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与唐杰忠全说相声《友谊颂》
包沙发
落地机
落地机
王铎回忆录《一蓑烟雨》80：
《一蓑烟雨》
王铎 著
六、市井百味：家具的故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镇的男人有个习惯，几乎每到礼拜天都要捣鼓点事干。如果一整天下来，没有正经事干，心里就不舒服。
比如，明天是礼拜天，今天下午就盘算开了：是修修自行车？这大金鹿自行车可真好修了，骑一阵子，链子就长了，就耷拉了，得赶紧把后轮轴往后挪挪，抻抻链子。实在不行，就得掐块儿链子了。
还有，家里该买几百斤煤了，一直靠了好几个月。不是天不好，阴天老下雨，就是天热天冷的。反正，理由都是自己出的，当然是给自己找借口了。有时，碰上长病，身体不舒服，也还是不愿意动弹。
那时买煤，大家总喜欢叫上同事或同学帮忙。如果同事和同学一时没空、凑不齐，也拿它当理由。要不，就是埋怨煤店里的煤不好，煤面子多，不好烧。呵呵，那时的住家户，都喜欢要大同块儿、洪山块儿，或者焦炭什么的。如果碰上煤店里来了这种煤，也都会急三火地去抢。
除了买煤，还有买粮。比如，家里也该去买一袋子面了，面缸都快要见底了。或者粮证上的杂粮也得买出来了，再不买就过期了，就瞎了！
西镇人说话，吃了不疼瞎了疼。如果不是要买粮食，就是要铺开家巴什儿，收拾粮食了。这一准是碰上个大晴天，家里的粮食都发霉了、招虫子了、出蛾了。要用小罗把小虫从面里罗出来。再晒晒大米，把蚴子（一种生长在米粒中的甲壳小虫）晒出来。那放在缸里的绿豆、黄豆、红豆和菀豆也招虫子了，都从缸里往外爬了，再不收拾不行了。
还有，家里的两间房子，也该刷刷了。这几天，秋风一起，难得有这么几天的好天气，很上干。趁这阵子刷房子，干得快，人住着舒服。
或者，刚刚给我同事刷完了房子，还剩下大半桶石灰，挺厚的，兑兑水，也把我们家的小厨房刷刷算了。俺娘说多少遍了，给她刷刷吧，都囚死了。
还有，快到冬天了，家里没有引火草了。大锅底的火，难生。最好是抓上把木花，或再抓把松毛，火一生起来，嘎吧嘎吧的那个旺，就别提了。木花得问木工房里的师傅要，或者人家不凑手，刨花的活儿暂时没有。松毛得到八大关、太平角一带去拾。如果能够拾上一麻袋松毛，那这个冬天就算能够挨过去了。
还有，该给家里干干木工活儿了。家里的小橱门子坏了，得修修了。俺娘剁肉的菜板也得刮刮了，窝子够深了，刀都剁不着了。再不，就是家里的菜板、面板坏了，也得收拾收拾了。
还有，明天不但是个大晴天，还没有风，挺暖和。院里几个人商量一下，礼拜天搿伙在院子里互相剃剃头，都轻快轻快。
有人说了，我只要是不剃头，连澡都不愿意洗。这不，快俩礼拜没洗澡了，不就是为了这个头吗？呵呵，这都是些什么外国理由？懒不说是懒，就只说是没剃头。
还有，明天还是到海里钓钓鱼、捞几斤冻菜，才叫过瘾。俺娘喜欢打凉粉儿，哎呀，她打的凉粉儿，都是纯冻菜凉粉儿，真好吃。可没有冻菜不行，我得去造船厂后面，扎猛子捞。那个地方礁石多，冻菜也好，一撕一大把。我带的那个小网兜，都系在腰上，一会儿就捞满了。
还有，家里要打烟筒了，炉子不好烧，俺娘叨叨好几回了，我都装着没听见。上个礼拜天，俺娘气得，都上对门三大爷家去蒸饼子、煮地瓜去了。弄得我出来进去，都怕见到三大爷，怕挨尅！
还有，家里后窗上的玻璃破了，整个一个夏天，都用牛皮纸糊着。这不，秋天也快过去了。上个礼拜天俺同事结婚，没有办法，你能不去帮忙吗？这个礼拜天一定得镶玻璃了，不然冬天小风凑凑的，就冻死了。
除了上面说的这一拖罗，有些有手艺的，还会收拾一下破转椅，修修旧沙发和勒勒棕子床等等。因为西镇有大量的旧棕绳，放在家里也没有用，干这些活就正好派上了用场。
起先，这些活儿总是你给我修，我给你修，二婶子家三舅家五大大家的，修修补补，敲敲打打，到人家里忙活上一整天，糙好会混上一顿饭吃。可是到了后来，谁看着这修起来的破沙发、破床也眼馋，这就有了西镇民间包沙发这一行当。
说到包沙发，估计上了年纪的青岛人都知道。只要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都对沙发特别有感情。如果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也不要紧。后来好多楼道里，黑灯瞎火的，上楼磕磕碰碰的，有好多碍事绊拉脚的东西，这里面就一定有这些破沙发。再后来也有把旧沙发扔在院子里，供人随便坐的。还有扔在大街上，不管难看不难看，占车位的。
