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楚辞》中的优秀代表作，其中的“香草美人”表现方式，突出体现了伟大诗人屈原的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以“香草”比喻美好人格精神与高远理想追求的文学创作方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屈原的笔下，与“香草”相对的，即可称之为“恶草”。比如在《离骚》中有一句，“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这里面的“兰芷”、“荃蕙”，就代表着“香草”；而与这些“香草”相对的，就是“茅”、“萧”、“艾”，它们则代表着“恶草”。
单以“萧”来说，有人解释为香蒿，有人解释为牛尾蒿，有人解释为荻蒿，等等，总之为蒿类植物。但就是在屈原笔下被归为“恶草”的“萧”，在《诗经》中频频出现时，又被赋予了无限赞美之情，成为祭祀祖先神灵、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载体。
同为“萧”，在《离骚》与《诗经》中，则以两种审美形象出现，由此也可以看出屈原在“香草美人”的表达方式上，受到的生活地域、楚人传承、自身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联系屈原之为政经历，“萧”之“恶草”形象，应代表了令屈原失望的楚国贵族，是屈原对这些“小人”的定位，并借此寄托对改变楚国朝堂风气的期望。
地域因素对屈原审美之影响：
中原祭祀文化与楚地巫文化之差异，使“萧”在作为沟通人神之媒介时，发挥的作用不同，从而使同一植物在不同地域呈现地位差异
在以周王室为核心文化体系的中原祭祀文化中，“萧”始终作为非常重要的祭祀用品存在，在周王室举行的重大祭祀中，每每都有关于“萧”的记载：
载谋载惟，取萧祭脂。（《诗经·大雅·生民》）
既奠，然后爇萧合馨香。（《礼记·郊特牲》）
《生民》描写的是周人祭祀先祖后稷的场面，《郊特牲》是对周天子祭祀各流程的描写，都属于周王室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此种规格的祭祀中用到祭具祭品应该很多，而单单对“萧”进行了重点记载，可见关于“萧”的这一环节，在祭祀繁复流程中的重要性。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取萧祭脂”的操作是这样说明的：“萧，狄。今人所谓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可作烛，有香气。故祭祀以脂爇之为香。”把动物之脂放在有香气的“萧”上，在点燃之后，使香气上达而达到悦神的目的。
这种祭祀的形式，也体现了《礼记》中所载的“周人尚臭”之特征，也是说到了周代，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美好的气味来达到取悦神灵、祈望获得祖先神灵保佑的目的。
“周人尚臭”是与“殷人尚声”相对而言的，在殷商时期，人们习惯于用美好的声乐舞蹈来取悦神灵。而殷商旧都所在地与楚地的相邻因素、加之楚地原有的巫文化，使楚国的祭祀表现形式，则必然与周王室的偏重于香气有所不同，比如屈原在《东皇太一》、《礼魂》等诗中描写的场面：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巫者所穿的“姣服”、所持的“芭”，体现了娱神的多种要求：不但要有优美的音乐，还要有芳香的花草；花草不但要芳香，还要具备像巫者所穿衣服一样的外形美观。类似这样的充满芳香美观的花草的祭祀场面，在屈原的多首诗篇中都有反映。
在楚地的祭祀文化影响下，也就使屈原对于缺乏外观美的“萧”持有相对轻视的态度，而是更看重于既具清雅香气、又具外观之美的“芷兰”等“香草”。从贵族作为祭祀主体的角度看，“芷兰”等“香草”具备了成为祭祀载体的标准，故“香草”借以隐喻屈原自己的贵族品质；而“萧”则相对不符合祭祀所用标准，以此来喻楚国腐朽贵族，即可指代其不符合楚国贵族的应有标准。
文化融合因素对屈原审美之影响：
周礼制度融入楚国贵族阶层的过程中，“萧”成为楚人阶层划分的礼仪符号
在《史记》中，记载屈原曾经活跃在楚国政治舞台和中原争霸舞台：“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由此也能知道，屈原必然是熟知中原诸侯的各种礼节，他对周礼制度的核心文化也是认可并推行的。
在周礼制度中，为实现周天子集中统治、实现社会各阶层的有效管理，把日常生活中的多种物品都赋予了权力的象征，比如还是以祭祀为例，在祭祀中所用的祭品，天子、诸侯、大夫、士人、庶人就要有所不同：
《王度记》云：天子以鬯，诸侯以薰，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周礼正义》）
由上述的祭品分级可以看出，萧、艾是士人和平民阶层所用，而相当于贵族的“大夫”，则要用“兰芝”。在严肃的礼仪制度下，这种使用规则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平民不能使用高于自己身份的祭品“兰芝”，反之，身为贵族的“大夫”，也不能使用低于自己身份的祭品“萧”、“艾”。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屈原的笔下，“兰芝”成为其高洁品格的象征，这应该与屈原对自己贵族身份的定位有关：身为楚国的贵族，就要处处符合礼义标准，包括祭祀时的所用祭品、在“图议国事”、“接遇宾客”时尽到自己的一份职责。
而屈原笔下的“小人”，他们所用之“萧”，是与其贵族身份不相符的，但屈原也借此讽刺他们的能力水平不过是等同于一般的士、平民；也就是说，那些不称职的楚国贵族，不配拥有现在的地位和权力。
在建立在周礼基础上的楚人阶层划分中，屈原对“芷兰”和“萧”的各自定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国上层社会引领的文化审美。
再有，生存状态因素也对屈原之审美有着一定影响，他对美政的无限向往和对现实的无限绝望，使接近现实生活的“萧”与神话传说里的“芷兰”成为传达其思想的两个相对载体
从屈原对自己形象的描述，可以看出其在用草木表达其高洁品格与理想追求时，将自己塑造为一位遗世而独立、卓然不群的独行者，这种形象是绝然不同于当时的大多数贵族，也代表了屈原心目中的真正贵族：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
多次出现的的“兰”，有着“神草”的特点，被赋予了超出凡草的神力，比如在《神农本草经》记载：“兰草。味辛，平。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这种超出了凡草的神力，也正隐喻了屈原超出凡人的理想追求。
而对比之下，“萧”的常见性与平民化，是与屈原所要表达的超脱尘世之高远追求不相符合的，由此也延伸出屈原眼中楚国贵族的平庸化；加之“萧”的浓烈香气也不同于“兰”之清雅幽香，也成为被屈原定位为“恶草”原因之一，也同时借此隐讽着楚国“小人”与自己在品格与追求方面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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