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的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这段著名的“黄大年之问”，是黄大年生前谈起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时，在朋友圈写下的。叩问内心，他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以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用行动甚至生命作出了郑重的回答。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当年7月，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的201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200所高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
如同黄大年追忆邓稼先那样，今天，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将“黄大年之问”化作自我鞭策。
他们不只是201名教师，而是201个响当当的团队，包括数千名成员。他们中，有的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领跑世界科技前沿；有的着眼本土发展实际，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有的在疫情等现实难题到来时挺身而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有的围绕国际交叉学科研究前沿，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工作。
在科研的星空里，个人始终是渺小的。集结团队的力量，才能行稳致远。
201个团队，犹如201道光束汇集。每一个团队之中，成员群策群力，在团队负责人的带领下，一次次点燃创新和超越的引擎。
领跑全球 敢为人先
“我们决不能同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12月20日，山东石岛湾，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首次并网发电。
这意味着反应堆已经可以输出足够的核功率，使主蒸汽参数和流量满足汽轮机带负荷运转，机组可以维持稳定的输出电能，从而能够并入电网，开始正式向外输电。
从这一天起，从石岛湾核电站发出的电能将由国家统一调度，为千家万户送去日常用电。
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教师团队负责人张作义解释，石岛湾核电站采用的是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高温气冷堆技术从实验堆规模迈向商用电站规模，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建成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意味着我国已经系统掌握了其商用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在全球先进核能技术竞争中“杀出重围”。
5万张图纸，10万页文件，15000多台套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的核岛设备……凭借着跬步千里、久久为功的努力，张作义及其团队硬是将我国核电技术“堆”上了能够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科学高地。
回望历史，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重心的转移总是与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现实应用相伴随。自主可控、前沿领跑的科学技术，对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翻开新中国工业史，“中国工业结晶之母”王静康的名字，同化学工程工业结晶领域中的许多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及技术推广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
“工业结晶”是把物质中的分子、原子、离子按照规则排列，使物质从液态、气态转变为去除杂质的固态晶体。这项工作听上去抽象，应用起来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青霉素制剂开发。
20世纪中叶，提纯药用青霉素的技术被国外垄断，这种救命“神药”一度奇货可居。1990年，王静康带领的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教师团队接受了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青霉素结晶新工艺与设备应用开发”。
为了不浪费国家经费，王静康定下的目标是产业化开车必须一次成功。项目研发后期，由于过度劳累，王静康的甲状腺疾病复发，引起心脏房颤。为了不耽误进度，她把手术时间一拖再拖，直到进行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才住院治疗。等到工厂进行设备、仪表调试时，她又先后7次赶到现场，检查并指导产业化开车工作。
终于，团队在华北制药厂一次开车成功，使当时每吨青霉素产品净增效益两万元。这项技术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于全国九成青霉素产业，使我国青霉素产品占领了八成以上的国际市场。
几十年来，王静康始终带领团队战斗在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第一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工业结晶奇迹，不断改写世界工业结晶格局。
当时间的车轮碾过21世纪，北京邮电大学无线新技术研究所教师团队和历史的机遇有了正面碰撞。
3G以前，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一直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能在别人设计好的系统里去应用。“提出的理论再好，不掌握技术主导权，只能眼睁睁看着欧美绕过我们的专利。”团队负责人张平回忆。
痛定思痛。2002年以来，在国家宽带TDD（时分双工）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团队将离散导频算法从二维拓展至三维，实现4G空时频帧结构设计在空时频三维和可变的约束条件下，提出了基于次优解的多维去耦均衡离散导频设计算法，系统性能达到4G的最高技术需求。在上述高速移动理论的约束下，他们还构建了以TDD—OFDM—MIMO（时分双工—正交频分复用—多输入多输出）技术为核心的4G技术体系，传输速率较3G提升了500倍。
在许多像无线新技术研究所教师团队一样的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以TDD技术为核心的4G已覆盖70个国家、161家运营商，全球用户数18.42亿，占4G总用户数的41.63％。到了5G时代，TDD频率的全球用户占比更是创纪录地超过了三分之二，我国则全部采用TDD。
“我们决不能同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经历了2G追赶、3G突破、4G并跑、5G主导，如今的张平信心满怀，“未来，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
