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荆楚岁时记》之传入日本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曾经谈到：“8世纪中叶，《荆楚岁时记》传入日本，此后这本书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甚至直到江户时代还被重新翻刻。它是探索日华古俗的起源和检讨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绝好材料。”（守屋美都雄，1963：48）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古代岁时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成书于6世纪上半叶。作者宗懔，学识丰富，名重一时，加之初仕于梁，后北归于周，拥有在中国南北方生活的实际经验，所以书中既有丰富的资料，又有很多直接的个人生活体验。全书涵盖的岁时习俗范围广博，并得隋人杜公瞻所做详细注释。就岁时文化发展史而言，6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古代岁时文化新的框架和新的阐述体系的定型时期，这一过程在这部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正因如此，《荆楚岁时记》成了后世解释岁时文化经常引用的经典文本，影响巨大。
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8世纪中叶，《荆楚岁时记》已经传入日本。日本《本朝月令》“五月五日节会事”引日本博士中臣丸连张弓等天平胜宝五年正月四日勘奏云：
昔楚屈原为惠王以被放湘南，遂无所返徵，则死。时而怀沙入汨罗之水而没亡。其灵化而为鬼神，则为天下为旱涝疫气之灾。或相梦诲曰，为天下作不祥之灾者，皆我灵气所成。欲消灾者，五月五日于罗水祭我灵者，即消灾矣。则风俗此日连楝叶之玉并茎，黏裹而投罗水之中而祭之。依此而天下无灾。故今此楝蓁之，此日置井中而亥时取出治疟病者系颈，即差止也。（惟宗公方，1931：273）
勘奏，是奏议的一种，是就某一个问题调查后向日本天皇提出的汇报。天平胜宝五年为公元753年。其时日本朝廷对岁时节日业已抱有很深的关心，日本知识界也已经利用《荆楚岁时记》来解释一年之中岁时节日的来源了。史载公元6世纪，中国古代历法传入日本。《政事要略·御奏历》条引《儒传》说：“以小治田朝十二年（604年）岁次甲子朔，始用历日。”到7世纪初，日本朝廷正式采用经由百济传来的中国历法。历法和岁时节日密切相关。所以，采用中国历法，意味着日本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代岁时文化中相关的节日，同时意味着对于这些节日的起源以及相关的传说产生兴趣。这就为《荆楚岁时记》这样一本大量收入了中国历法中节日的起源以及相关传说的著作，在日本广泛流传提供了基础。
藤原广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一本收集整理当时传到日本的汉籍书目录的书，9世纪末成书。“杂传家”中有“《荆楚岁时记》一卷”，又“总集家”中收有“《荆楚时序》一”。《荆楚时序》与《荆楚岁时记》的差别在哪里？史料阙如，其异同不可确考。日本学者和田久德认为，《荆楚岁时记》是宗懔所著，而《荆楚时序》则应为杜公瞻注释本。可为一说。守屋美都雄则根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编排全仿《隋书·经籍志》，而《荆楚时序》见录于“总集家”部，又《隋书·经籍志》有“冯氏诗纪宗懔有和岁首寒望诗、早春诗、麟趾殿咏新井凡四篇”的记载，认为《荆楚岁时记》是宗懔原著，而《荆楚时序》则可能是汇集了宗懔有关岁时诗歌的诗集（守屋美都雄，1963：84－85）。前引《本朝月令》绝大部分已逸散，所存四至六月部分，多引用《荆楚岁时记》内容。如“五月五日节会事”下引《荆楚记》（即《荆楚岁时记》，见下文）云：
《荆楚记》云：民斩新竹筍为首椶，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避火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綵丝总系臂，谓为长命。皆连楝叶之玉并茎黏裹印投罗水之中祭之，天下无灾。此日楝叶置井中，而亥时取出治置，治虐疫者。系颈即差止。五月五日及夏至日，日未出时，向日取井火水若长流水，口含漱二七，身衣中勿反顾芬气。五月五日庚午日，书贵人名字，着右足，是大人则欢喜。（惟宗公方，1931：285）