你还别说，西镇的老太太、老大爷对这些破沙发是很有感情的。为什么？棕子是当年“破绳”时剩下的，麻袋是当年在码头上扛活儿拿的，木料是给儿子结婚时攒的，破钢丝弹簧是他三大爷家拆沙发床扔的，也有自己用钢丝缠的。
你想想，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要凑起来，兑付起来，是多么不容易！那沙发布，当然要买了。到哪买去？当然是托了人，到大沽路纺织品批发站去买的。或者是海关后外贸仓库处理东西，要倒地方，托人打捞的。那个时候，割件子衣服还得用布票，不用说商店里没有沙发布，就是有，你也没有多余的布票来买。
我认识的一个董大哥，家住巨野路，就是个包沙发的能手。我们家有一对硬板椅子，他来看了说，把这两把椅子面儿拆了吧，我到钢丝绳厂再弄几根钢丝，就可以缠出十几个小弹簧，包对沙发椅子多好，坐着也舒服。你看看，这都是些技良人，说话也轻巧。
我母亲当然是不同意了。因为虽然材料他给弄，可是这管饭的事儿，就麻大烦了。董哥好喝酒，不过那时没有什么好酒：“115”（即1.15元）的栈桥白干儿、二毛九的红光葡萄酒，或者是一块钱一燎壶的散啤，都行。下酒的菜也很简单：炒花生米、一盆辣蛤蜊，再加上一个青菜和一碗西红柿蛋汤就行了。可就是这块儿八毛钱的，吃上两顿，一般家庭也是受不了的。
母亲就把这件事，在学校里跟高振鲁老师讲了。高振鲁老师说，这个不难，他也会。于是，选了个礼拜六的晚上，他随母亲下了班，一起来到我们家。一边喝着酒，一边端详着这对光板儿椅子，说：“宿老师，你请好吧，这事包在我身上，抽空我就给你干了。”
我们全家人一听，刚刚扑灭的希望火焰，这就又燃起来了。都盼着呐！
谁知，高振鲁老师这话一说，一个月说一遍，三个月又重复一遍，半年再说一遍，一年之后有空还说一遍。几年之后，酒喝好几顿了，再也不说了。
有一次，我在汶上路碰上高振鲁，他说：“我不是还给你家包过一对靠背椅吗？”
我回他道：“你确实是到我家吃过几顿饭，说是要给包对靠背椅，但一直没包。这不，我母亲也早早去世了。”
他听了：“噢——噢——，大概我太忙了，给忘了。”
看官，你看看，这就是那个时代，求个人，可真不容易啊！
西镇人的面子都写在脸上。招待饭，那仅仅是算了干活的工钱。料钱、人情钱怎么算？所以还得额外给他送瓶酒什么的。这样一算下来，就沉了。所以母亲往往不愿意费这个事。再说，给两个硬板椅子上做上对棉垫子，不一样舒服？何苦再另包呢？
但是，追求时尚总还是社会的一个潮流。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当这个潮流到来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谁也挡不住。西镇人讲话，这叫做“人眼随邪”！你看还真怪了，你不包，别人家有包的。
一年之后，那董哥就不包沙发椅子了，说是太费事，改行专门包沙发了。你看，他的活儿随着时代的需要和进步，越干越大发（西镇话：干大了、洋相了）了！
那时的火腿肠，一块五六毛钱一斤。到了后来，这董哥，没有火腿肠，没有老白烧，没广东扒鸡，他还不干了！你看洋相不洋相？说实话，这不叫洋相，这是真耍手艺的，凭本事吃饭。
不过，他原先包的那些靠背椅，由于麻绳勒得不紧，缠绳的方法不大过关，也有弹簧倒了的、弹簧断了攮腚的、沙发布提了鼻儿（西镇话：沙发钉子和布分离了）的等等，出了很多笑话。
当时流行的沙发，都是“一长两短”，即一个长沙发，两个短沙发。沙发的样式也与现在略有不同：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都是高靠背，带扶手的。沙发包好了，就不再包面，只是额外还要另做一个沙发套子。这是当时的一种勤俭节约的办法。如果包上面，坐坏了，坐脏了，就不好拆洗了。而另外做套子，不管什么时候脏了，都可以随时拆洗，非常方便。
于是，每到临近年根儿，你看吧，好多人家都扒下自家的沙发套子来洗，挂得院子里、栏杆上、阳台上，到处都是。家里一下子有了沙发，这可是西镇人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过年串门儿时，很多拜年的，都要去坐一坐人家的沙发，享受享受。遇到自家没有的，也一定要学学人家的样子，来年也好再制上一对，展扬展扬。
