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刻，藤井正和医生正在他私人医院的门廊里盘腿坐下来，准备看《大阪朝日新闻》。他的私人医院半悬于分割广岛的七条太田川支流的其中一条之上；中村初代太太是一个裁缝的遗孀，她站在厨房的窗口边，注视着一个邻居拆房子。邻居的房子在防空袭的隔火带上，所以不得不拆除；耶稣会的德国神父威廉·克莱因佐格穿着内衣侧身躺在耶稣会三层房屋顶楼的一张简易床上，在看一本教会杂志《时代之声》；佐佐木辉文医生是广岛市大型现代化红十字会医院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他手里拿着一份血液样本，准备拿去做瓦色尔曼试验，正走在医院的一条走廊里；广岛卫理公会的谷本清牧师停在城市西郊古井一个富人的房子门口，正准备卸货。
十万人在此次原子弹爆炸中丧生，他们是六位幸存者。他们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活了下来，其他那么多人却死了。他们每个人都觉得是很多微小的机会和偶然性挽救了他们：一个及时采取的步骤、一个进屋的决定、赶上了一辆有轨电车而无需等下一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在他们活下来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死去，他们目睹的死亡比自己所能想到的要多得多。但在那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谷本清牧师那天早晨五点起床。由于他太太有时会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坐车去广岛北郊牛田的朋友家过夜，他独自一个人在牧师住所。那天早晨六点不到，谷本先生就往松尾先生家走去。当时并没有飞机的声音，那是一个静谧的早晨，他们所在的地方挺凉爽，让人身心愉悦。
随后一道巨大的闪光横穿天空。谷本先生记得很清楚，闪光是自东向西，从市区向山丘而来，就像一束阳光。他和松尾先生被吓坏了，但两人都还有时间做出反应（因为他们距离爆炸中心三千五百码，约合两英里）。松尾先生冲上大门台阶跑进房子，跳进布匹中间躲了起来。谷本先生跑了四五步，躲在庭院的两块大岩石之间。他紧紧地靠在其中一块岩石后面。他的脸贴在岩石上，因此并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他感受到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击力，然后碎木板和碎瓦片就掉在了他身上。他没有听到爆炸的声音。当谷本先生终于敢把头抬起来时，看到人造棉商人的房子已经塌了。他以为炸弹直接击中了房子。周围烟尘弥漫，一片模糊。惊恐之下，谷本先生当时并未想到废墟之下的松尾先生，就冲到了街上。他在街上跑的时候，发现宅子的混凝土外墙已经倒了，倒下的方向是朝向房屋而不是街道。他第一眼在街上看到的是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之前一直在对面的山坡挖防空洞。日本人显然是想利用这成千上万的防空洞来抵御外敌入侵。这些士兵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一个接着一个地从那些本该保护他们安全的洞里走出来，血从他们的头上、胸口和背部流下来。他们既沉默又茫然。
中村太太站着注视邻居，闪光下所有的东西都白得不可思议，她从未见过这样的白色。她并没有注意到邻居家发生了什么，母亲的本能反应让她朝孩子们跑去。她刚跨出一步（她的房子距离爆炸中心1350码，约合0.75英里），就被一股力量提了起来，和房屋碎片一起被抛到了隔壁房间的榻榻米上。
她落在地上的时候，碎木板也随之落到她身上。由于被埋在木板下，四周一片黑暗。木板并没有把她埋得很深，她自己爬了出来，听到孩子的哭喊声：“妈妈，救救我！”她看到五岁小女儿美也子胸部以下都被压住了，无法动弹。中村太太疯狂地向她的孩子爬过去，没有看到或听到其他几个孩子的声音。
原子弹爆炸之前，藤井正和医生在不忙的时候习惯睡到九点或九点半。他是一个富足、懂得享乐的人。幸运的是，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他必须早起送一个留宿的客人去火车站。他六点起床，半个小时后和朋友出发去火车站。火车站并不远，过两条河就到。他回到家的时候是七点，空袭警报正好响起，持续了一会儿。他吃好早餐，由于那天早晨非常热，他脱掉了外衣，只穿内衣去外面的门廊看报。
藤井医生穿着贴身衣物在门廊的一块干净席子上盘腿坐下，戴上眼镜开始看《大阪朝日新闻》。因为太太住在大阪，所以他喜欢看大阪的新闻。他看到了闪光。由于背对着爆炸中心在看报，他看到的是一道耀眼的黄色闪光。他被吓了一跳，开始站起来。就在那一刻（他距离爆炸中心1550码），医院开始倾斜，伴随着一次巨大的撕裂声，整个掉进了河里。藤井医生刚要站起来，就被来回抛甩、翻滚起来，受到猛烈的撞击和挤压。由于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他根本就无能为力。然后，他发现自己掉进了水里。
