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全国人民都在众志成城,共同努力。这其中,疾控专家们一直致力于病毒的溯源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虽然最终的“破案”和“抓捕真凶”还有待时日,但绝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带来巨大灾难的病毒是那些在华南海鲜市场嗜吃野味的人们“惹祸上身”的。
喜欢吃野味,是我国饮食文化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糟粕。造成此种怪癖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人迷信吃了野生动物有滋阴壮阳的奇效,有的人认为野生动物的肉质比家畜更加鲜美可口,有的人用吃野生动物来炫富和显示自己的高贵……毋庸置疑,在我国古代的很多食谱和笔记中都记载着大量野味的烹饪方法,但与此同时,关于吃了野味猝发重病的记录也是不绝于书。
一、果子狸“鲜味难得”
翻开古书数一数,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能逃过中国人的餐桌。按照《清稗类钞》所记,除了熊掌猴脑象鼻驼峰之外,“如田鼠、蛇、蜈蚣、蛤、蚧、蝉、蝗、龙虱”等也不罕见,而且吃法多样。比如蛇,“其干之为脯者,以为下酒物,则切为圆片;其以蛇与猫同食也,谓之曰龙虎菜;以蛇与鸡同食也,谓之曰龙凤菜”;再比如蔗虫,“形似蚕蛹而小,味极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再比如蜈蚣,“自其尾一吸而遗其蜕”;再比如龙虱,“若设盛席,辄供小碟一二十,必以此品居上,碟中铺以白糖”;再比如蝼蛄,“身形如虾,两螯如蟹,大可盈寸,捣之成膏,犹如广东、宁波人食虾酱一样”;再比如蝎子,“去其首尾,嚼之若有余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清代学者破额山人在笔记《夜航船》中记载粤人土宜,“蛇最贵,鼠次之,蜈蚣、土笋又次之,犬豕牛羊不贵”。那些蛇都产自深山之中,猎户们要提前找到其洞穴,在附近遍插削尖的竹片,“蛇将出穴,先有大风,腥闻数里,蛇户伺之,须臾砉然直出,触着竹尖,遍身划碎,血流遍地,更蟠纵数里,力疲仆倒,为人所获,其肉香美肥脆,在豹胎猩唇之上”。当地的地方官上任,“蛇户献蛇重一百二十斤者为上味”,以为惯例。
《夜航船 鬼董》
之所以对野味有这样令人不解的迷恋,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古人有着“野生必美味”的错误认识。明代大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一段话很代表这种思维,他说:“野味之逊于家味者,以其不能尽肥;家味之逊于野味者,以其不能有香也。”而野味之所以香,在于野生动物“草木为家而行止自若”,当丰厚和味道不能兼得的时候,李渔认为应该“舍肥从香而已矣”,换句话说,宁可吃得少一些,也不能放弃对美味(野味)的追求。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在古代笔记中,赞美野味和传授烹调方法的内容相当多,笔者随手翻开案头的几本明清笔记,便能找出一堆:明代学者陆容在《菽园杂记》里说:“宣府、大同产黄鼠,秋高时肥美,士人以为珍馐,守臣岁以贡献,及馈送朝贵,则下令军中捕之。”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鸡、虾蟆,其实一类。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有一次他在安丘的餐桌上还看到了蚰子(蝈蝈),“炸黄色入馔,缙绅中尤雅嗜之”。清代学者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谈到布谷鸟“麦熟时啄之则肥美,与北地铁雀同一食法,则较腴”;清代大文学家袁枚则在《随园食单》里谈及SARS的主要载体果子狸时,盛赞其“鲜者难得”,并具体阐述了烹调的方法:“其腌干者,用蜜酒酿,蒸熟,快刀切片上桌,先用米泔水泡一日,去尽盐秽,较火腿沉嫩而肥”……
《菽园杂记》
二、吃怪鱼“黑血漂流而死”
“无物不可入口”的饮食观念和对野味的嗜好,导致的各种传染病可想而知,但是由于古代医学的局限,对吃野味与传染病的关系,认识还不是特别明确,能够录入古代笔记的“案例”,基本上都是食用后立刻发病的可怖故事。
清代学者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中记载过两起吃野味中毒的事件。
《听雨轩笔记》
一起发生在杭州凤凰山顶。乾隆辛未年春,乾隆皇帝南巡,有司在山顶建亭阁,以备皇上登临。“辟土而下,见一池址”,人们在开工建设时,发现池子里还有几条鱼,“其状似鲤而无目”,起初把它们养在水缸里,游泳自如,有两个嘴馋的石匠将它们煮食之,“肉似麻筋,毫无鱼味”。过了一会儿,两个石匠突然浑身浮肿!第二天,一个人“皮肤碎裂,黑血漂流而死”,另一个人求医及时,“亟以雄黄及祛病之药解之,毛孔皆出黄水,卧床者月余,仅得不死”,而头面部和身体表面皆作皲纹,宛若鱼鳞一般。
