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来潮,亲自下厨做起了摊粑粑。
摊粑粑是家乡的一种面食,做法很简单,将韭菜切碎,放入面粉中,拌匀,再加入精盐、味精和清水,调成稀稀的面糊。然后倒进锅内,快速转动锅,使之均匀地摊开成薄薄的面饼,小火烙烤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关火开饭了。
很简单不是?不过要摊好,似乎也不太容易。反正我一连试验了两三天,都没有找到感觉。第一天是面糊调得太稠,摊粑粑做成了煎饼;第二天,火没调好,还没熟呢就已经糊了;第三天,面糊调好了,火也调小了,可是吃在嘴里,就是感觉味道不对劲——我还很有创意地在面糊里调进了新鲜土鸡蛋啊!
郁闷!
看来这摊粑粑只属于土灶秸秆,只属于那个贫瘠的岁月的。
在那个贫瘠的岁月,我曾经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至今还被乡亲们引为笑谈:我喜欢到客人家里去,也喜欢客人到我家里来。原因很简单,不管我到客人家还是客人到我家里来,都有好吃的。
当然,好吃的,也并不代表有什么鸡鸭鱼肉,除了过年或婚丧嫁娶,乡亲们招待客人的,往往就是这摊粑粑。每次家里来客人了,母亲便会让姐姐到菜园里割点韭菜,她自己则站到灶台后面,和面刷锅。在我们乡里,小麦并不是主要作物,每家的粮仓里也不过有三五斗面粉,主要是为插秧割谷等农忙时准备的。据说,面食比较抗饿吧。面和好了,灶膛里也哔哔啵啵地燃烧起来,淡淡的青烟,飘散在房前屋后,抽抽鼻子,似乎还带着点油菜秸秆特有的清香。
这个时候,我一般是不被允许在灶台边围观的。在父亲眼里,灶台是属于女人的领地,男孩如果喜欢围着灶台转,长大了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围着灶台走,长成个好吃佬狗”。作为父母唯一的儿子,我应该出现在堂屋里,给客人添茶,或是束手坐在一旁,半懂不懂地听他们聊天寒暄。
好在摊粑粑需要的时间并不长,两三根烟过后,摊粑粑便端了上来,黄澄澄,油光光,香喷喷的。直径约五十公分的圆饼两次对折后,成为一沓直角扇形。“吃粑粑不记个数”是乡里人所不齿的,为了不被乡亲们笑话,我至今都还记得我每次吃摊粑粑的个数,甚至还记得客人们在我家吃摊粑粑的个数:客人们一般每人四个,我减半两个,母亲和姐姐们,一般是几个人分吃一个吧。
由摊粑粑又想起了“打鸡蛋”。思维为什么会如此跳跃?我琢磨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在摊粑粑和打鸡蛋之间还有一个人,大姐夫。那时,他和大姐已经定亲,但还未成亲,算是热恋之中吧,因此,他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家里,可以说是吃摊粑粑最多的亲戚,也是吃打鸡蛋最多的亲戚。
“打鸡蛋”其实就是糖水煮荷包蛋,做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便吃到的。甚至,你即使有机会吃到摊粑粑,也未必能吃到打鸡蛋。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倒也不复杂,只是乡里有个习俗,就是打鸡蛋一般只用来招待“娇客”。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指望从鸡屁眼里抠出点油盐钱呢,只有未过门的女婿登门时,“越看越欢喜”的丈母娘才舍得从斗箩子里拿出鸡蛋款待。所以,很多毛头小伙相亲回来,做母亲的头一句肯定就是:吃打鸡蛋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表明女方的父母已经认可了这门亲事;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呢,也就意味着寡妇死儿——没指望了,于是赶紧去媒婆家,讨回未送出的见面礼,顺便央告媒婆“再费费心”。
这充分说明,吃打鸡蛋是需要实力的。而这实力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在我们乡下,打鸡蛋一次至少要吃五个以上。母亲解释说,一个两个太少了,简直是骂人呢!三、四和“散”、“死”谐音,不吉利。我听了多少有些害怕——我不爱吃打鸡蛋——我很担心,万一我未来的丈母娘一次给我六个八个打鸡蛋,我吃不完怎么办?问母亲,母亲便笑着用指头戳戳我的额头:就你这模样,到时候有没有人会打鸡蛋给你吃哦!
时间和事实都证明,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二十岁那年夏天,我就吃到了打鸡蛋。那好象是我第二次去女友家吧,她到村卫生室换药去了,和她父亲寒暄了几句,他便扭过头,看看她母亲,然后用一种决定式的口吻,一字一顿地说:去打几个鸡蛋给他吃吧!
满满一大碗打鸡蛋啊!八个!我吃完了,还把那糖水喝得一干二净。
但他们最终也没能成为我的丈人、丈母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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