砥砺强国 上下求索
“祖国的需要，就是科技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1998年，徐德民在61岁时干了两件“疯狂”的事：一是荣誉等身却不愿安享晚年，一退休就组建了西北工业大学自主水下航行器教师团队；二是项目投入大、风险大，找不到经费支持，就干脆贷款搞科研。
徐德民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在世纪之交，海洋权益、海洋开发和海洋环境已成为世界焦点。自主水下航行器是支撑海洋战略的重要一环，而我国在这一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难以满足海洋战略需求。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实践，让徐德民在自主水下航行器方面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技术思路和方案。他带着团队省吃俭用，用借来的笔记本电脑做科研，每天加班加点，除夕夜都奋战在一线。在资金、设备、场地等支撑条件都很薄弱的情况下，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相继提出3种型号自主水下航行器的总体、动力、导航、控制系统创新性技术方案。
有人向海击水，有人叩问九天。
上世纪90年代，小卫星以其独特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在国外，小卫星研发一直有大学的高度参与，因此也被称为“大学卫星”，但在当时，国内大学研制小卫星史无前例。199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卫星技术研究所教师团队开辟先河，着手这一领域。
“卫星是典型的高精尖集合体，高校能搞定？”一开始，质疑的声音很多。作为项目发起人，总设计师曹喜滨并没有辩解，而是用扎扎实实的工作去回答。
白天，他与团队共同设计、讨论，作出技术决策，晚上再查阅大量资料补充知识和工程经验盲区。高强度的工作让曹喜滨的眼睛严重疲劳，2006年底，仅43岁的他就进行了白内障手术。
星光不负赶路人。从国内第一颗由高校牵头自主研制的具有明确应用目标的微小卫星“试验一号”，到世界上首个独立奔月、绕月的微小型航天器，卫星所教师团队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星空奇迹。
有人仰望星空，有人脚踏大地。
都说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是大国博弈主战场。科研工作者在“卡脖子”技术领域取得越多突破，就越能把技术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过去，在新型显示屏研发上，欧美、日韩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公司，一直占据着全球显示材料和技术的核心地位。我国虽是显示屏生产大国，却一直不是研发强国，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和末端。
聚焦广东作为显示屏产业大省的现实需求，华南理工大学有机高分子光电材料与器件教师团队持续攻坚，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
在曹镛院士的带领下，该团队研发出很多个“第一块”——国际上第一块全印刷OLED（有机发光半导体）显示屏、基于氧化物TFT（薄膜晶体管）技术的中国第一块全彩色AMO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屏、第一块透明AMOLED显示屏，以及第一块彩色柔性AMOLED显示屏。争取产业链主动权的同时，团队还与国内大型光电企业如TCL集团、创维集团、京东方等建立了紧密联系，在技术开发、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贡献。
助推“中国智造”的，还有湖南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上世纪90年代，该团队负责人陈江华在欧洲工作时，就已经是研究现代像差校正电镜成像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达人”。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第一次展示了用原子成像技术解析了高性能铝合金中的关键原子团簇结构的可能性，不但推动了电镜原子成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引领了铝合金基础研究的前沿发展。
回国组建团队后，陈江华以湖南大学高分辨电镜中心平台为依托继续探索创新，发展了独特的3D成像、原位成像、定量分析等技术，丰富了现代电子显微学的理论及方法。利用先进微观分析手段，团队揭示了几乎所有重要铝合金的强化原子团簇的结构及演变规律，并且为企业研究了汽车、航空、高铁用铝合金制造工艺与性能的关系问题，促进了材料高水平应用和国产化。
在陈江华看来，靠模仿国外的材料产品和工艺来谋求发展，就会形成瓶颈被“卡脖子”。模仿的本质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新材料产业要突破瓶颈，只知道材料和相关工艺的初态和终态是不行的，必须真正摸透其中的本质和演化规律。
利用电镜手段，团队正在研究推动解决更多的关键金属材料问题，为解决各种“卡脖子”问题贡献力量。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正是因为把祖国的需要放在首位，科研工作者们才拥有无畏的精神。
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
“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
不论日升月落，还是寒来暑往，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一直有两个不变的“标志”——病原生物学系医学微生物学教师团队所在的实验室总是亮着灯；团队负责人闻玉梅说过的那句“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一直贴在墙上。
多年来，这支由20余人组成的团队以攻克传染病为己任，围绕持续性感染及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核心问题进行集中攻坚。他们战乙肝、抗非典，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不停地同病毒斗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团队联合上海市疾控中心，仅用3天时间，就从一例病例样本中成功分离并鉴定出上海首株新型冠状病毒，为疫苗研发和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支撑。
疫情防控期间，团队师生组建了多个小分队，建立药物筛选平台，开展校内外合作项目、企业和科研机构技术服务42项，为校内外企业和科研机构鉴定抗病毒中和抗体350多个，筛选抗病毒药物及化合物3000多个，测试研发疫苗6个，测试抗病毒材料和设备3个，对多个有效的抗体和候选药物积极进行深入研究并向临床转化。
上海以西2000公里外，由黄建平领衔的兰州大学大气科学教师团队，同样在为抗击疫情出力。他们研发出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预测系统，其准确性在之后的多次局部疫情中得以验证，获得钟南山院士的点赞。