在藤井医生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之前，他根本就没时间想到死。他的胸口被紧紧地挤在两块交叉成“V”字状的长木板之间，就像被一双巨大的筷子直挺挺夹住的食物，整个人无法动弹。他的头奇迹般伸出水面，胸部以下浸在水里。医院的残骸—木板碎片和医疗用品奇异地混杂在一起—漂浮在他的四周。他的左肩疼得厉害，眼镜不见了。
原子弹爆炸的那天早晨，耶稣会威廉·克莱因佐格神父的身体相当虚弱。战时的日本食物很难让他吃饱。此外，生活在日益排外的日本也让他倍感压抑。自从祖国战败后，他身为德国人也不受欢迎了。
原子弹爆炸的那个早晨，克莱因佐格神父在六点醒来。由于生病，他半个小时后才开始在礼拜堂做弥撒。警报响起后，克莱因佐格神父通常会走到屋外察看一下天空。克莱因佐格神父上了三楼的一个房间，脱掉外套只穿着内衣，躺在一张简易床上舒展了一下右边的筋骨，然后就开始读他的《时代之声》。
强烈的闪光过后，克莱因佐格神父当即想到的是：一个炸弹直接击中我们了。然后，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他就失去了意识。当然，他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道巨大的闪光，这让他想起他在孩童时期读到的关于巨大陨石撞击地球的报道。
克莱因佐格神父怎么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房子外面去的。他只意识到后来他就一直穿着内衣在教堂的菜园里转来转去，他的左肋骨有几处小伤口，略微有些流血。除了耶稣会的神父宿舍，周围所有的建筑物都倒了。一个名叫格罗珀的神父因为担心地震，在很久以前就对宿舍进行了加固。他还发现天色已黑，女管家村田太太就在附近，一遍遍地哭喊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请怜悯我们吧！”
坐在从郊外开往广岛的火车上，红十字会医院外科的佐佐木辉文医生一直在想他昨晚做的一个令人不快的噩梦。佐佐木医生和他母亲一起住在向原村，这个地方距离广岛三十英里。他到医院坐火车和电车一共要花两个小时。在终点站，他及时赶上了一辆有轨电车。（他后来觉得，如果那天早晨他坐的是平常那个班次的火车，亦即如果他必须等上几分钟才能坐上有轨电车—这是经常发生的事—那爆炸的时候他距离爆炸中心就会很近，他必死无疑。）
他在七点四十分到达医院，向外科主任报到。几分钟后，他去一楼的一间病房，给一个病人的手臂抽血，以便做瓦色尔曼试验。原子弹的光射入走廊时，他刚好走过一个敞开的窗户。那光就像一道巨大的照相机闪光。他急忙弯下了身，一只脚跪在地上，用一种日本人特有的方式安慰自己：“佐佐木，加油！勇敢点！”就在那时（医院距离爆炸中心1650码），爆炸的冲击波贯穿了医院。他戴着的眼镜从脸颊上飞了出去，装着血液的试管被甩到墙上，他的日式人字拖鞋从脚底滑出，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受伤，这得感谢他所站的位置。佐佐木医生一边喊着外科主任医生的名字，一边快速朝他的办公室跑去。他发现主任医生被玻璃严重割伤。医院陷入一种可怕的混乱之中：厚重的墙壁和天花板掉落在病人的身上，病床被掀翻，窗户被震碎并割伤了很多人，墙上和地上到处都是血，医疗器械散落一地，很多病人一边跑一边惊声尖叫，但更多的病人已经丧生（佐佐木医生要去的那个实验室里的一个同事死了；佐佐木医生的一个病人也死了，他刚从他的病房离开，就在刚才，那个病人还在担心自己染上了梅毒）。佐佐木医生发现自己是这个医院里唯一没有受伤的医生。
佐佐木医生以为敌人只是击中了他上班的医院，他拿上绷带开始给医院里的人包扎伤口。然而，在医院外面，乃至整个广岛市，重伤和垂死的人们正踉踉跄跄地向红十字会医院走来。他们的涌入将使佐佐木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记心底的噩梦。
佐佐木敏子小姐是东亚罐头厂的职员，她和佐佐木医生没有亲属关系。原子弹落下的那天早晨，她三点起床，因为有一些家务要做。她做完这些事情并清洗和收拾好厨具时，已经快七点了。她家在古井，去观音町的罐头厂上班路程需要四十五分钟。她负责管理工厂的人事档案。她七点从古井出发，一到工厂，就和人事部门的其他几个女孩去了工厂体育馆。当地一个优秀的海军军人、前工厂职员，在昨天卧轨自杀。这个死法太惨烈，人们觉得应该为他举行一个悼念仪式。那天早晨十点，罐头厂准备举行仪式悼念他。在宽阔的体育馆内，佐佐木小姐和其他人为仪式做了妥善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大概用了二十分钟。
佐佐木小姐随后就回到了办公室，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窗户在她左边的尽头，距离她所在的位置挺远。她身后是两个高高的书架，里面装了由人事部负责管理的工厂图书馆的所有书籍。她在办公桌前坐定，把一些东西放进抽屉，并整理了一下文件。她想在登记新员工、解雇员工及离职参军人员名单之前，先和右手边的女孩聊一会儿天。就在她转过头、后脑勺朝窗户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突然被一道刺眼的光芒笼罩。恐惧让她无法动弹，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工厂距离爆炸中心1600码）。
