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母亲，许多人心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或许是温柔、贤惠、端庄、甚至有一点小幽默。
张爱玲的词汇更丰富些，晚年时，她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母亲“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张爱玲的母亲，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思想上的新潮程度不亚于任何同时代的男性学者。
她想学油画，便与徐悲鸿、蒋碧薇同住在一幢楼里。
她学做手袋和皮鞋，便不辞辛劳地从马来西亚运回一整箱蛇皮，她嘱咐小姑子张茂渊时不时拿出来翻晒时，一湾碧绿悬于窗边，别人看着怪害怕的，她却不以为意。
她学唱歌，天生肺活量小的她，唱起歌来让人听着更像是在吟诗，总比钢琴声低了半个音阶。
她对时尚，触觉敏锐，总能在乱世中找寻一处小宅，将自己的生活打造出梦幻般的多姿多彩来。
而她最轰动世人的做法，则是离家出走。
出走后被丈夫劝回家，又逼着他离婚，将自由牢牢握在手中。
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里有个出走的娜拉。
鲁迅读后，曾公开发表演讲，讨论娜拉出走之后生活怎样了？
他给出了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家。
黄逸梵耗尽了自己一生的浮华与落寞，证明了出走的娜拉是能够独立，并幸福生活下去的。
有人说她去世时，冷戚而悲凉，但在此之前，她试过了，她确实把自己与同时代相同婚姻模式下的女性，拉开了一大截距离。
坐者为少女黄逸梵
黄逸梵出生于1896年，生母是个湖南乡下的农村妇女，当初嫁进黄家时，就是冲着她能为黄家唯一的儿子开枝散叶，才娶进家门。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怀了一对龙凤胎。
女孩是黄逸梵，男孩则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
黄逸梵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她的生父黄宗炎在她出生前便去世了，她与双胞胎哥哥是黄家异常珍贵的遗腹子。
正因如此，在她22岁那年，由家里人做主，将她许配给了名臣之后，李鸿章的外孙张廷重。
论起门当户对，两人真是一双璧人。
张廷重有才学，且气质忧郁，总是一副富家冷公子的做派。
每天，都能看见他在庭院里吟诗背文，每每总是各家各派的文章汇聚于他的舌尖，滔滔不绝，支支吾吾。
大概是怀念过去文人独领风骚的旧时代，背诵每告一段落，他便要一步三叹气，拖起长腔来伤春悲秋一回。
他身世显赫，家财万贯，李鸿章是他祖父，母亲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
当年为了保证女儿嫁为人妇后不被欺负，她的嫁妆丰厚到足足够张家后三代人随意挥霍。
黄逸梵当然也不示弱。
她虽为妾室所生，但深得张家大夫人张氏的爱护，成长环境里，物质基础十分雄厚，思想基础更是荡漾着大将之风，时常野性十足。
初嫁时，她的嫁妆不多。
但在1922年，张家大夫人在上海去世，家里的大部分财产落在了她与孪生弟弟黄定柱的身上，姐弟两人，一个得到了家里无数价值连城的古董，另一个分得了房产和地产。
两人的结合，可谓强强联手，颇有当年宋霭玲与孔祥熙结合的味道。
然而，两人虽家世相似，三观却完全不同。
说起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黄逸梵得到财产后，向往外面世界的愿望越发强烈，总想着走出国门，去全世界看一看。
她开始朝着当时最流行的西式风格，打扮自己的相貌，规划自己的衣食住行。
她烫着爱司头，爱穿西式的服装。
她与胡适打牌，一身长袍配红蔻丹衬托出浓浓的希腊风情，一时间成为牌桌上独领风骚的尤物。
小时候的张爱玲对母亲的穿着就非常羡慕，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母亲立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
然而，这样美艳动人的母亲，却生活在一个与她气质、学识、价值观非常不符的家庭中。
丈夫张任重似乎无法接受任何新思潮的影响，他不但躲进了深深的庭院之中，更躲进了与时代进步完全隔离开来的鸦片中。
他整日抽鸦片，周旋于舞女之间，而且还与大舅子黄定柱一起逛窑子。
他这些花花公子的品行，她深为不耻。
她唉声叹气，十分苦闷。
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这个坐拥金银千万，却日日坐吃山空的家庭。
不久，机会来了。
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计划出国留学，心心念念想要出国的黄逸梵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她提出与小姑子张茂渊一起出国，担任她的监护人。
