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从小生长在胶东半岛，靠近渤海湾的海边。父亲生活的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西河阳村，一条小河从村边流过，水面垂柳，波清涟漪，给这个不大的海滨小村增添了旺盛的活力。父亲几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在烟台龙海楼大酒店做面点师，手艺很不错。一九六五年春节，父亲领着母亲和我们姐弟几个回老家过年，爷爷见了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拿出了他的面点真本事——为他的儿孙们烙起了大饼。那时我还小，记不得饼的味道。不过后来听姐姐哥哥讲，那饼蛮好吃的。
我的母亲是地道的满族人，出生在辽河岸边一个叫大丁字泡的农村。村子地势很低，早年辽河涨水，村子每逢必被淹。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姥姥就领着母亲来到了沈阳城北郊一个叫双楼子的村子居住。我小时候父母没少领我去姥姥家的园子里吃樱桃、打甜杏，那乐趣真是多多无穷啊。
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没了母亲；我的母亲很小就没了父亲。父亲十三岁从山东老家闯关东到沈阳。八一五光复后，父亲在沈北一个叫鸭子场的村庄参加了肖劲光大将率领的东北野战军。他随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母亲随姥姥来到沈北农村后，先后参加了村里的互助组、合作社，每天下地劳动。
父亲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虎石台一家国营仓库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后来对我们姐弟几个说过：我和你爸结婚就是缘分，一南一北，是穷拉穷。是的，父母结婚时没房子，租住的是姥姥村子里一个兰姓村民家的北炕，晚上睡觉时用帐子一挡，南炕、北炕各一家。每天，父亲到仓库上班。母亲和村里的农户妇女一样，冬天纳布鞋或织毛线活儿，整理冬藏；夏天到地里莳弄庄稼和蔬菜。
后来父亲的单位在仓库的北头盖了六栋起脊的砖瓦平房，父亲分得一间，在第二栋。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母亲就在这间屋里生下了我。
听母亲说，在我刚满周岁时，父亲单位改造宿舍，我们家调整了住房，搬进了现在的老宅。搬家那天正是1965年1月1日元旦。晚上，母亲贴了一小锅灶儿的苞米面大饼子，炖了一大碗白菜土豆汤，给全家人做了顿“燎锅底”的“盛宴”。父亲也不闲着，用旧木料钉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算是添置的新家具。
那时各家都靠工资收入过日子，没什么“外捞”。母亲自打搬进单位的宿舍后就没有了农村户籍，在家忙家务，照顾父亲和我们姐弟的日常生活。母亲的手很巧，时常点灯熬夜，为哥哥和姐姐做衣服，然后把姐姐或哥哥穿小的、不能再穿的衣服改成适合我穿的衣服；再用布条边角余料为我们糊鞋帮、纳鞋底、做布底鞋，我们姐弟几个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感觉特别舒服。
父亲和母亲都很勤劳。我家的小院子前边有一片空地，父母把它开垦成一片园子，种上了适时的蔬菜或玉米。夏秋时节，我们家吃上了自家园子生产的时令蔬菜，再不用外买蔬菜了。有时父母还让我们给邻居送些蔬菜或苞米，每当此时，我们的心都是美滋滋的，脸上挂着自豪的微笑。寒冬腊月，我们家自产的冬藏白菜炖炒成了餐桌上飘逸芳香的美味。
母亲是个理家好手。她在家的院子里饲养了许多鸡鸭鹅等家禽，还在距家八九里地远的“白桥”附近开荒，种了一万多株苞米，春夏莳弄；秋天的时候，父母下地收割，我们家的小院子里很快就堆成了“金灿灿”小山。
记忆中，父母一辈子从没吵过架，即使家里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因为日子难过而红过脸。母亲总是把微薄的钱花在“刀刃”上，从不错花钱，能自己解决的从不花钱买；父亲呢，过日子精打细算，体谅母亲。他们在一起时，总是相互包容、谦让对方。有时母亲心情不好，说几句气话，父亲就劝一劝，要不然就出去了。过不了多长时间，父亲回来了，买了母亲想买而没来得及买、或是母亲喜欢的东西，并说很便宜，母亲一见一笑，气就消了。有时父亲生气，母亲就一句话：听你的，别生气了。然后母亲就干活去了，父亲渐渐气消云散。有时候我就在想，父母没什么文化，却有着体谅对方的大度，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想明白了，那就是他们把对方视为自己，处处为对方着想，为这个家着想，心底存有一片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母亲开始在新城子一家木器厂上班。每天起早贪黑坐火车跑通勤。有时傍晚时分，我估摸母亲下班下火车了，我就跑到小站上接母亲回家。我帮她拎兜子，或拿着母亲在中午休息时上街买的东西。有时母亲会从火车的餐车上给我买些“好吃的”，那时餐车上的东西很便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买的大米饭和蒜苗炒“果子段儿”，油大，很香！