又“六月晦日大祓事”条：
《荆楚岁时记》云：以黄犬祭之。谓之黄羊阴氏，世蒙其福（《古今注》云：狗，一名黄羊——原注）。
《本朝月令》作者惟宗公方，生活于10世纪，是当时的明法博士。从该书仅存的三个月记事中就三度引用，足可以想见《荆楚岁时记》对于当时日本人的岁时生活有多么大的影响。
二、守屋美都雄的《荆楚岁时记》之研究
在日本较早采用近代研究方法研究《荆楚岁时记》的是和田久德。1941年，他发表了《关于＜荆楚岁时记＞》一文，从文献学角度对《荆楚岁时记》的成书、版本等做了初步研究，对该书在日本的影响也有所涉及。1950年，守屋美都雄出版了《校注荆楚岁时记——中国民俗的历史研究》。该书旁征博引，辑隐发微，除对《荆楚岁时记》正文做了校订、集逸、增补外，还为全书做了翻译和注释，出版后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日本学界相关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守屋美都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校时即开始研究中国汉代家族制度，并渐次及于六朝时代。一开始他仅只是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而接触《荆楚岁时记》等岁时著作，但最后为这一研究领域所吸引，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岁时文化的研究和集校工作。其研究范围及于《四民月令》、《风土记》、《千金月令》、《齐人月令》、《金谷园记》、《保生月录》、《金门岁时录》、《四时宝镜》、《秦中岁时记》、《辇下岁时记》、《四时纂要》、《岁华纪丽》、《岁时广记》、《养生月览》等，其研究成果，多收入《中国古代岁时记研究》中。1966年，时任大阪大学文学部部长的守屋美都雄因病猝逝，年仅51岁。所著尚有《六朝门阀之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遗作集《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等（布目潮，1993：301－303）。
守屋美都雄去世后，《校注荆楚岁时记》由布目潮沨、中村裕一等根据守屋氏遗稿做了增补，交由平凡社东洋文库出版，到1993年，共再版11次之多。守屋美都雄去世至今已40年，但在日本中国学界，论及中国古代岁时文化研究，可以说仍然无人能出其右。
守屋氏对于《荆楚岁时记》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他的卓越的工作，《荆楚岁时记》在日本的流传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展。综观他对《荆楚岁时记》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三项主要成就。首先是为《荆楚岁时记》正名。他认为，《荆楚岁时记》最初名《荆楚记》，因为一直到《玉烛宝典》成书，典籍中出现的都是《荆楚记》，没有出现过今天我们习惯的《荆楚岁时记》这一书名。也就是说，《荆楚岁时记》的“岁时”是《玉烛宝典》成书以后，《艺文类聚》成书以前（581－624年）这43年之间被人加上的。而这43年，正与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做注释的时间相重合，所以，他认为给这本书加上“岁时”二字的就是杜公瞻。其次，关于《荆楚岁时记》的散逸问题。守屋氏认为，今天流行的《荆楚岁时记》多出说郛本与宝颜堂秘籍本两个系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以为，这两个版本都是后来从各种类书中辑录出来的，而不是原本。日本学者和田久德也采用了余说。但守屋氏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结论：尽管现在这两个系统的流行本中有脱漏、衍增、意改、误写、混淆，而以这些缺点并不足以判定《荆楚岁时记》就是后人的辑本。宗懔的原书唐时还有流传，至宋已为稀见，至元则完全逸失，但杜注本实际上未曾逸失。第三，他对宗懔原文与杜注做了认真的考察，一方面把可以明确区别开的条目加以区别，另一方面把无法区别的部分作为存疑。上述三部分中第一、第二部分各足成一家之说，第三部分贡献最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经他注释和辑录的《荆楚岁时记》校本，仍然是最好的一个版本。