所有东西都倒了下来，佐佐木小姐失去了意识。天花板突然塌了，上面的木质地板断成碎片，上层的人摔落下来，而且最上面的屋顶也垮塌了。但最要命也是最首要的，佐佐木小姐身后的书架倒下来，随之落下的书把她砸在地上。她的左腿在她身下严重扭曲，可能断了。人类原子时代开始的那一刻，在这个罐头厂，一个人被一堆书本撞倒在地。
日本广岛被原子弹炸后老照片：
核爆前的侦查地图，靶心是预定爆炸中心（美国国家档案局）指挥官在调试“小男孩”
核爆前的侦查地图，靶心是预定爆炸中心（美国国家档案局）指挥官在调试“小男孩”
“小男孩”长3米、重4吨、搭载64千克铀
核爆前的侦查地图，靶心是预定爆炸中心（美国国家档案局）指挥官在调试“小男孩”
“小男孩”长3米、重4吨、搭载64千克铀
核爆的蘑菇云，中心温度3980℃，爆炸当量相当于1.5万吨TNT，蘑菇云腾起20000英尺高，广岛成为人间地狱
1945年8月5日8时15分：广岛的灾难
1945年秋，日本广岛
1945年9月，一个士兵走过核爆废墟
核爆前的日本广岛元康河上游
核爆前的日本广岛元康河上游
1945年广岛核爆后的爆炸中心
日本广岛大田河上880米长的桥，爆炸发生在右侧栏杆外
1946年3月：广岛核爆后的废墟
1945年11月7日：被摧毁的广岛工厂厂房
广岛核爆－人行道被掀起，排水管被拉出是由于爆炸产生的真空造成
1945年10月2日：距中心6500英尺的幸存者，帽子遮挡保护头部没被光辐射烧伤
广岛核爆－居民区的边缘地区遭到冲击波损害
广岛核爆－剧院被扭曲的钢梁
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当时唯一一辆机动消防车
广岛核爆－原子弹爆炸中心
1945年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
广岛核爆－辐射烧毁了油漆，由于前方阀门的遮挡，让一些油漆没有完全挥发，形成一个“投影”
广岛核爆－银行大楼被改为临时医院
广岛核爆－衣服燃烧留下的印迹
1945年9月：蚊蝇横飞的广岛临时医院
广岛核爆－皮肤直接暴露在原子弹闪光下留下的烧伤
广岛核爆－皮肤直接暴露在原子弹闪光下留下的烧伤
1945年8月6日：广岛核爆中心的著名圆顶建筑
1945年秋：美国陆军在圆顶建筑旁考察
图中遗址为当时广岛核爆中心未倒塌的著名圆顶建筑遗址，对比照片
2009年8月4日：日本广岛和平广场－象征和平的火焰，牢记历史，以史为鉴。希望广岛和平之火永远不再熄灭有关广岛长崎核爆的五个误解：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另一颗原子弹8月9日落到了长崎。几十年后，围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决定依然存在着争议和误传。
第一，投放原子弹结束了战争。
认为投放原子弹促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观点已经成为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和原因的误解。然而，许多美国人都是这么想的，而且实际上美国的所有历史教科书里也都是如此记载的。
日本政府的会议记录向外界揭示了更为复杂的故事。根据日本史实记载得出的最新且最为全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指出，相比两天前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事件，苏联8月8日出人意料地对日本宣战或许给东京带来了甚至更大的打击。在此之前，日本一直都希望此前已与该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人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时或许能够充当其仲裁者。正如历史学家长谷川毅在其著作《与敌人赛跑》一书中写道，“事实上，是苏联发动的攻击，而非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事件说服政治领袖决定结束战争。上述两个事件一起，再加上8月9日投放的第二颗原子弹，在提出投降理由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投放原子弹挽救了50万美国人生命。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在自己的战后回忆录中写道，一些军队领导人当时告诉他，如果对日本展开登陆作战，那么有50万美国军人可能会因此丧命。这一数字在那些试图证明使用原子弹进行轰炸的做法具有正当性的数据中间已经成为权威数据。不过，军方当时估算的数字却并不能为它提供支持。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巴顿·伯恩斯坦所指出，美国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1945年6月中旬曾预测称，定于11月1日开始执行的登陆日本作战计划将会导致美军伤亡人数达到19.3万人，其中将有4万人死亡。
然而，正如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言，在原子弹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使用原子弹，而美军将士在登陆日本时战死在海滩上，那么他将面对美国民众的怒火。
