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冬日，但广州不太冷，尤其是拖着行李箱，挤了一阵子地铁，在人丛中穿梭、摩擦，浑身还有些燥热。岁末年初的时候，人们都拖着行李箱，背着大包小包，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启程，急切地向火车站涌去。
往年的火车站人山人海，进站口始终如一条条长龙，喊声、叫声里间杂着幼儿的哭声，此起彼伏。今年不然，车站将进站口“前置”，几十个口子“一”字排开，电子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车次，人们坐哪趟车，就从哪个口进。精神抖擞的大学生志愿者耐心地为返乡心切的人们提供问答服务。如此疏导，秩序便井然，往年拥挤不堪的候车情形，几乎不见。
我们往西去，西北。很幸运，“抢”到了卧铺票。一家三口，一上，一中，一下。我的中铺在邻车厢。先“安置”妻女，有一个行李箱很重，很大，我往下铺的座位底下塞，左塞右塞，进不去。我脱鞋踩住“小梯子”，往行李架上举，行李箱摇摇欲坠，我也摇摇欲坠，险些摔下来。一个壮小伙儿眼尖手快，迅速扶住，我顺势借力发力，行李箱妥妥地归位。我说了声“谢谢”，壮小伙儿说“不用”。我一扭头，他不见了。他的铺位不在这里。
鱼贯而入的人们各寻各的铺位。一男一女边急着往这边走，边打电话，说的是乡音。我听了个大概，他们仨，上来俩，还有一个，还在倒地铁。这时离开车还有不到二十分钟时间，估计赶不上。他们在我们对面坐下，男青年与对方的通话还在继续。我也替他着急。春运一票难求，亲人赶不上这趟车，就要改签，但改签恐怕连硬座都没有，或者退票。退了票也再难买上，真是急煞人也。果然，直到列车徐徐启动，落下的人还没上来。但事情还是解决了。怎么解决的？退了票，直奔机场，机票有，但临时“抓”票，很贵。男青年说他姐姐花了两千六百多块，一进一出，多了两千多块。回乡的心，在乎成本，但钱，咬咬牙，来年再挣，没有什么能阻挡游子回家过年的脚步。
对面的中铺空了。我问列车员，我可否调过来。列车员说你先睡，春运期间，票很紧张，说不定下一站就有人“抢”票上来，上来你们自己再商量。人家没赶上车，我却有了与妻女同处一“室”的机会。我心里高兴，脸上却得掩饰，我的快乐不能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之上。
午餐时候。一车厢，大多数人都吃桶装方便面。整个过道，都弥漫着方便面味儿。我们吃的是麻辣粉还有鱼罐头。餐车开始送饭。男青年买了两盒快餐，他和妻子一人一盒。
小夫妻在惠州的一个镇上开餐馆，以川菜为主。吃是人类共同的话题，永远也不会过时。我以为他会炒的菜不是很多，没料，看到他手机里的菜谱，“喷绘”的海报，密密麻麻，好几张。我们吃过的川菜，他都会做，我们没吃过的，他也会做，还有很多菜名，我没听过。一个二十来岁的人，会做这么多菜，不简单。
他是甘肃定西人，原来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餐馆工作，在后厨配菜，去年到惠州创业，因为堂哥在惠州。餐馆规模中等，食客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做餐饮，熬人。有时候，有的客人一聊天就聊到晚上十一二点，只能等。我问他，你不是有营业时间？他笑了笑，哪有赶客人的道理？他们这种餐馆，招徕的都是回头客，他要是赶客，人家下回就不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可不得了。累是累点，但有收获。去年八月十五，他们一天的营业额就有三千块，除去成本，能挣两千块。
镇上房价不高，我以为他们的理想是就地安居乐业，可他们却不想买房。他们的想法是趁着年轻，再干几年，等攒一些钱之后，回老家开餐馆。
伴随车轮与钢轨的撞击声，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但有一句话，他说了好几遍，“千好万好，还是家乡好。”
列车是绿皮的，“Z”字头，大站停。我“占”了“人家”的铺，心里不踏实。其他铺位，基本没有空闲。车快到长沙站时，已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年轻的女列车员提前收拾好三大包垃圾，列车停稳，她提着两大包垃圾下车，放在站台的垃圾堆放点，在她返身准备上车提另一包垃圾时，我顺手提起垃圾袋递给了她。靠近车门的瞬间，寒风拂面，凉气袭人，冻得我打了个哆嗦。列车员的发丝也在风中飘舞。列车在长沙站停八分钟，时间很短。列车员刚上车，发车的“哨子”已经吹响了。
年轻的列车员，是个勤快的人。上班时间，不停地忙活。一遍又一遍拖地，清理卫生间。面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乘客的赞扬，面对脏、累、苦的工作，她莞尔一笑，说：“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嘛!”
列车由广州始发，终点站是拉萨。进藏列车，区间长。春运人多，卧铺车厢还好，列车在抵达西安站之前，硬座车厢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晚上八点，是列车员换岗的时间。在餐车一角，老车长召集列车员开短会，叮嘱列车员，晚上值班格外重要，要确保旅客人身和财物安全；遇到突发情况，要及时报告。列车长最后问大家：“听明白没有？”列车员齐齐回答：“听明白了!”随后，列车员自觉交了手机，佩带对讲机，一个个矫健或倩丽的身影隐没于两侧车厢，开始守护一个个返乡人的梦。
冬夜的温暖，伴随着车厢的“位移”，一路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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