她心高气傲，国外的生活才是她想要的，那里没有乌烟瘴气的鸦片味道，更没有低俗的舞女脂粉气味。
抓住这次机会时，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都已出生，都长大了。
她顾不得许多，一鼓作气地狠下心来，奔向了自己渴望的生活。
那一年，她三十一岁。
妻子出国后，张廷重的日子堕落得一点希望都没了。
一位父亲和两个孩子都住在天津，按理说，这本该是一副奶爸与孩子默契相处，笑料百出的日子，每个人都在糗事中，期待着母亲的归来。
可母亲没有回来，家里倒是隔三差五就住进来一个妓女，张廷重本来就是个巨婴，这会子算是退化到子宫里去了。
他夜夜笙歌，沉醉在鸦片烟里，无法自拔。
荒诞的日子粉墨登场后，便持续了好几年。
接下来，张廷重失去了官职，沦为有钱人家的无业游民。
可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非常怀念着黄逸梵。
他寄了一张照片给她，附带一首七言绝句：
才听律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不知是这首诗打动了黄逸梵，还是她与小姑子正巧也准备回国。
黄逸梵回家了。
归国后的黄逸梵年岁长，却越发妩媚动人。
团聚后的一家人搬回了上海。
他们从石库门搬到了一处花园洋房。
这里很符合黄逸梵的生活美学。
家里养了狗，种了花草，还摆上了孩子爱看的童话书，不三不四的伙伴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各思想新潮、作风前卫的好友。
好的家庭气氛，让黄逸梵重建婚姻的想法。
她教女儿读英文单词、弹钢琴、画画，其乐融融。
她还与一个胖伯母肩并肩坐在钢琴边，模仿电影里明星们的恋爱桥段。
张爱玲的昏暗童年，此时此刻被打上了一束清澈、纯净的光。
她坐在地上，仰望着母亲，看得入迷，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少女张爱玲和姑姑
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
渐渐长大的爱玲与弟弟子静到了该好好教育的年龄了。
她看到两个孩子，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觉得很是落后。
于是，她拽着张爱玲去了黄氏小学，硬生生地把她弄进了小学四年级，做了插班生。
弟弟张子静，却因为张廷重的不许，留在家里跟着私塾先生读书。
张子静一生平庸，从此可窥一二。
守旧的张廷重越来越依赖鸦片，甚至还开始注射吗啡。
争吵再次出现，伴随而来的还有黄逸梵痛苦的哭泣，面红耳赤的指责。
摔东西的声音更是从不间断。
这段婚姻，终于到了让黄逸梵无法忍受的地步。
她请来了律师，起草了离婚协议。
她等着他签字，他却犹豫不决，多次提不起笔来，他数次挽留，最终无济于事。
她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他听了这话，心里说不出难过，默默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获得自由的黄逸梵，再次冲出国门，再也不回头了。
她带着因分家产得来的钱财，开始了四处旅行。
这个成功出逃的娜拉，进入了她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期。
曾经的她，为人大胆，性格刚烈，与小姑子张茂渊去瑞士，两人一同在阿尔卑斯山滑雪。
她的一对小脚，比张茂渊的大脚滑的还快。
她在欧洲的美术学校学画画，后来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学校，她还当过一阵子的教师。
如今的她，生活越发有滋有味，她走遍了全世界，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旅行家。
你可能会觉得，这下子总算可以证明鲁迅先生错了。
黄逸梵这位娜拉，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家。
事实确实如此，但并非全貌。
黄逸梵豪迈的旅行壮举的费用，并非她独立承担的。
她靠的是祖上积年累月传下来的古董。
每次出行，她都要卖掉一些古董。
每出手一个古董，她便自责万分，内心十分纠结。
说真的，前夫靠花天酒地挥霍家产，她用四处旅行来消耗古董，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儿？
她自己也分辨不出。
脱离旧时生活之后，仿佛离堕落更近了。
如今的自由之路，是她一个人在走。
而过去的路，是家族的“高跷”抬着她走。
憎恨使她脱离的以前的生活，而过分的自由，又使她迷失在幸福当中。
她开始尝试回归到家庭中，将心定一定。
她回国，与女儿张爱玲接触。
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她回到了上海。
1938年，日本人打进了上海，炸弹声，枪炮声，昼夜不息地穿梭于城市上空。