大气科学能够精准应用于疫情防控，离不开团队成员深厚的学养和强大的知识迁移能力。虽然身处西部欠发达地区，在科研、生活上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团队化阻力为动力，利用当地气候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将我国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科研工作推至国际前沿。
全球气候变暖早已不是新话题，但它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影响却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应有的重视。
黄建平将研究视野从我国扩展到全球，提出全球升温应控制在1.5℃以内，以确保干旱半干旱地区升温控制在3℃以内，避免造成动植物的大规模死亡甚至灭绝。他还强调，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想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重视气候变化对自身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研究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科学虽无坦途，但能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力攀登，就是科研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201个教师团队，获评之前本来就是国家科研进步的强力推动者。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有38位两院院士，累计获得数百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重大奖项……
获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只是他们科研人生沿途的小小里程碑。
选择了科研人生，就意味着要不停奔跑！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隧道工程教师团队何川主持的“复杂艰险山区高速公路大规模隧道群建设及营运安全关键技术”，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教师团队张靖主持的“基于超冷费米气体的量子调控”，获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山东大学岩土工程中心教师团队李术才主持的“复杂环境深部工程灾变模拟试验装备与关键技术及应用”，获2020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学科教师团队钟南山领衔的“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是2020年度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创新团队……
失败时，不离不弃；成功时，互相鼓励。一路走来，这201个可敬的团队更看重的是追梦的过程。
“对我们来说，与获得的众多奖项相比，能够真正用科研为国家建设服务，用科技创新挺起民族的脊梁，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教师团队负责人蹇锡高说。
当前，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科研工作者们正凝结团队的力量，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钻研，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道路上，开凿出大写的“奉献”“无悔”“忠诚”和“担当”。
“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的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这段著名的“黄大年之问”，是黄大年生前谈起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时，在朋友圈写下的。叩问内心，他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以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用行动甚至生命作出了郑重的回答。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当年7月，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的201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200所高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
如同黄大年追忆邓稼先那样，今天，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将“黄大年之问”化作自我鞭策。
他们不只是201名教师，而是201个响当当的团队，包括数千名成员。他们中，有的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领跑世界科技前沿；有的着眼本土发展实际，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有的在疫情等现实难题到来时挺身而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有的围绕国际交叉学科研究前沿，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工作。
在科研的星空里，个人始终是渺小的。集结团队的力量，才能行稳致远。
201个团队，犹如201道光束汇集。每一个团队之中，成员群策群力，在团队负责人的带领下，一次次点燃创新和超越的引擎。
领跑全球 敢为人先
“我们决不能同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12月20日，山东石岛湾，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首次并网发电。
这意味着反应堆已经可以输出足够的核功率，使主蒸汽参数和流量满足汽轮机带负荷运转，机组可以维持稳定的输出电能，从而能够并入电网，开始正式向外输电。
从这一天起，从石岛湾核电站发出的电能将由国家统一调度，为千家万户送去日常用电。
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教师团队负责人张作义解释，石岛湾核电站采用的是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高温气冷堆技术从实验堆规模迈向商用电站规模，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建成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意味着我国已经系统掌握了其商用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在全球先进核能技术竞争中“杀出重围”。
5万张图纸，10万页文件，15000多台套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的核岛设备……凭借着跬步千里、久久为功的努力，张作义及其团队硬是将我国核电技术“堆”上了能够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科学高地。
