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土著民族共同融合的过程中，爨文化与土著文化、民俗文化相互影响并在不断融合中衍生出了其他文化形式。具体体现在礼乐、诗歌、习俗、典祀、服饰、饮食、医药、建筑、工艺等方面，但汉文化是爨文化的主要内容。迁入南中的爨氏带来了中原的汉文化，带来了中原的儒家思想、察举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力及文化习俗，从而使南中夷族告别了石器、青铜农具的时代，大大提高了生产水平，促进了整个爨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为爨地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爨人在继承原有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譬如接受了南中少数民族的巫鬼教，学习夷族的夷经，过夷族的火把节，学习夷族的语言，着夷族的服饰等。爨文化中的土著文化，其实是一种农畜并存的文化，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最具代表的是东爨乌蛮酋长创造的蝌蚪文 (也称韪书或毕摩文），乌蛮巫师曾用它写下大量的天文、地理、历算、经书、医学、文学、谱牒等资料。至于汉文化和土著文化的融合，主要表现在“夷化”过程中，各民族和部落村邑都有“鬼主”及其祖先崇拜，有众多的原始氏族图腾如虎、牛、蛇、火、稻等，以及各种民间习俗和原始的崇拜信仰。
爨文化与其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爨文化进入南中，成为主体文化之源。但却与古滇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楚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爨文化直接继承了古滇文化，古滇文化在爨文化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这一关系在曲靖珠街八塔台等古墓群中发掘出的青铜制品中可以窥见。作为中原移民的爨氏家族，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与盘江流域原有的经济文化相融合，使爨文化中保留了较多的汉文化色彩。蜀汉时期，极度发达的巴蜀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入盘江流域，诸葛南征又将先进的生产技艺带到当地，使巴蜀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因为地缘关系，夜郎文化对爨文化也形成了较大影响。楚庄蹻入滇，爨氏家族自称源于楚，这种血缘关系，让爨文化也具有了楚国遗风。文化的相互影响，使爨文化既有汉文化的特质，又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爨文化的文化形态融合着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生产结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民族民俗等诸多因素。爨文化中极具地域色彩的“鬼主”活动其实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担任祭祀的“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部落政治、军事的首领。鬼主又有“都大鬼主”“都鬼主”“次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等区别，显示出政教合一的倾向。同时，爨人的宗教崇拜不仅有汉人的祖先崇拜、圣贤崇拜，以及佛教、道教色彩，而且还有土著民族的“巫鬼”“鬼主”和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图腾崇拜，这些宗教因素交织并行，构成了丰富的精神内涵。遑耶习俗、盟誓习俗、文身习俗、丧葬习俗、服饰习俗等民俗，是汉族“夷化”的主要体现，汉族夷化是调整和解决重大事务和矛盾冲突、维持地区稳定的重要方式。但在主流政治领域，爨文化长达400余年的历史过程，爨区的政权结构始终奉行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三级制的州郡制度，从未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和影响，其文化内涵因此具有着丰富的中原文化色彩。
爨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是一种继承创新的民族文化。在历史变迁中，最能体现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是碑刻。爨文化碑刻蔚为大观，有《延光石刻》、《益州太守碑》、《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爨龙骧刻石》、《祥光残碑》、《爨深碑》等诸多历史实物。最具代表性的“两爨碑”，从碑的形制、书法及碑文看，不仅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更与老庄思想盛行的东晋风尚紧密关联。整个碑文的书法风格，不乏南方民族特有的“野”（不守章法）、“蛮”（反传统）、“怪”（夸张渲染），其民族特色和蛮夷之气突出鲜明。形制、铭文继承了“魏晋风范”“汉晋正传”。而书法艺术则打破了已经成型的美学规范，笔画笔法完全不同于中原书法，充满了独创精神，在隶楷之间独成一体，形成了极高的艺术品位。