另一起则更奇。徐承烈家乡有人养鸭百许,忽然发现每天放鸭下河之后,都会少一只。养鸭人仔细观察,“忽见一物出自中流,头如斗大,色黄黑,两目炯然”。他不知此为何物,邀集村民们各携鱼叉前往,“其物复于水中昂首出,遽前击之,则已入矣”!多次捕捉没有办法,当地有位名叫道源的和尚说,现在正值冬天,河水很浅,此物的洞穴必藏在桥下的石头里,咱们索性用石灰灌之,看它出不出来!乡民们一听都纷纷说好,于是买了十数石石灰,用小船运到桥下,“齐倾于桥下所见处,石灰入水,顷刻溶化,水皆沸腾,热气冲天而起”。那怪物忍不住灼烧,自沸处蹿出,渔民们群举鱼叉攒戳之,将其杀死,捞上岸来,才发现是一条巨大的鳝鱼,“遍体金黄而背微黑,目光如镜,长及二寻”。有个胆子大的乞丐将其割而食之,无恙,于是将其截成十段,分给其他的乞丐,味道肥美异常,但吃鱼头的乞丐突然发烧并陷入昏迷,眼看就要不治而亡,多亏有个医生在附近及时用药,才算痊愈。
清代政治家薛福成在《庸盦笔记》里记载过吃壁虎差点闹出人命的案子。壁虎在我国古代属于“五毒”之一,但有些人偏好食之。“平湖县北有豆腐店伙,常食此物。”有一天,有个人抓到一条特大的壁虎,这伙计以往食用壁虎都要用豆腐皮卷起,这次看也不看,直接吞下。“一年后,渐觉消瘦无力,有江湖走方医见而惊问之,谓腹中必有动物。”伙计的妻子回忆说,难道是他一年前吃下的那只壁虎?医生于是将这伙计各窍闭塞,“仅留其口而倒悬之,咽喉周围搽以药粉,少顷,物从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腻,一时不及措手,忽已缩入”。医生说这可难了,病人倒悬太久容易昏死,可是现在将他解下来,恐怕那壁虎就再也不肯出来了!家属们苦苦哀求,医生只好将更多药粉擦在伙计的咽喉部,“物再探出,立用铁钳夹住,众人围视,壁虎通身红色血艳”。围观的人们目瞪口呆,“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还有比吃壁虎更凶险的,亦记载在《庸盦笔记》中。当时的人们都以吃鳖为进补之法,有个上海乡人,素以贩鸡为业,一天,他担着一笼鸡外出贩卖,突遇大雨,避大树下。“忽闻橐然一声,有物自树巅坠下,视之鳖也,大如九寸盆,首尾皆伸出五六寸。”乡人将其捕置笼中,本来准备回家烹饪,谁知到家以后,发现笼鸡皆死,才意识到这只鳖有剧毒,遂将其埋了,而弃死鸡于地。第二天一早,他发现有黄鼠狼、野猫各一,死于鸡旁,原来它们都是夜里吃这些死鸡而中毒毙命的。
《庸盦笔记》
三、连吃几天虎肉也没“长力气”
民国年间任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园长的著名学者夏元瑜,是一位优秀的动物学家,曾经多次撰文,对乱吃野生动物予以痛斥,他从自身经验谈及吃野味的无用与危害,读来不仅真实可信,而且触目惊心。
“我做了半世纪的动物标本,老虎、狮子、鹿等肉不知吃过多少——肉是剥皮之后的剩余物资——吃完之后什么效果都没见过。连吃了几天老虎肉,我也没增加一分的气力,(我养的)大狼狗吃了一整条的新鲜鹿鞭,也不见它有何异象,所以这些所谓的‘补’,我由于实际的经验,一概不信。”夏元瑜如是说,“中国近代人以为百物之鞭皆是补品,真是荒谬至今。鞭者是三条海绵体包着一条尿道,其无益于人可想而知。如说雄性动物的性腺(睾丸)于人有效,虽似有理,而实不可能:第一,动物死去之后,内分泌早已停止,如趁新鲜生吞下去,经过肠胃的消化后,再吸收也必然变质;至于风干或烘干的鞭和睾丸,更是枯死已久之物,和木乃伊一般,有何作用?!”
夏元瑜还特别强调吃“野味”容易感染寄生虫病:“屠宰场的猪、牛、羊都要由兽医检疫过,猎取的野物可没人检验它,它们的寄生虫也最多,从前北美洲的熊多,有不少人全患了熊的寄生虫,吃草的野兽的口鼻附近和四肢内侧,也全易被旋毛虫寄生,卵囊受高温而不死。总之吃了野物的内脏,进补的目的未必能达到,而被寄生虫‘补’了去的机会却很多。”
夏元瑜讲了一桩他亲手做的尸检。死者是台湾一位女明星,“不幸春节初三,她去嘉义随片登台回来在路上,得了急性肺炎,医药罔效,驾返瑶池。”这位女明星死得蹊跷,其经纪人委托夏元瑜做尸检,结果夏元瑜从这位女明星的肺里抽出两条五寸长的蛔虫来……夏元瑜回忆说:“四十年前上海市立动物园的一只老虎死于肺病,二十年前圆山动物园的一只日本赤熊也由肺病而亡,(假如它们的肺里也有寄生虫)您把这些沾满虫卵和细菌的肉吃下去,虽不一定传染上疾病,我可请问您恶心不恶心?”
回想整整二十年前,笔者大学刚刚毕业,参与了《健康时报》的创办,这张报纸的创刊号上刊载了一篇由记者赵安平撰写的、题为《吃野生动物易患怪病》的文章。文章里,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华育平说:“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兔形目动物、有蹄类动物、鸟类等多种类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性疾病有100多种。如:狂犬病、结核、B病毒、鼠疫、炭疽、甲肝等。”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普宣传处处长的赵胜利则指出: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大多生存环境不明,来源不明,卫生检疫部门又难以进行有效监控,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饲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由于病体罕见,人吃野生动物染病后,要么诊断不清,要么难以治疗,甚至稀里糊涂丢了命——
二十年过去了,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警告,我们到底听进了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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