回望历史，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重心的转移总是与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现实应用相伴随。自主可控、前沿领跑的科学技术，对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翻开新中国工业史，“中国工业结晶之母”王静康的名字，同化学工程工业结晶领域中的许多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及技术推广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
“工业结晶”是把物质中的分子、原子、离子按照规则排列，使物质从液态、气态转变为去除杂质的固态晶体。这项工作听上去抽象，应用起来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青霉素制剂开发。
20世纪中叶，提纯药用青霉素的技术被国外垄断，这种救命“神药”一度奇货可居。1990年，王静康带领的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教师团队接受了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青霉素结晶新工艺与设备应用开发”。
为了不浪费国家经费，王静康定下的目标是产业化开车必须一次成功。项目研发后期，由于过度劳累，王静康的甲状腺疾病复发，引起心脏房颤。为了不耽误进度，她把手术时间一拖再拖，直到进行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才住院治疗。等到工厂进行设备、仪表调试时，她又先后7次赶到现场，检查并指导产业化开车工作。
终于，团队在华北制药厂一次开车成功，使当时每吨青霉素产品净增效益两万元。这项技术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于全国九成青霉素产业，使我国青霉素产品占领了八成以上的国际市场。
几十年来，王静康始终带领团队战斗在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第一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工业结晶奇迹，不断改写世界工业结晶格局。
当时间的车轮碾过21世纪，北京邮电大学无线新技术研究所教师团队和历史的机遇有了正面碰撞。
3G以前，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一直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能在别人设计好的系统里去应用。“提出的理论再好，不掌握技术主导权，只能眼睁睁看着欧美绕过我们的专利。”团队负责人张平回忆。
痛定思痛。2002年以来，在国家宽带TDD（时分双工）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团队将离散导频算法从二维拓展至三维，实现4G空时频帧结构设计在空时频三维和可变的约束条件下，提出了基于次优解的多维去耦均衡离散导频设计算法，系统性能达到4G的最高技术需求。在上述高速移动理论的约束下，他们还构建了以TDD—OFDM—MIMO（时分双工—正交频分复用—多输入多输出）技术为核心的4G技术体系，传输速率较3G提升了500倍。
在许多像无线新技术研究所教师团队一样的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以TDD技术为核心的4G已覆盖70个国家、161家运营商，全球用户数18.42亿，占4G总用户数的41.63％。到了5G时代，TDD频率的全球用户占比更是创纪录地超过了三分之二，我国则全部采用TDD。
“我们决不能同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经历了2G追赶、3G突破、4G并跑、5G主导，如今的张平信心满怀，“未来，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
砥砺强国 上下求索
“祖国的需要，就是科技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1998年，徐德民在61岁时干了两件“疯狂”的事：一是荣誉等身却不愿安享晚年，一退休就组建了西北工业大学自主水下航行器教师团队；二是项目投入大、风险大，找不到经费支持，就干脆贷款搞科研。
徐德民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在世纪之交，海洋权益、海洋开发和海洋环境已成为世界焦点。自主水下航行器是支撑海洋战略的重要一环，而我国在这一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难以满足海洋战略需求。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实践，让徐德民在自主水下航行器方面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技术思路和方案。他带着团队省吃俭用，用借来的笔记本电脑做科研，每天加班加点，除夕夜都奋战在一线。在资金、设备、场地等支撑条件都很薄弱的情况下，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相继提出3种型号自主水下航行器的总体、动力、导航、控制系统创新性技术方案。
有人向海击水，有人叩问九天。
上世纪90年代，小卫星以其独特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在国外，小卫星研发一直有大学的高度参与，因此也被称为“大学卫星”，但在当时，国内大学研制小卫星史无前例。199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卫星技术研究所教师团队开辟先河，着手这一领域。
“卫星是典型的高精尖集合体，高校能搞定？”一开始，质疑的声音很多。作为项目发起人，总设计师曹喜滨并没有辩解，而是用扎扎实实的工作去回答。
白天，他与团队共同设计、讨论，作出技术决策，晚上再查阅大量资料补充知识和工程经验盲区。高强度的工作让曹喜滨的眼睛严重疲劳，2006年底，仅43岁的他就进行了白内障手术。
星光不负赶路人。从国内第一颗由高校牵头自主研制的具有明确应用目标的微小卫星“试验一号”，到世界上首个独立奔月、绕月的微小型航天器，卫星所教师团队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星空奇迹。
有人仰望星空，有人脚踏大地。
都说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是大国博弈主战场。科研工作者在“卡脖子”技术领域取得越多突破，就越能把技术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过去，在新型显示屏研发上，欧美、日韩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公司，一直占据着全球显示材料和技术的核心地位。我国虽是显示屏生产大国，却一直不是研发强国，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和末端。
聚焦广东作为显示屏产业大省的现实需求，华南理工大学有机高分子光电材料与器件教师团队持续攻坚，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
在曹镛院士的带领下，该团队研发出很多个“第一块”——国际上第一块全印刷OLED（有机发光半导体）显示屏、基于氧化物TFT（薄膜晶体管）技术的中国第一块全彩色AMO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屏、第一块透明AMOLED显示屏，以及第一块彩色柔性AMOLED显示屏。争取产业链主动权的同时，团队还与国内大型光电企业如TCL集团、创维集团、京东方等建立了紧密联系，在技术开发、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贡献。
