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看待这类患者时带有有色眼光，唯恐避之不及，患者、家属也有强烈的病耻感。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属于临床六种重性精神疾病之一。精神科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康复前景不乐观，往往需要终身服药，甚至有人将其形容为“心灵上的癌症”。
而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上世纪，我国精神科曾存在精神分裂症过度诊断的现象。只要患者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往往就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其中有很多是过度诊断、甚至是误诊。
随着国内精神医学的进步，现在的大部分精神科医生都已经摈弃了以上错误观念，意识到抑郁症或双相障碍也可以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而精神科药物也在不断升级迭代，尤其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出现后，不少真正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的患者经过药物足量足疗程治疗后，病情大大缓解，再得益于家人的关爱、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咨询等，最终达到临床痊愈，恢复了大部分的社会功能。
所以总的来说，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诊疗已取得重大的突破，并不是一定不可缓解或治愈的，患者及家属不必过于悲观。
不过，患者就诊不及时、原生家庭环境不良、社会支持体系薄弱、以及经济能力难以支撑治疗费用等因素，都会影响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效果，也是亟待引起重视的临床问题。
大部分临床精神科及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对于精神分裂症的转归预期是悲观的，认为罹患这种疾病的患者很难具备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
但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疗法”：
如果能在正确的时间进行正确的治疗，许多饱受精神分裂症困扰的人是可以过上相当正常的生活的。
而且，首次出现精神分裂症相关症状时，该患者越早确诊、越早接受药物+心理等综合治疗，其达到某种康复程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显然，这类似于“卫生健康领域三级预防体系”里面的二级预防：早发现、早治疗，诊疗效果更佳，而且花费更少的费用，节省更多的医疗资源。
这个观念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新疗法”？因为他们发现，在很多地区，精神科医生对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诊疗是非常不科学的。
一名澳大利亚的精神病学家帕特里克·麦高瑞走访社区后，很多医生对该疾病的诊断是滞后的，而且诊疗方法也只局限于药物治疗：“他们给患者的药量是患者实际需要的10倍，其他什么帮助或者治疗也不给，然后就这样直接把人扔回社区了。抗精神病药物可能是控制了一部分异常思维，但是病人们的正常生活却被毁了。”
而且，基于病情延误的情况下，他们使用药物的剂量往往非常大，但药物带来的极大副作用，会令患者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
其实不仅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双相障碍的药物治疗也存在类似问题。很多抑郁症或双相障碍患者服药后，但病情总是没有明显缓解，有的医生只好加大药量，又缺乏其它更高效的手段。在病情再加上药物副作用的影响下，患者无法上学、工作，人生轨道开始偏离。
而麦高瑞具有极强的同理心，他决心改变这个现状，临床实践证实了他的猜想，他的治疗方案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不少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具有独立生活的基本能力。
麦高瑞还意识到要为患者进行家庭干预，令患者与家人的关系更加融洽，构建最关键的社会支持体系。
可以说，麦高瑞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出现就被烙下烙印的不治之症。而且，他的治疗是系统化的，较全面化的，并非只局限于药物治疗。
他的这种观念如果能推而广之，不但能降低大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受损程度，还可以极大地减轻了患者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而且，这篇文章令我最感兴趣的是，麦高瑞指出：筛查模型、预防性治疗和积极地早期治疗不仅可以用于降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也同样适用于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
这与我们的临床实践发现是一致的。大量患有抑郁症或双相障碍的青少年患者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其早期往往表现出较简单的情绪问题或学习障碍。但这些迹象没有引起父母及老师的重视，往往被归结于叛逆、不听话、不上进等思想道德问题。
如果孩子此时就诊于传统的精神科，往往被诊断为情绪障碍，接受药物治疗。而药物的副作用如嗜睡、体重增加等，反而会加重学习障碍和情绪障碍。而传统的心理咨询因为低效以及对于学习障碍症状束手无策，甚至会对青少年导致二次伤害。
因此，如果家人和老师对孩子的状况不理解、甚至指责，就诊于精神科或心理咨询机构又得不到精准化的高效干预，这些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形成了恶性循环，情绪波动及学习障碍不断加重，最终达到抑郁症及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标准。
如果在此之前，有专业的机构能够针对孩子表现出来的学习障碍、情绪问题，以及背后的家庭教育问题，提供专业化的早期干预，引导家长和老师能及时重视，采取积极、科学的教育方式，孩子的状态往往就能及时得以调整，避免发展为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也就避免了后续的药物治疗的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