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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爷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站在我们村最开阔的村头，晃着发育不良的小脑袋环顾四周，被告知目力所及方圆大几十里一圈的土地都是他父亲的，但这个小地主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因为他一年到头都吃不了白米饭。 我的太爷爷——一个一穷二白的孤儿小放牛娃，大雪天还总是踩着露趾的草鞋，长年累月乞丐一般过活只为一门心思地攒钱。攒了钱就买地，买了地没钱了就更节衣缩食地攒，攒够了又买地。循环往复几十年，终成一方地主，但一大家人都被他折腾得几乎不像人样了。爷爷的兄弟姐妹本来有六个，除去抓新兵的三爷爷死活不知所踪外，有三个都是发育不良未成年就夭折了，后来只剩下了最小的两个，似乎与太爷爷过于吝啬的生活脱不了干系。长年累月的红薯饭，猪食一样，多现几粒白米，太爷爷就要打太奶奶了，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活命？ 同样出生地主人家的奶奶嫁进门几天就受不了了，威逼利诱着懦弱的爷爷，几经周折总算分了家，爷爷从此再也不用吃红薯饭了。物极必反，从小备受压制的爷爷一旦摆脱压制，竟变得好吃懒做起来，几年时间就把他爹不吃不喝买下的地卖得精光。土改的时候，小爷爷被划成地主，家产充公还天天受批斗，而爷爷的身份竟是贫下中农了，毫发无损。遗憾的是太爷爷早已作古，这戏剧化的一切，他都没能看见。爷爷毕生的爱好就是吃。在最艰难的年月里，孩子都吃不上饭了，他也会把腰包里仅有的几个铜板买了鳝鱼。买来鳝鱼又还要把家里唯一的两个鸡蛋打碎搅匀了喂给鳝鱼去吃。爷爷说吃过鸡蛋的鳝鱼条条都像是怀了仔，美味极了。奶奶也爱吃，而且极端自私，小孩子若嘴馋，馋，多吃几截，奶奶是要拿筷子敲脑袋的。 爷爷晚年，生活算小康了，还对吃的东西贪婪无比。瘫痪在床的最后半年时间里，消化极其不良，吃不下东西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红烧甲鱼。爷爷的后大半辈子再没吃过红薯，说是一想到红薯肚子就会作呕。其实，综观爷爷一辈子的生活，他始终都没有脱离红薯饭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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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然也没少吃猪食一样的红薯饭，但村里人都说父亲是来给这个没落的家族扳本的。因为他既保留了太爷爷的志向和勤俭，又没有遗传祖父辈的自私小气。生产队的时代里，正直大度，热心有爱的父亲是队里全票选出的会计，账目清清楚楚，待人公正无私。 在上世纪某年代割z本主义尾巴割得最严重的时候，母亲因为禾堂边上破花盆里随手扦插的两根红薯藤就被批了一整天。这是父母记忆中最饥饿难熬的一段日子。一切都归生产队管，私人不留一分自留地，不准私自栽种任何一棵玉米南瓜或其他东西。看着饥肠辘辘的老小一家，父母两个勤劳的人闲着四只勤劳惯了的手只能干着急。队里的口粮怎么算怎么变着花样煮都不够，家里都煮三样饭了，还是不能解决断炊的困难。 那时候，大姐还不到一岁。每次煮饭的时候母亲就用碗蒸一小半碗白米饭；父亲出工做粗活，红薯加多了烧心得厉害，吃了没力气，所以父亲的饭也隔开煮，尽量少放红薯；唯独母亲的饭又变成了太爷爷时猪食一样的找都找不到几粒白米了。父亲心疼母亲，不肯吃小灶，故意生气饿着肚子去出工好几回，两夫妻才同吃一锅红薯饭了。连续几餐吃红薯，胃就受不了，烧心得厉害，一天里都会狂吐酸水好几回。母亲后来就换种方式吃红薯，饭里面不加碎红薯片了，红薯就整个地蒸熟，吃一顿光红薯后再吃一顿稀白米饭，或者天气不好不要出工的时候就连吃几餐光红薯，这样下来，红薯还是替代了饭，却让胃不那么频繁地泛酸水了。 在那般艰难的岁月里，大姐都没有红薯饭的苦难记忆，这在与她同龄的人里面几乎是没有的。依次相差四五岁的二姐和我，当然更没有吃红薯饭的苦难记忆了。无私的父母用他们的苦难化解了本该我们承担的苦难，使得我们关于红薯的记忆，竟然都是快乐的了。这该是家乡土地多大的幸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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