对于过年拜年，去坐一坐人家的沙发，试试舒适度，端详端详做工，我就是这样做的。还记得刚刚上中学的那一年过年，我们青岛一中初一十四班的七八个同学一起，从早晨到晚上转了好多同学家。等转到了女同学高华家，已经是掌灯时分了。
高华家在西康路附近，还记得她家是个长条儿屋，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好像全都是月白色的。什么桌布、窗帘、沙发套等等，一色的月白色，再加上几盆水仙、金鱼，还有摆在沙发旁边的一把小提琴、几本车尔尼和巴赫的乐谱，真是漂亮极了。
同学们一口气转了那么多家，我唯独对她家的印象极深。再者，由于欣赏过尚大舅拉提琴的缘故，我对高华会拉小提琴，一直心生羡慕。
当时，孩子们都喜欢用“前途无量”这个词来赞美别人。当一见到高华，我总是愿意将她与“前途无量”来挂钩。有时想，人家高华一定不会与我们这些平平常常的人为伍，人家将来是要进交响乐团、歌舞团和文工团的料儿。所以，每次见到她，都是高看一眼，想象着她的未来，想象着她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情景……
到了高华家，她爸爸正好在家。她爸爸说，高华过年也不出去闯门儿，不出去玩，都在家里练琴。他还催着高华给大家拉了一曲。她拉完之后，我们都鼓掌，而她却显得很平淡，什么也没说，只是咧着嘴笑。
就是在她家里，我看到了一个长沙发。我上去坐了坐，是一个旧式老沙发，做工非常考究，全牛皮的，不落俗套。回家之后，我就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说：“那都是大户人家的沙发，她家一定很有来历。”
包沙发一开始，真是买卖兴隆，供不应求。究其原因，无非有三：一是沙发的木骨架为卯榫结构，稳定性好，比较容易制作。二是一开始，也不偷工减料，钢丝弹簧多、棕子多。座垫是大弹簧，靠背是小弹簧。而在弹簧上面铺的棕子，又是里三层外三层，完全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材实料。三是由于沿袭了德国和美国的传统，沙发都比较大，还外加了老虎腿儿，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这也就是说，西镇人在一开始包沙发的时候，非常诚信，完全是靠卖体力耍手艺，一是挣钱花，二是赚酒喝。
但是，两三年过后，包沙发的理念就不一样了：简单了、快了、变味了。什么人讲话，这叫做“萝卜快了不洗泥”了。
怎么变味了呢？原来，新式的沙发包法是：木骨架不再割卯榫了，而是大钉子硬楔（西镇话：硬钉），并且用得都是破烂木头了。原来的钢丝弹簧，也全不用了，说是一个个地缠绑、固定，太费事，而是用厚海棉来代替。之于棕子、麻袋片，就更没有市场了，代之以碎海棉、薄海棉和破棉花。这么说吧，原来两个人三天包不了一对沙发，而后来，一天包一对，绰绰有余。
于是，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有的人家，沙发刚刚包好，坐不了三四个月，两条沙发腿就劈拉（西镇话：呈八字形分开）开了。一问，有的地方钉子钉撸了（西镇话：空了），沙发瓢偏了。还有的，坐得时间一长就烧腚。一问，都是因为用了大厚海棉和劣质人造革。有的，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但仔细一看，扶手上、靠背上等等，到处都是歪歪钉子。不但拉手，还挂破了她小姨子的一条粉绿色的百褶裙。你看看，为了图省事儿，为了多赚钱，为了尽快地富起来，问题出了一大堆。
西镇人有句俗话，说是“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话的意思是，你光图省钱了，最后的结局就一定有个陷阱在等着你，叫你赔钱。有道是：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接下来，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西镇民间包沙发的，就渐渐少了，几乎快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许多无证小沙发厂，如雨后春笋，呜地冒了出来。