三、坂本太郎对日本典籍中的《荆楚岁时记》逸文的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古代典籍所引用的《荆楚岁时记》的内容，有些条文是中国典籍中已经逸失的。前面《本朝月令》“五月五日节会事”所引《荆楚记》“民斩新竹筍为首椶，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避火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綵丝总系臂，谓为长命”一节，与《玉烛宝典》所引《荆楚记》完全相同。而这段引文的其他部分则完全不见于中国国内的文献记载。“五月五日庚午日”前，坂本太郎所见鎌仓时代抄本《年中行事秘抄》有“或书云”字样，可知从他书引用，而中间“皆连楝叶之玉并茎黏裹印投罗水之中祭之，天下无灾。此日楝叶置井中，而亥时取出治置，治虐疫者。系颈即差止。五月五日及夏至日，日未出时，向日取井火水若长流水，口含漱二七，身衣中勿反顾芬气”一段，与前段文风比较一致，很可能是国内文献中已经遗失的《荆楚岁时记》逸文。下面“六月晦日大祓事”条引“《荆楚岁时记》云：以黄犬祭之”亦见于《玉烛宝典》所引《荆楚记》文中。这也为我们确认《本朝月令》对《荆楚岁时记》的引用基本可信提供了一个旁证。
日本典籍中，类似《本朝月令》这样引自《荆楚岁时记》却不见于今天中国典籍的片段还有很多。日本史领域著名学者坂本太郎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对日本古代典籍中这些散见的《荆楚岁时记》逸文做了专门的集逸和研究（坂本太郎，1951：237－253）。坂本太郎考察了《本朝月令》《年中行事秘抄》《年中行事抄》《师光年中行事》《明文抄》《释日本纪》《和歌童蒙集》《蹴踘口传集》《真俗杂记问答钞》等日本南北朝以前的历史典籍，分“正月朝贺事”“正月七日人日及七种羹事”“二月社祭事”“冬至后百五日寒食蹴踘事”“五月五日斗草、做艾草人事”“五月五日长命缕及楝叶事”“六月六日以黄犬祭灶神事”“七月七日牵牛织女及乞巧事”“七月七日曝凉事”“七月相扑事”等十部分分别做了辑录，计21条。其中很多条是未见收于中国通行本《荆楚岁时记》和守屋氏1950年校注本《荆楚岁时记》的，有的则虽见收，但有异文。如“正月七日人日及七种羹事”收《年中行事秘抄》“正月人日事”云：
《荆》云：“《吕氏俗例》云：其初七日，楚人取南北二山之土，以做人像一头，令向正南，建立庭中。集宴其侧。却阴起阳，即以人北，为冬气拒阴气之祸。以人南为春气招阳气之祐。故名云人日也。”
再如“二月社祭事”收《年中行事秘抄》“二月上丁日明日献胙事”条：
八月社日，祠社。其供张者盛于仲春之节。以社之余胙，悉以贡馈村里。
这一条《师光年中行事》“二月献胙事”条标明“《荆》云”，所以也是《荆楚岁时记》的逸文。又“七月七日曝凉事”收《年中行事抄》载“七月七日拂拭调度事”云：
《荆楚岁时记》云：“汉崔寔曰：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穆天子传》蛀书于羽陵是也”。
“七月相扑事”收《年中行事秘抄》“七月廿六日相扑内政事”云：
《荆》云：结件相扑之戏。相扑即相扑（原文如此——笔者注）。《月令》云：养壮侠以助阳气。
坂本太郎的上述研究，重点集中于对日本典籍中《荆楚岁时记》逸文的钩辑，角度新颖，内容翔实，对于包括守屋氏在内的日本《荆楚岁时记》的研究者都有很大影响。
四、《荆楚岁时记》与当代日本民俗
因为《荆楚岁时记》历史上曾经对日本岁时文化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所以，即便在今天研究日本民俗时，《荆楚岁时记》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籍。今天日本各地仍然存在的很多民俗，因为流传过久，已经失去最初的起源传说，而被赋予新的含义。但是，如果参考《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我们经常能为这些习俗找回它的起源。我在研究日本民俗时，曾注意过日本很多地方今天仍然存在的“犬饼”和“追鸟”这两种习俗。按照我的看法，这两种习俗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只有在《荆楚岁时记》中才可能找到它们的起源。
