去找家里亲戚借了五六万块钱,高斌也东拼西凑了几万块,加在一起一共8 万元,他们在观山湖区盘下一个服装店,没怎么装修,把架子一拆,贴几张海报,买一堆锅碗瓢盆,在门头搞了一张喷绘——2012 年,黔渔翁就开业了。“我当时就决定沉下心来,这辈子啥也不干了,就干餐饮,谁叫我挖金矿我都不去。”高斌当时主要做川菜,生意还不错,一开始一天卖几百块,后来卖两三千。店员就他们两个人,成本低,利润还不错,一个月能赚几万块,他们很快就把债还清了。
那时候店里有道砂锅鱼卖得好。高斌每天三四点钟就要起来,去菜市场买来鲜鱼,自己动手杀鱼,得准备100 多斤。后来卖豆花渎鱼,也要现杀的鲜鱼,高斌在店里就跟徒弟们 PK,他一个人可顶三个。他说这手速,都是当年练出来的。观山湖那家老店是开在一个社区里,底下有很多餐厅,楼上是住宅,因为油烟污染大,居民去投诉,2016年,政府进行整治,把街上的餐厅都迁走了。高斌就收了店,搬去了喷水池。
高斌有很严重的鼻炎,是常年在后厨熏出来的,他去很多大医院看过,得不到根治。如今,他的嗅觉正在慢慢退化,很多香味闻不出来了。这几年餐厅生意走上正轨,但高斌有些着急,他希望趁自己还能做的时候,多做一点。本来按照计划,今年 9 月份,他们要开第三家店,店址都看好了,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一切,新店只好搁置下来,团队里的小伙伴都有些垂头丧气。
但高斌依然乐观。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打开手机,看看防疫政策的变化。那时是 12 月初,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了政策松动的迹象,高斌看到就会分享给大家。他说:“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飞机开到跑道上,然后就是等待。当然,前提是消费者是真心喜欢我们的。如果说我们自己做得不好,消费者抛弃我们,那也是活该。”
※黑金爆浆青岩豆腐
《川菜》杂志2023年4月总编辑汪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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