这些无证小沙发厂，大都是原来那些包沙发的开的。因为有了门头，就可以承揽公家的活计，还可以开发票。所出的沙发，当然也全是“三无产品”。就说是一个小小的团岛吧，多大点地儿，当年那里面竟然有二十多家小沙发厂，说出来还真会吓你一跳。
有一天，正下小雨，在天津路春和楼门前，突然一辆崭新的蓝色大头车在我身边停下了。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董哥。董哥这阵子已经干大了，混上车了，硬要捎我回西镇。
一上车，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原来他开了一家沙发厂，就在团岛。他今天是冒雨给人家送完货，正好空车回来。
当汽车驶进团岛一路的时候，我就问：“在什么地方？”
他回答：“前面就是。”
汽车一扭身子，上了土坡。
我又问：“到了吧？”
他说：“拐弯儿就是。”
汽车转过一个弯，非常泥泞，可还是没到。
我接着又问，他说再转两个弯就到了。我想，团岛我太熟了，前面除了最远处有一个德国人修筑的团岛炮台之外，还有一座叫做“无线电”的老房子，现在是邮电局的职工宿舍。再剩下的，就是一些破烂平房和仓库了。正想着，汽车七拐八拐，终于在一座破烂红砖墙的仓库门前停下了。
我疑惑地下了车，问怎么在这个地方开厂子？他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很隐蔽，找都找不着。
好家伙，我站在厂大门一看，连块牌子也没有，只有墙上用红油漆潦潦草草地写着这么几个大字：宏达沙发厂。其实，他租的这个仓库并不大，也就四五十个平方吧。面糊黑糊黑的，有两三个民工正在抡着大锤，叮叮当当钉沙发。
他见我有点失望，赶忙解释道：“你别看这个地方破，钱挣得厚实。我从来不多做，都是随时定货随时做。我的沙发在家具市场上都有样品，样子很现代。买的人，永远也不会相信是在这个破烂地方做出来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再仔细一看，仅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一个挨一个，就有七八家小沙发厂，而且规模和生产方式几乎完全一样。有时，一个工单下来，七八家厂也联合一起做，一起挣钱。
看官你看，在这种地方包出来的沙发，怎么能不坑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西镇沙发业！这就是当年以个人包沙发，而逐步成长起来的小老板！现在，平心而论，他们当年的做法确实不可取。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市场也不规范，他们是在适应那个时代，孰功孰过就很难说了。
西镇的民间手艺，好多也都与逢年过节、结婚、时令和风俗习惯扯上了关系。就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吧，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向着简约，向着艺术，向着新潮的方向发展的张力。
许多一开始对旧式的铸铁雕花床看不上眼的，就改用新式木板床。原来那些明清式的杌子、凳子、八仙桌和箱柜、厨具等等，也都被视为封建糟粕，弃之不理了。还有民国时的牛皮箱、西装、大褂和礼帽等等也都淘汰了、看不上眼了。代之而起的就成了小方凳、方桌、方木箱、军便服、百褶裙和“布拉吉”（西镇话：即连衣裙，英语音译，出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青岛老码头，也是一种“码头官话”）等等。我认为，对于历史的裁判权往往不在当时和现在，而是在一个相当时期的未来。
到了“文革”时期，西镇的许多小木匠都开始做小方凳了。这种小方凳一开始做得还很讲究，除了卯榫结构外，还有束腰、镶面、碰肩等工艺。小方凳做完了，还要用不同标号的砂纸一遍遍地打磨，然后刷涂料上色，最后再刷清油。这种方凳，看起来做工简单，其实不然，一般的人还真做不了，这是真活儿！