第三，如果不投原子弹就必须登陆日本。
使用核武器的决定通常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投放原子弹或登陆日本海滩。但除了进行常规轰炸和对日本实施海上封锁外，当时还存在两种得到人们认可的选择。
首先是在军方使用原子弹之前向日本展示原子弹的威力，或是只证明原子弹的威力而不使用它。美国可以当着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观察员的面，在一个无人岛或沙漠中引爆原子弹，或是用它炸掉位于东京之外的富士山的山顶。展示原子弹威力的这一选择基于实际原因而遭到拒绝。在1945年8月，美国仅拥有两颗原子弹，上述方法或许会被证明是无用功。
另一种选择是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美国从截获的通信信息中了解到，日本当时最关注的事情是不要把裕仁天皇当做战犯对待。“天皇条款”是日本投降的最终障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罗斯福于1945年4月中旬去世后，杜鲁门总统重申了上述要求。
尽管美国最终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天皇条款”实际上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准许。在日本的盟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战后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贬低(裕仁天皇)在自己民众眼中的地位。”他在日本投降后向该国外交官作出了相关保证。
第四，日本在投放原子弹前接到过警告。
美国在实施常规轰炸前已在日本多个城市上空散发传单，敦促平民逃离现场。有关各国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呼吁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美国散发了写有“除非日本遵守上述命令，否则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的传单。杜鲁门在广播中讲话时也曾谈到过“从空中降临的毁灭，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这些行动导致许多人相信，日本平民当时收到过有关即将发生的核攻击的警告。涉及原子弹的一个争论问题是：“日本人被警告过吗？”
事实上，在核武器首次使用之前，已被选作攻击目标的那些城市都从未接到过任何明确的警报。美国是有意忽略警报的。他们担心，接收到预警的日本人会击落装载着原子弹的飞机。日本的城市当时已被日常发射的燃烧弹和烈性炸弹所毁坏，而且有近10万人已在针对东京的燃烧弹攻击中丧生，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波茨坦公告》或杜鲁门的讲话将会引起特别注意。
第五，在特定时间安排投放原子弹是为了获得超越苏联的外交优势地位，而且被证明在冷战早期成为一张王牌。
上述结论是修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它指出，美国决策者希望在苏联参与相关战斗前利用投放原子弹的做法终结针对日本的战争，以免让苏联人在战后制订和平解决方案时扮演重要角色。使用原子弹也会使苏联人认识到这种美国独有的新武器的力量。
实际上，是军事计划而非外交优势决定了实施原子弹攻击的时机。有关人员接到了指令，要求其“做好准备后尽快”投弹。
不过，战后的政治考虑确实对原子弹攻击目标的选择产生了影响。时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命令把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城市京都从攻击目标的名单上删除。史汀生本人对京都十分熟悉，他和妻子曾在那里度过蜜月。据史汀生说，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其理由是，如此残酷的行动所带来的痛苦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不可能会令上述地区的日本人与我们和解，而不是不可能让他们与苏联人实现和解。
杜鲁门手下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像史汀生一样希望原子弹轰炸或许会被证明是“与苏联随后进行外交交涉时的一张王牌”。但他们都大失所望。1945年9月，伯恩斯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各国外交部长战后首次会议后返回美国时哀叹说，苏联人“固执、倔强，而且他们毫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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