助推“中国智造”的，还有湖南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上世纪90年代，该团队负责人陈江华在欧洲工作时，就已经是研究现代像差校正电镜成像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达人”。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第一次展示了用原子成像技术解析了高性能铝合金中的关键原子团簇结构的可能性，不但推动了电镜原子成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引领了铝合金基础研究的前沿发展。
回国组建团队后，陈江华以湖南大学高分辨电镜中心平台为依托继续探索创新，发展了独特的3D成像、原位成像、定量分析等技术，丰富了现代电子显微学的理论及方法。利用先进微观分析手段，团队揭示了几乎所有重要铝合金的强化原子团簇的结构及演变规律，并且为企业研究了汽车、航空、高铁用铝合金制造工艺与性能的关系问题，促进了材料高水平应用和国产化。
在陈江华看来，靠模仿国外的材料产品和工艺来谋求发展，就会形成瓶颈被“卡脖子”。模仿的本质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新材料产业要突破瓶颈，只知道材料和相关工艺的初态和终态是不行的，必须真正摸透其中的本质和演化规律。
利用电镜手段，团队正在研究推动解决更多的关键金属材料问题，为解决各种“卡脖子”问题贡献力量。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正是因为把祖国的需要放在首位，科研工作者们才拥有无畏的精神。
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
“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
不论日升月落，还是寒来暑往，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一直有两个不变的“标志”——病原生物学系医学微生物学教师团队所在的实验室总是亮着灯；团队负责人闻玉梅说过的那句“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一直贴在墙上。
多年来，这支由20余人组成的团队以攻克传染病为己任，围绕持续性感染及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核心问题进行集中攻坚。他们战乙肝、抗非典，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不停地同病毒斗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团队联合上海市疾控中心，仅用3天时间，就从一例病例样本中成功分离并鉴定出上海首株新型冠状病毒，为疫苗研发和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支撑。
疫情防控期间，团队师生组建了多个小分队，建立药物筛选平台，开展校内外合作项目、企业和科研机构技术服务42项，为校内外企业和科研机构鉴定抗病毒中和抗体350多个，筛选抗病毒药物及化合物3000多个，测试研发疫苗6个，测试抗病毒材料和设备3个，对多个有效的抗体和候选药物积极进行深入研究并向临床转化。
上海以西2000公里外，由黄建平领衔的兰州大学大气科学教师团队，同样在为抗击疫情出力。他们研发出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预测系统，其准确性在之后的多次局部疫情中得以验证，获得钟南山院士的点赞。
大气科学能够精准应用于疫情防控，离不开团队成员深厚的学养和强大的知识迁移能力。虽然身处西部欠发达地区，在科研、生活上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团队化阻力为动力，利用当地气候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将我国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科研工作推至国际前沿。
全球气候变暖早已不是新话题，但它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影响却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应有的重视。
黄建平将研究视野从我国扩展到全球，提出全球升温应控制在1.5℃以内，以确保干旱半干旱地区升温控制在3℃以内，避免造成动植物的大规模死亡甚至灭绝。他还强调，发展中国家大多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想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重视气候变化对自身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研究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科学虽无坦途，但能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力攀登，就是科研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201个教师团队，获评之前本来就是国家科研进步的强力推动者。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有38位两院院士，累计获得数百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重大奖项……
获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只是他们科研人生沿途的小小里程碑。
选择了科研人生，就意味着要不停奔跑！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隧道工程教师团队何川主持的“复杂艰险山区高速公路大规模隧道群建设及营运安全关键技术”，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教师团队张靖主持的“基于超冷费米气体的量子调控”，获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山东大学岩土工程中心教师团队李术才主持的“复杂环境深部工程灾变模拟试验装备与关键技术及应用”，获2020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学科教师团队钟南山领衔的“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是2020年度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创新团队……
失败时，不离不弃；成功时，互相鼓励。一路走来，这201个可敬的团队更看重的是追梦的过程。
“对我们来说，与获得的众多奖项相比，能够真正用科研为国家建设服务，用科技创新挺起民族的脊梁，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教师团队负责人蹇锡高说。
当前，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科研工作者们正凝结团队的力量，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钻研，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道路上，开凿出大写的“奉献”“无悔”“忠诚”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