爨文化在民族融合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书法方面，以《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两碑”为代表。两碑碑文记述了爨氏渊源和进入云南的经过及与汉民族的关系。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字体雄健厚重，古朴典雅，颇受历代书法家所赞赏。康有为称其为“隶楷极则”，“古今正书第一”，评为“神品第一”，赞其“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局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推尊为“雄强茂美之宗”、“古今楷法第一”、“华夏神品第一”。范铸铭称其和《崇高灵庙碑》俱为“书家鼻祖。”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的珍贵资料，内容上也有奇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两碑文在风格形式上，是典型的六朝骈体文。骈偶和“四六”融合，平仄相对。用语上讲求用典和词藻华丽，体现六朝骈体文特点。并且，又是典型的墓志铭文，涉及古代的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年号、礼俗等方面的常识。现存的除了二爨碑，还有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 “祥光残碑”、“晋宁残碑”、“爨琛碑”、“爨云碑”、“爨龙骧碑”、“毛辨碑”等。爨体书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既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又受爨地人文环境的影响，既有北碑的古拙敦厚、雄壮磅礴的气势，又不失神韵高旷、茂美飘逸的南方书韵。既含有农耕民族严谨务实的文化心理，又有游牧民族粗犷奔放的蛮夷之气。
爨文化晚期，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整个南中汉族全部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从姓氏也能窥见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早期南中各少数民族，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姓氏。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和整个南中汉族的“夷化”，姓氏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姓氏为纽带，以家族组织为单位，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社会文化符号，对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爨文化对“姓氏文化”的创新。
爨文化在音乐领域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爨乡古乐。爨乡古乐可追溯到“羌奴赋高山之句”的秦汉时期和“阿盍咏 夷立之章”的唐中叶时期，是一种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乐种。是云南特定历史，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明军在曲靖白石江“一仗定云南”后，大部分征南将士留在曲靖“戍兵屯田”，随之把“宫廷舞曲”及“江南乐府”带到当地，逐渐与曲靖民族民间歌舞融为一体。其中可数可点的有玉琵琶、龙咏筝、菩萨蛮、打枣竽、石榴花、元鸟行、爨棘童歌、刺绣、小姑夜话等。爨乡古乐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它始于秦汉，自西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代演变，至明朝洪武年间，吸收了中原宫廷曲谱、江南乐府、丝竹管弦等流派，后称洞经音乐，被誉为东方的古典交响乐，属云南极具代表性的音乐品种。而在曲靖各区县市都有，在古城会泽、陆良和麒麟较为活跃。洞经是套在乐谱中的唱词，洞经堂会把一些优秀的传统乐曲填入经文，统称“洞经”。洞经音乐完全按照传统的五声调式和七声音阶的韵律发音并进行演奏。演奏洞经音乐的乐器，主要分为管弦乐和打击乐两类。管弦乐，主要是笛子、二胡、琵琶、三弦、古筝、唢呐、洋琴等；打击乐主要是大鼓、小鼓、大锣、小锣、绞子、云乐、翠鼓、罄、木鱼、碰铃等。曲靖的洞经音乐力图秉承原汁原味，与滇西、滇南的古乐差别较大。洞经音乐可算作爨乡古乐的重要组成，也是爨文化的重要内容。相较于纳西古乐，更为古老、存世更长。“别具宝光异彩，给人一种乐乐不知倦，悠悠则博厚”的回味。因此“曲靖爨乡古乐”，被后人称之为“音乐活化石”。
而在饮食文化中，爨，《正韵》取乱切，意为炊爨，即烧火做饭。它的头上是一个“甑”，甑是用于蒸食的古器，两边以“臼持之”。中部“冖”像个灶口，下部表示“推林纳火”，整个字的形象推演了中国发明蒸食文化的过程。因此，爨的基本义大多与饮食有关。爨文化中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爨氏据南中，外来文化中的各种饮食文化与曲靖地方食材和民族风情风俗文化相互融合影响，而产生了独特的爨乡饮食文化。现在人们常说“玩在云南，吃在曲靖”，作为爨文化的发祥地，在饮食方面自有其独特之处。在爨乡饮食中，最有趣的是相传诸葛亮是馒头的发明者。《事物纪原》载：“稗官小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祭之，神则助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祠，神亦助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正史《三国志》也有记载：“诸葛亮平蛮回至泸水，风浪横起兵不能渡，回报亮。亮问，孟获曰：‘泸水源猖神为祸，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波浪平静境内丰熟。’亮曰：‘我今班师，安可妄杀？吾自有见。’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塑成假人头，眉目皆具，内以牛羊肉代之，为言‘馒头’奠泸水，岸上孔明祭之。祭罢，云收雾卷，波浪平息，军获渡焉。”明人郎瑛在《七类修稿》中也记有：“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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