兵荒马乱之际，她想起了女儿，便让张爱玲上她那儿去住几天。
当时女儿住在苏州河附近，她住在最繁华的淮海路。
多年未曾多相处的她们，开始了漫长的磨合期。
各方面都完美的母亲给张爱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十六岁的张爱玲，在学校里是天之骄子，可到了母亲这里，却木讷得几乎样样都得重新学起了。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黄逸梵对女儿的矛盾心理，也是她对回国后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她想融入它，靠它来拯救自己。
可又抗拒它，生怕它将自己变成曾经鄙夷的样子。
她对孩子的态度，说冷漠，还差了一点。
说自私，却也还没到那份儿上。
她觉得张爱玲难以适应日常生活，便花了两年的时间，教她走路，教她做饭，还教她笑，教她用肥皂粉洗衣服。
后来，她的钱花的差不多了，日子也就变得拮据，脾气也就出来了。
她警告女儿：
“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
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黄逸梵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弟弟张子静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到母亲家，说要与她们一起住。
张爱玲满心期许，母亲却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因为她负担不起两个人的学业开销。
可是，冷漠的同时，她又坚持着为张爱玲请犹太裔的英国老师来补习她的数学，每个小时就要花去整整五美元的高价钱。
没过多久，她再次离开熟悉的子女和日常，再度逃往国外的自由生活，留下女儿与姑姑两人一起生活。
少女张爱玲
有人说黄逸梵个人主义，自私自利。
我始终觉得她是出于恐惧，才会一辈子摇摆不定。
出走之后，每分每秒都得自己张罗，那种迷茫，那种寂寞，大半都有旅行填充了。可谁又真的习惯孤独？
顶不住的时候，她就选择了回家。
再次触碰鲜活的，不那么文艺的温暖，然而她清高孤傲，眷恋曾经所唾弃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温暖可言。
文艺创作中的娜拉有两条路，只能择其一。
现实中的娜拉的路，更像一个不知什么时候能歇下来的钟摆，在沉沦与家庭之间来回摆动，不断袭来的抗拒感宛若惯性一般推着她前进，目的地在哪儿，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1957年，她终于放下患得患失，停靠在了女儿这边。
那年，她病重，给女儿写信，说唯一的愿望就是见见女儿。
张爱玲彼时正在美国，她没有按照要求赶到伦敦，而是绝情地寄了100美元。一个月后，黄逸梵去世。
六十四岁的她，走遍了全世界，却未能踏进一个家。
她的那些还未消耗殆尽的古董，都交给了张爱玲。
她可曾想过，很多时候女儿便是她的归宿。
她出走家庭，人始终漂泊，心从未安稳，女儿继承了爱华服、爱妆扮的个性。
她的一生与古董（及其与之相对应的金钱价值）纠缠不清。
女儿对于钱财却是另一方理解和使用原则。
”就算是父母的财产，丈夫的钱，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那是女人的权利。”
张爱玲说：
我发现我不会削平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
怕上理发店、怕见客。
很多人教我织绒线，没有一个成功。
在房里住了两年，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
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三个月下来，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最后她总结到，在现实的社会里，她等于一个废物。
这个“等于废物”的人，成了张家第一个真正逃出家庭，活出自我的人。
她靠自己的稿费生存，靠写书博名气，阻断了家庭持续性的坏影响。
她的靠山不是能在一夕之间败光所有的遗产，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她自己。
黄逸梵希望自己做到的事，女儿都做到了。
她做了一半的事，女儿替她完成了，尽管是无心为之。
这或许才是娜拉出走的真正含义。
母亲点燃了出走的燎原星火，她势单力薄，经常单打独斗。
张爱玲也出走，她不再是领头羊与出头鸟了，她有母亲的帮忙，哪怕只帮了一点点，哪怕有时帮了倒忙。
娜拉或许没能大步流星地抵达自由的彼岸，而那些前赴后继的“娜拉们”踏破了封建束缚的牢笼，活出了最洒脱最自我的一生。
作者：香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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