犬饼习俗，就是正月用面做成犬形，置于门口、窗口，用来防止盗贼。西角井正庆《年中行事辞典》称：日本秋田市南部，正月十五日夜，要用面做成犬形，置于门口、窗口，用来防止被盗。现在自己家做的少了，一般都在店里直接买。在横手市的正月十五日、汤泽市旧历正月十二日，又有一种专门起源于犬饼习俗的“犬子市”，届时市上出卖面做成的龟、鹤等形状的“犬子”，人们把这种“犬子”拿回家摆在门口。吉野裕子《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介绍日本福井县敦贺郡（原译“敦贺县”，误——引者。）的白木村，正月七日的活动称为“犬事”，村里的孩子要集中住宿，而且从前集中住宿还要射靶子，所以也称“射事”。和歌山县也有叫法略异但内容相同的习俗。有趣的是，犬饼习俗和正月另一习俗——追鸟之俗有相互重合的地方。《秋田风俗问状答书》记载雄胜郡十五日的白粥中放黏米饼，称“追鸟粥”，又有做成猫、狗、花、红叶等形状的饼互相赠与，用其中的犬放在库房的门窗，据称可以防盗。
追鸟之俗是比犬饼之俗流行更广的习俗。西角井正庆《年中行事辞典》关于这一习俗记载道：“追鸟，追赶田地中恶鸟的习俗，是预祝丰收的习俗之一。这与正月送土龙、猎狐等驱除害兽的活动性质相同。正月十五前后，地域上从信州到关东、东北流行此俗，相对比的是西日本则流行送土龙和猎狐。”追鸟因地域不同叫法有别，做法上也有很多变化。宫城县桃生郡宫户岛的做法是，正月十四日男子持棒敲打地面，唱：“我要抓到那恶鸟，拧下头来用盐腌。”千叶县上总地方追鸟时发出“jianggajiangga”的吼声。当地人用青竹和木棍打击一个特定的地面，发出“ho－ho－hotooedo”的声音。追鸟用的棒子称为“追鸟棒”。长野县伊那地方同时做追鸟棒和正月的饰木。追鸟习俗多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之间。有在早晨的也有在夜晚的，有早追后晚上还追的。西角井推测原来的追鸟时间，应当在十四日夜到十五日之间。追鸟有每家追的，有一个地方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挨家访问的，还有集体住到“鸟屋”的。第三种情况，最后通常会烧掉“鸟屋”（西角井正庆，1958：549－552；吉野裕子，1989：47－48）。
对于日本的犬饼习俗和追鸟习俗，吉野裕子有过论述，认为犬饼源于中国古代的“犬磔”之俗。她引《礼记·月令》“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又“季冬……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又引《唐月令注》“是月也，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洪范》传曰：言之不从，则有犬祸。犬属金也。故国磔之于九门，所以抑金扶木，毕成春功”，来说明犬属金，冬去春来，要扶木气，抑金气，所以磔犬。她认为日本的犬饼与中国磔犬的咒术是一致的。吉野还认为福井县的“犬事”之所以有“射事”，就是因为以犬为靶而射之的缘故。而“追鸟”也是因为鸟为“酉”，“是金气的正位，是旺气。驱逐、禳击、杀戮这个金气的酉，即鸟，这同对犬的做法完全是相同之理，就是打击金气，扶持木气的迎春咒术”（吉野裕子，1989：46－47）。
但是，吉野主张的日本犬饼习俗源于中国古代的“犬磔”，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犬磔”是杀犬，而犬饼以米饼做成犬形，是用犬来守卫、防盗。如果期望以狗防盗，无疑应活之而不应杀之。日本人通常解释正月追鸟是为了预祝丰收。但是，鸟为农害一般应当是秋熟前后。也许是考虑到这一矛盾，柳田国男在《年中行事觉书》中解释说：“追鸟在江户是贴追鸟的特殊纸符，但在关东乡下，是形成于‘一次赶跑鸟，秋天就省事了’这种想法。这是在小正月（正月十五日）晚对孩子们来说最有趣的一种名字很有趣的叫做‘waahoi’田间游戏。”（柳田国男，1963：235）对于正月时节的“犬饼”和“追鸟”习俗，“预祝丰收”和“一次赶跑鸟，秋天就省事了”这样的解释，以及像吉野裕子那样从五行做解的“五行追鸟说”，可能都是后起的解释。就其起源来讲，参考《荆楚岁时记》下述记载，对“犬饼”和“追鸟”是有可能重新做出解释的：
正月七日，多鬼车鸟度。家家捶门打户，捩狗耳，灭烛灯禳之。（宗懔，1993：301－303）
这里出现的鬼车鸟，一名姑获鸟，俗名九头鸟，传说它有九首，是一种恶鸟。古代典籍中关于鬼车鸟记载很多。唐段公路《北户录》云：
《淮南万毕术》曰鸱鸺致鸟。注云取鸱鸺折其大羽，绊其两足，以为媒，张罗其旁，众鸟聚矣。《博物志》又云：鸺鹠鸟，一名鸱鸺，昼日无所见，夜则目至明……人截手爪弃露地，此鸟夜至人家，拾取视之，则知有吉凶。凶者更鸣其家，有殃也。《陈藏器》引《五行书》：除手爪埋之户内，恐为此鸟所得，其鸺鹠，即姑获鬼车鸮类也。