记得当时造船厂的一位八级老木工纪师傅回忆说，在他小的时候，德国造船厂考木工，就是专考这种方凳制作，几乎木工遇到所有基础问题，在方凳制作上都有体现。
现在想起来似乎有点可笑，可那个时代就流行这个——结婚送小方凳的习俗。我们院里他徐家三哥要结婚了，就有李家四叔送给他一对小方凳。都是人家四叔亲手做的，又结实，又漂亮。一开始，这种方法还行，在三哥的新房里本来就有一对小方凳，而这会儿，又来了一对，三哥的眼里不仅直放光，而且心里也美滋滋的。
过了不久，他四叔又要结婚了，怎么办？上次人家送咱一对小方凳，而且做工精细，家里还正坐着哪！这次轮到咱送东西了，可不能再给人家还回去（西镇风俗：别人送的东西，你不能原样原数再送回去，这就等于将人家原来送的，又退还给人家了，不吉利。这就叫还回去）。西镇的老码头讲话了：“可不能再还回去！那叫骂人！”你看看，这西镇的礼道还这么复杂，听起来都钢钢的，不容含糊。
他三哥想，那就送两对吧！两对小方凳看起来也气派，到人家结婚坐席的时候也有说头，不仅成双成对，而且加了保险。什么叫加了保险？就是你坏了一个方凳不要紧，还有替补的。不过……他三哥又为难了：人家那方凳是人家亲手做的，咱可没那手艺，这谁都知道，怎么办？有同事出点子了：这好办，花钱找人做呗。同时，送的时候，你一定不要说是花钱找人做的，要说是同事给做的，替你表达一点心意。
好好好好，他三哥还真的应承了下来。结果，四个小方凳一做好，颜色清油一上，三哥就送去了。一看，他四叔家里已经有两对了，一对是自己结婚添的，另一对是朋友送的。三哥又带来了两对，四叔当然大喜过望：“今年这小方凳可是大丰收啊！”他四叔一边开玩笑，一边给三哥递烟端茶。
结婚送小方凳固然好，但谁都送，送多了，也就不好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会让你哭笑不得。等到他六舅结婚的时候，那小方凳已经不再碰肩、镶面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像现在这样的简单工艺了。而且，大小商店里都摆着卖。
那个时候，青岛第一木器厂是青岛木器行业的领头羊，这个厂往往会从民间风俗的变化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将要研发的新产品。所以结婚送小方凳这件事，也让“一木”给瞅准了。因此，小方凳铺天盖地而来。
最盛的那个情景，现在你想都不敢想。就说青岛第一百货公司吧，这是中山路上最牛最大的商家，那摆家具的地方，光方凳就有四五百个，摞得顶天立地，简直像小山一样。
这可难坏他六舅了！整整一间十二平方的小屋，还是临时为了娶媳妇借的，仨俩月的期限，婚还没结，光人家送的小方凳就有十六个，摆在家里一大堆，走路都不方便了。不用说是“一木”的了，什么“木”的他都见着害怕了！只剩下站在那里发木了。
没办法，他六舅只好看看谁还没结婚，谁家缺方凳，顺手就送出了几个。不能放在家里等，三等两等，这阵风一旦流行过去，就会连送人的机会也没有了。
“文革”中期，西镇人开始做方桌、半橱和五斗柜。方桌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从一建国，就流行新式方桌。半橱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有的恐怕还没见过。半橱一般是一米五高，一米二宽，在设计上有小橱、玻璃橱和三个抽屉。
通常半橱顶上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如茶具、暖瓶、花瓶和镜子等等。然而半橱之流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可以放收音机。当时，上海出的电子管“红灯牌”收音机和后来青岛无线电厂出的“海燕牌”收音机，都是新一代多波段收音机，正大批进入家庭，半橱正好适应了这个潮流。五斗柜就是五个大抽屉，主要用来存放内衣、毛衣、线裤和袜子之类的衣物。
那年月，谁家有老式家具不稀罕，而能够有套新家具才算先锋派。我们小后院小德家，那时就买上了一个新式半橱，上面还摆着一个上海“红灯牌”收音机，多波段的，非常气派。孩子们都往他家里跑，都想试试新，听听戏，看看光景。