母亲在单位做木器加工，每天站在电锯旁，噪音大，木屑横飞。但母亲工作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努力专研木器加工工艺，多次受到厂里领导和公交局领导的表扬和奖励，连续多年荣获新城子区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有一年夏天，母亲工作时不小心，手被电锯误伤了，情况比较严重，手术后很长时间不能拿东西。母亲养病期间，父亲担起了家里的一切，细心照顾母亲和上学的我们。父亲逝世后，母亲当我们回忆说，你们的爸爸是称职的，我跟他过这么多年日子，虽然都是穷日子，但很满足。
母亲一生只念过二十几天书，后来因为家里贫穷供不起就辍学了，从此再没踏过校门。可她不服输，参加工作后坚持自学文化，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区里文艺汇演，她参与演出的“三句半”《话说四五计划开局年》、独幕剧《我是主人翁》曾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且获得了演出“一等奖”。记得那时母亲为了排好节目，下班后回到家里，收拾完家务，就让我帮助她练习排练、记台词。每字、每句、每段，母亲学的都很认真。她的学习劲头儿深深感染着我，让我偷偷地很自觉地放弃了“贪玩混学”的念头。我十分愿意做母亲的“文化老师”，因为母亲的好学极大地鼓舞着我，让我在“教”中懂得了很多道理。
父亲只念了高小三年，便迫于生计闯关东了。不过父亲爱学习、爱看书的习惯影响了我一生。我启蒙学习中的几个“第一次”都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我的语文第一个造句是父亲教我用“热爱”造的；我的“小九九口诀”在老师课堂上教我之前父亲就教会了我；我从父亲口中的故事里第一次知道了杨靖宇、张作霖、李宗仁、肖劲光、刘亚楼、谭政等众多的历史人物。父亲给了我他所拥有的全部文化财富和知识营养，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人生引路人。
父亲是一个抑制力很强的人。他十七岁就抽烟；四十七岁时，他说抽烟没好处，不抽了，之后就戒烟了，再没抽。父亲退休后好喝点小酒，但他从不多喝，每次一两多酒。母亲有时做晚饭，见父亲准备酒樽倒酒，就连忙“默契”地炒上一两样“细菜”，端上餐桌。坐在炕上早等不及的父亲见了，脸上挂满了笑；他嘴里嚼着油炸花生米或是鸡蛋炒蒜苗、还是什么肉菜，还忘不了说：味道不错、不错！家里的氛围顿时暖融融的。有时坐在一旁吃饭的我夹几口“酒菜”，父亲连忙笑着说：不多了、不多了！并用手捂着，逗得家人哈哈大笑。看着父亲童趣般的笑，我很开心。
父亲当时的工作每隔一天就要值一宿夜班。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连续几年的大年三十夜都轮到父亲值夜班，而且初一早上六点还要连班到中午。每当这时，除夕年夜饭后，都是母亲和姐姐和面、剁馅、包饺子，我和哥哥则出去放鞭炮，或是看扭秧歌、和同伴点灯笼玩耍。为了让父亲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吃上热乎乎的饺子，母亲初一早上早早起床，先煮好饺子让我吃，然后把煮好的饺子装入饭盒包好，千叮咛万嘱咐地把我送出门，我去给父亲送饺子。从家里绕到父亲值班的单位南大门，估计要有五里多地，对于十岁出头的我来说是不近的，可是我打心眼里愿意给父亲送饺子。我就想，妈妈和姐姐包饺子不比我还辛苦吗？尤其看到爸爸吃上我送的还热乎的饺子，我高兴得不得了！
夏天的时候，有时学校没课，父亲就领我去他单位南门旁边的树林里采蘑菇，然后把采来的蘑菇放在父亲值班室的窗台上晾干，待父亲连班时下面条吃。想着自己采来的蘑菇给父亲吃，我采蘑菇的尽头更足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能为父母做点事情真的很高兴！有时父亲也把晾干的蘑菇带回家来，母亲给我们炸蘑菇酱吃。
母亲炸酱是非常地道的，无论是鸡蛋酱、肉酱，还是辣椒土豆酱，我们姐弟都特别爱吃，但我最爱吃的还是母亲炸的辣椒土豆酱。父亲从小吃面食长大，爱吃面条；我随父亲的习惯，也爱吃面条。所以，只要父亲想吃面条，母亲就手擀面（更多的时候是父亲亲自手擀面），然后母亲变着方儿地炸各种酱。可以说，我是吃着母亲的炸酱面长大的。以至我长大成家后，回老家看望父母，最想吃的就是母亲做的炸酱面。即使我工作出差或身游异乡的时候，每当吃上当地的风味面，如：北京的炸酱面，济南的把子肉面，武汉的热干面，太原的烩面、剔尖面、抿尖面，等等，味道是不错，但我还是想着母亲做的炸酱面。
父母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恰似他们的厨艺，回味无穷。
父母对待生活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以及他们为人处事的友善和诚实的品格，始终熏陶着我、激励着我，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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