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九云：
《玄中记》云：“姑获，一名天帝少女，一名隐飞，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小儿养之。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以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夜露者，为此也。时人亦名鬼鸟。”《荆楚岁时记》云：“姑获，一名钩星，衣毛为鸟，脱毛为女。”《左传》云“鸟鸣于毫”，杜注云：“是也”。《周礼》“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即此鸟也。”
鬼车晦暝则飞鸣，能入人室，收人魂气，一名鬼鸟。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今犹余九首，其一常下血滴人家则凶。夜闻其飞鸣，则捩狗耳。犹言其畏狗也。亦名九头鸟。《荆楚岁时记》云：“姑获夜鸣，闻则捩耳，乃非姑获也，鬼车鸟耳。二鸟相似，故有此同。”《白泽图》云：“苍，昔孔子与子夏所见，故歌之。其图九首。”
又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亦载：
鸺鹠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拾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游女，好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
参考这些记载，我们可以为前述《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诠释：第一，鬼车鸟又名鸧、奇鸧、鸧，或姑获、女鸟、乳母鸟、鬼鸟、九头鸟，此外，尚有苍，逆鸧、夜行游女等等众多个名字。第二，传说中鬼车鸟有九头，天阴时出，叫声如车。也许因为正月七日虽然已经是阳气初起，但阴气正盛，所以“多鬼车鸟度”。第三，鬼车鸟能收人魂气、滴血害人，所以要攘避之。第四，因为鬼车鸟一首为犬所噬，所以畏犬。《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家家捶门打户，捩狗耳”，大概就是为了通过声响和狗叫，吓跑鬼车鸟。《太平广记》引《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所用禳解的道理也是同样的。又因为鬼车鸟“夜行，见灯光则坠”，所以为了不让飞度的鬼车鸟落下来，要“灭烛灯禳之”。
我认为，日本习俗中的“犬饼”与“追鸟”都有中国习俗的影响。正像和歌山县的犬饼习俗和追鸟之俗有重合一样，发生在古代日本正月十五前后（部分地区是正月七日）的犬饼、追鸟这两种习俗，是相互关联的。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点，不是五行观念，而是它们共同起源于中国古代《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有关禳避鬼车鸟的习俗。在日本普遍流行的正月追鸟之俗，最初的起源大概是赶走鬼车恶鸟，而不是为了追赶要到秋天才到来危害庄稼的鸟。正月做犬饼置于门口与窗边，最初也不是因为防盗，而是用来对付怕犬的鬼车鸟。至于后来预祝秋收和置犬防盗的解释，乃是中国古俗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本意后，日本人重新赋予它的新解释。而从“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即此鸟也”推想，吉野裕子介绍的日本福井县敦贺郡的白木村正月七日的“射事”，最初要射的应当也是鬼车鸟。
近五年来，笔者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岁时对日本的影响。在这一领域，需要用《荆楚岁时记》来加以解释的问题很多。限于篇幅，其他内容笔者将另找机会再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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