小德的兴趣也来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收音机的性能。嘭嘭嘭——他从中波拨到长波，又从长波拨到短。我们一看，他这台收音机，光短波就有三个波段。那时，在白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候，好多台都不播音。到了中午和晚上时间，台就多得数不过来。听不完，也听不够。
那天上午，我们在小德家，快十点了，正是没台的时候。所以小德拨起台来，一阵呲呲啦啦，一阵沙沙粒粒，一阵乌啾乌啾的，逗得大家直笑。
小德赌气了，他就不相信这么好的收音机，就没有个台，邪了！
我家有收音机，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劝他。他哪里肯信？他反驳说：“恁家的收音机都老了，不行了，这是新的，台多。”
呵呵，小德这人，很自信，你就拿他没有办法。
于是，他嘭——嘭，嘭——，嘭嘭！不停地拨了起来。谁也没想到，嘭地一声，台还真的来了，喇叭里传来一段轻音乐，简直美极了！
小德朝我一瞪眼，意思是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小伙伴们也都相信小德的判断，还一个个伴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起来。
没有一会儿，音乐就停了，出现了“嘟嘟嘟”整点报时的声音。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男中音的声音：“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是华语广播时间，现在是对中国听众广播时间……”
“哎哟——敌台！”不知是谁这么说了一句。
吓得小德连忙扑了上去，嘭嘭嘭——把台给拨走了。
“不听了。”小德关上了收音机。
我们四五个孩子就都在小德家心神不定地坐下来，喘口气儿，互相看着发笑。因为大家刚才，似乎都经历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看官，你可别小看这件事。现在说出来，大家哈哈一笑，感觉连芝麻粒大小的事都不如。可这在当时，也幸亏我们都是些孩子，这要在大人来说，真就成了“收听敌台”的罪了，扑啦不下来了。
小德说：“我大哥那天拨弄的时候，也拨出过这个台。真讨厌，他们专门在人家休息的时候广播……”
我们又是一阵陪笑。
我说：“你只要别把波段放在短波上，就不会有这个台。”
他一听，明白了，就赶快把波段拨到了中波上。这下好了，我们的台也来了。原来，上午十点以后，我们的台，也开始播音了。
在小德家，我们听音乐剧，听广播剧，后来还听过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听《友谊颂》的时候，那是1973年的夏天，我们都大了，都上初二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片段和词汇。
这段相声说的是他们到非洲坦桑尼亚去访问的故事。里面有两个歇后语，最为有名。一个是绱鞋不使锥子——针好（真好）。另一个是狗撵鸭子——呱呱叫！说的是，中国的歇后语，英语是没法翻译的。
再就是，非洲人称呼咱们中国人，叫“瓦奇那”。称朋友，叫“拉菲克”。称再见是“夸嗨里尼”！
好家伙，自从听了这个相声。大街小巷，到处有人说“拉菲克”，到处有人临别时喊“夸嗨里尼”。有的时候，一些找了对象的老青年，还把自己的未婚妻，也称做是“女拉菲克”。呵呵，这就是那个时代，捞着什么，就流行什么。
半橱时兴过一阵子之后，还兴过高低橱。紧接着，大衣橱就正式亮相了。大衣橱的出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新式家具的一个典型代表。谁家能够拥有大衣橱，似乎也成了一种荣耀。假如碰上你正要结婚，没有大衣橱是不行的。婚不结也得先有大衣橱！
当时青岛“婚界”流行的“一扭三转四不动弹”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衣橱。而且，大衣橱的样式土还不行，必须得跟上潮流。
