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字叫晁衡。
公元716年，开元四年，阿倍仲麻吕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来到大唐后，阿倍仲麻吕进入国子监学习，这是教育贵族子弟的高等学府。仲麻吕聪敏勤备，成绩优异。太学毕业后参加科试，结果他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阿倍仲麻吕作为一个外国人，取得进士的桂冠，说明他的学识确是出类拔萃的。
因为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但进士科的设置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做人才储备，所以，并不考核专业技术，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则要求更高。
考上公务员后，阿倍仲麻吕留在了长安，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一住就是几十年。
事实上，阿倍仲麻吕不仅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而且感情丰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如李白、王维等人都有密切交往。
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思乡心切的仲麻吕被唐玄宗任命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节，与久别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时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阿倍仲麻吕则写下了著名的《衔命还国作》送给中国朋友——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杰出的遣唐留学生，是中日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作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所建立的伟大业绩，今天已结成累累硕果。
第二位是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意大利威尼斯国人。
公元1271年，刚刚满17岁的马可·波罗随着父亲和叔叔，从家乡出发，经黑海、伊拉克、波斯、帕米尔高原、今日的疏附、莎车、和田、罗布泊、甘肃、宁夏，而到达内蒙古的多伦（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
马可·波罗，深的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出任元朝高官，奉旨出使各地，游历了大都、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有生动记录。例如他于13世纪末来到昔日的南宋首都杭州，不禁为之惊叹：“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劫后余生的杭州，当时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商业繁荣。
在中国待了21年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从“刺桐”即泉州出发，经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君士但丁，回到了故乡。回国后，马可·波罗写成了畅销于全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
该书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这部书是伟大航海家哥伦布生平最喜欢读的。
其实，该书中还记载了很多极可宝贵的史料。比如成吉思可汗对王汗的战事，忽必烈可汗对海都的战事，伊尔汗国内部阿鲁浑与阿合马德的争位之战，盖喀图、贝杜与合赞之间的争位之战，以及钦察汗拜儿克对伊尔汗旭烈兀之战，钦察汗国内部脱脱与那海之间的战事等等。
第三位是利玛窦。
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19岁，利玛窦加入天主教会。
公元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随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
利玛窦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位是汤若望。
汤若望，他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
公元1623年，天启三年，汤若望以武器技术专家的名义来到北京，之后进入钦天监工作。在此期间，汤若望一方面编写《崇祯历书》，并传授明朝新式火器的制造方法。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继续得到重用。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汤若望正式掌管钦天监。
顺治帝亲政后，对汤若望更为重用和信任。汤若望也因此经常出入宫廷，参与朝廷大事的讨论。特别是在康熙帝继位的问题上，汤若望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汤若望差点被辅政大臣鳌拜处死。后来幸免于难，于康熙五年病逝于北京。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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