看官，你说这沙发能包，床、半橱、方桌和方凳都能做，大衣橱能不能做？西镇的能工巧匠们当然不在话下了。那时做大衣橱需要攒木料，但不管你攒了多少木料，诸如床底下、门后边、吊铺上和过道里，能放多少？所以要用的时候，往往还是不够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形象统计：一个双开门的大衣橱，至少要攒两三地排车木料。你看看，过去结个婚，只这一项，容易吗？
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有装饰市场，只要你有钱，什么型材，什么木料，什么花边，什么刻花、立柱，都应有尽有。那时的木料来源，渠道多而乱。比方说，谁家儿子要结婚了，东家给几页旧床板，西家贡献一个樟木箱，南家在埠头库工作，二十块钱买了一大堆包装箱板子送来了，北家从林业上捣鼓了两棵杉树也拖来了。就是这么东家求，西家凑，才能给儿子做上套不太像样子的家具。
还记得我院里有个张奶奶最有意思，她的孙子要结婚，没有木料，每逢礼拜天，一大早她就跑到濮县路煤店排队挨号买劈柴。张奶奶七十多了，她哪里能去抢劈柴，所以她还是叫上我们这帮学生来帮忙。想想当年，抢劈柴可不是个好受的滋味。我们这帮孩子那时都十四五岁了，时称“小青年儿”或“大小伙子”，抢劈柴可是一把好手。
当时，煤店的劈柴一来就是好几卡车，把整个店的院子都堆满了，像座劈柴山。这些劈柴，全是木器厂的下角料，一般的只能烧火，有一些大一点的可以做家具，这就要看抢的人的眼力了。
我们几个孩子一起，互相配合，抢得很猛，不到中午头，就给抢了一大堆。
看看张奶奶煤证上的劈柴斤数不够，买不了那么多，我就回家去拿我家的煤证给她用。等到大家满头大汗地把劈柴扛回院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再看看我们的脸上、身上，到处是劈柴渣子不说，每人的手上还都扎了好几处木刺，碰一碰，钻心地疼。
男孩子们洗澡都是借着大太阳，在院子中间的水龙上猛冲。洗完了，脏衣服也不穿了，只穿个小裤衩，还要聚在一起互相挑木刺。张奶奶见了，笑眯眯地照着我光溜溜的后背就是一巴掌：“大小子，挑什么刺，越碰出点血来越勇敢。”经她这么一说，我们几个都不挑了，就都说笑着，提溜着衣服回家了。
过了不久，张奶奶要包芸豆包子，到我们家里来借面板。我奇怪道：“你家里不是有面板吗？”这一提，正说到了她的痛处，她板着脸说：“给我那孙子，做大衣橱了。那个木匠，简直就是个土匪。来拉木料时，老是说不够，一看门后面的面板，一下就给扔车上了，拉走了。”不过，张奶奶说她并不生气，只说是为闺女时就用那块面板，有感情了，始终恋恋不舍。
现在我说句真心话，诸位别见怪。那时的木匠，还真有些弯弯勾勾心眼儿！你以为他做大衣橱就真缺那块面板吗？错了！他是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早早晚晚把你家的木头刮嚓光了算事。你就是给他多少木头，也说不够。
越是亲戚，越割肉割上了骨头，这都是有数的。他不挣你的木头，不挣你的钱，他吃什么？西镇人讲话，贼，三年不打，自招。这真正是千真万确的。
后来，大衣橱没人要了，到处扔，成臭狗屎了。那些当年做过大衣橱的木匠，发话了：“我当年，那个什么什么局长，他老婆的小舅子结婚，叫我给做大衣橱。给钱不说，三方木头都不够，还拿了他家一大堆东西，在他家吃了一个多礼拜的饭。嘿嘿！”
这就是说，西镇耍手艺的，也不什么厚道。
看官，你听听，他们把局长也耍大头耍得一个楞一个楞的。哪管小老百姓？有的人灵魂深处藏着一个“善”字，但有的人就没有。
西镇的里院多，院子也多。有的是前院、后院，有的是上院、下院，还有的是东院和西院。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喜欢创新，大衣橱的制作也从两开门，一下子就变为三开门。
本来，请人做大衣橱，都是悄悄躲在家里做，怕露富。即先把家里的贵重物品放好锁好，沏上一壶热茶，空出地方来堆放木料。一切准备好之后，就把钥匙交给木匠师傅，全家人只管上班没事。可是，改革开放了，人们不必那么拘谨了，所以好多人家都在院子里做大衣橱，显得很时尚。
你还别说，在院子里做大衣橱，有在院子里的好处。一是可以广泛听取邻舍百家的意见，给设计上添点新花样。二是你不在的时候，邻居们就成了你的监工，避免小木匠偷懒。三是不会丢失木料（那时，小木匠趁做木匠活之机，拿人家几块木料，几乎成了天经地义）。四是院子的场地大，能够拉开架子使用各种工具。五是不会扰民。六是还可以将每天刨锯下来的木花碎木头，分送给邻居，用以生火做饭。
实际上，三开门的大衣橱也没流行几年就被组合橱给代替了。到了组合橱时代，西镇的小木匠们，多数已经洗手不干了。这时候，胶南、即墨、胶州、诸城，还有江浙一带的木匠便纷纷涉足青岛。这些县份、省份木匠的到来，收钱少，又不吃酒席，还不存在人情关系，一下子就将西镇的小木匠给压了下去。
有人说：活该！谁叫他们又吃又拿又要钱，最后还赚人情呢！找外地木匠多好，钱可以少花，活儿可以多干，中午晚上，也不过就是包子、饺子、火烧、大锅菜和一瓶老白烧。干完之后，一点钱两清，从此谁也不认识谁，再也不用欠什么人情，多痛快！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小气和自私，但确实在理儿，当时西镇木匠的名声也确实不怎么好。现在说话，不是惟独西镇的不怎么好，是那时青岛本地的木匠都不行，都一个熊样儿。
说木匠，就不能不提油工。这西镇的油工，几乎也与木匠的境遇差不多。不管你是造船厂的，还是4808厂的，还是渔轮修造厂的，还是港务局的，还是四方机厂的，也不管你是几级油工，最后人家全不找你了。
原因很简单：老是吃拿卡要，玩小技巧角，怀里揣着搓板儿，别人真受不了。比如，有的油工说油五遍，如果你招待得不好，立马明天不来了，剩下两遍也不油了。你再去找，他说这两天厂里开会，有紧急任务，抢修，礼拜天晚上又加班。你要是信了他的话，就得傻等，十天八天他也不会来的。
一排组合橱扔在院子里，拿又没法拿，盖又没法盖，看又没法看。放的时间长了，邻居还笑话，所以很多人家都是想方设法打发油工师傅满意。就是哏哏着头皮，叫你满意。你看，多累！
在西镇，跟那时的家庭陈设有关联的，还有落地收音机制作，俗名叫“落地机”。“落地机”的体量大约有两个小床头柜摞起来那么大，上面有电唱机，中间有波段开关，下面是几个高低音大喇叭。闯在家里，很有音乐味道，很神秘的。
一般说来，“落地机”的面板设计，都是因人而异的。有用玻璃画波段刻度的，也有买无线电厂现成材料的。有用墨绿金丝绒做音箱外包装的，也有用镶银丝图案的厚麻布的。有的，不仅为了好看，也是为了控制音量和精度，还在“落地机”上镶一个绿色发光管。打开“落地机”的时候，那个发光管会随着音量和音色的不同，一会儿变粗，一会儿变细，一会儿发黄光，一会儿发绿光，一会儿发蓝光，非常好看。
当时，电器材料非常缺乏，好多到中山路红波电器商店里都买不到，只能到处抄捞：像波段分线器、电动机、变压器和大喇叭等等。只要是谁家有，这些西镇的无线电爱好者们，都要前去登门化验化验。如果碰上人家倒下来的，不要的，也会收来，安装在自己的“落地机”上。
“落地机”其实也跟一件家具一样，做好了，也要在外壳上刷涂料、配色、上油漆。等一切收拾停当之后，就会邀请三五个亲朋好友来家试听。记得我对门楼上有一家有“落地机”的，只要他家的“落地机”一开，嗡嗡嗡的，大低音喇叭响个不停，引得过路的人，纷纷驻足倾听。有些外地人，听到后，还奇怪地询问：“这是什么电器，声音这么大，真好听。”
“落地机”的兴起，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跳交际舞（现在叫做“交谊舞”）。当时不像现在，跳舞可以到广场上、公园里，是公开的，正大光明的。那时必须偷偷摸摸在家里跳，窗户上为了隔音还要挂上厚毯子。只等“落地机”一开，什么圆舞曲嗡嗡嗡地一放，屋里的青年男女就可以蹦蹦跳跳了。
不怕现在的青年人笑话，当时一说起谁谁谁跳舞，都有耍流氓之嫌。所以说，时代的烙印是抹不去的，因为历史在不断地向前演进。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脚印，似乎都是一串串歪歪邪邪的、幼稚的和不成熟的，但历史就是这样，既是唯一的，也是不能重复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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