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1903年6月25日-1971年8月18日）诞辰120周年。6月26日，在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主办的纪念座谈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冯巩发言时专门提及，“在100多年前的旧社会，深受新文化运动先进思想鼓舞的青年连阔如，频繁在京津两地多家报纸上发文论著，借用颂扬民族英雄的评书故事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冯巩还回忆说，1934年，连阔如发表《评书的发源》一文，继而学者金禅雨在《新北平报》分5次刊登《与阔如先生研讨“评书的发源”》犀利发问，连阔如则以《答禅雨先生研讨的“评书发源”》为题发表5篇文章应答。“两人的辩论开启了评书在现代媒体平台上理论研讨的先河，评书起源的年限轮廓经过二人的笔战推演得更加清晰明朗。”在他看来，连阔如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博览群书、研究史料，深入探究评书历史渊源、流派传承和发展规律，引领了曲艺理论学术研究的新风。
连阔如36岁时留影。本文图片由三联书店及受访者提供。
作为京派评书的代表人物、连派评书的创始人，连阔如24岁拜师学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名满京华，获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通过冯巩的介绍，世人也不难发现这位曾经的“净街王”同媒体行业素有交集，颇有渊源——这层关系的集大成者，理当首推20世纪30年代，连阔如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并在1936年，由时言报社结集出版同名著述。
在《江湖丛谈》一书中，连阔如对北方主要流行曲种追根溯源、探究流派传承和艺术特色，并以极大的勇气揭露了江湖行当行规和各类江湖骗局，劝诫人们不要贪便宜上当受骗。之于这本奇书，作家王蒙曾评价道：“《江湖丛谈》为我们打开了陈旧中国的一个全新世界，令人叹为观止。”
导演、演员英达更是视若珍宝，“当时我带着情景喜剧这种西方影视门类回到中国，总是迈不过传统文化这道坎，幸运的是我看到了《江湖丛谈》，我有现在的成绩，80%得益于这本书——它把我这个留洋的学生从空中拉回地面，甚至是杂草丛生的泥坑，让我结实地接了回地气。”
各种版本的《江湖丛谈》
《江湖丛谈》自出版以来，早已再版多次。今年6月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江湖续谈》，可谓是连阔如有关旧日“江湖”图景勾画与故事讲述的接续和补遗。同《江湖丛谈》的成书方式类似，《江湖续谈》由连阔如20世纪30年代连载于《新天津》《现代日报》上的文字结集，另以1953年他在中国作协的一篇发言作为附录。全书的内容，由连阔如的女儿连丽如、女婿贾建国两位进行注释整理。
连阔如连载于《新天津》《现代日报》文章之影印件
在连派评书传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看来，《江湖续谈》关注清末民初的市井生活，篇幅较多的是有关那个时代艺人的生活与作艺，是世人了解旧时代社会风貌的好读本。近日在北京，她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以下以受访者口述形式呈现。
连丽如近影
【口述】
父亲出身寒微，平生喜好读书
父亲是个苦命人，本名毕毓珍，又名毕连寿。1903年闰五月，父亲落生在北京安定门外一个穷苦的旗人家中。我家是满族镶黄旗人，祖姓毕鲁氏。满族人指名为姓，我爷爷叫凌保，曾在午门做门甲。爷爷有点文化，既懂汉文，也懂满文，还做过笔帖式（清朝的低级文官），可以处理文件，办理文书。说起来，爷爷奶奶的姻缘和北京同仁堂也有渊源，是同仁堂乐家的一位太太做的媒。奶奶曾在这位太太身边做事，19岁时嫁给了爷爷。
父亲出世前一个月，爷爷就过世了，所以他从小没有得到过父爱。可以说父亲是靠我奶奶给人家做佣人养活大的——奶奶后来曾在王府里伺候过格格，因为聪明能干，格格赏过她一些如意首饰，她拿回来当掉补贴家用。奶奶心灵手巧，我可以给你再举几个例子：
过去小孩子穿的虎头鞋，她就能做一百多种，都不重样。过去给人随份子，家里没钱怎么办呢？奶奶就让我父亲去布店赊布，赊回来的布，她马上就能剪裁，拿浆子一沾就成了件大褂，再送去当铺（换钱）。另外，由于在王府做过事，奶奶会烧一手好菜，怎么蒸肘子、怎么做白肉、怎么做打卤，样样都非常地道。这手艺她传给了我母亲，母亲又传给我。现在一说聚会，朋友们也都爱来我家吃饭，尝尝我的手艺。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只上了半年私学、两年小学，十三岁就当了学徒，进过北京的首饰楼、照相馆，天津的杂货铺、中药店。到烟台、大连做过小买卖，摆过卦摊，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可以说，他的立身行事是社会这所“大学”教给他的。同时，奶奶知书达理，对他管教也很严。父亲成年后一直勤俭度日，不吸烟、不喝酒、不讲穿戴，所挣的钱除了养家外，全都买了书刊。
1927年，父亲拜师李杰恩，学说评书《西汉演义》，艺名连阔如。后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汉演义》。北京有一位田岚云老先生，说《东汉演义》名扬天下，听众孙昆波把田老先生书中的精华指点给我的父亲，再加上父亲的天资、勤奋，三十年代末期在东交民巷伯力威电台播讲《东汉》，声名鹊起。
父亲刻苦向前辈演员学习，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的表演，书情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说书时嗓音宽厚、语重声宠，口齿清晰，娓娓动听。为摹拟好文人、武将，他借鉴京剧表演艺术，融于评书中。也会用马跑、马嘶等口技辅助表演，被听众公认为一绝。对待评书艺术，父亲向来虔敬，他常说站在舞台上说书，要做到“五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宾、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
评书表演当然要重视基本功，说功、做功、打功自不必提，父亲尤其重视说到谁，就能摹拟那个人物的神情、语言、声态，有时也使用方言、韵白，加上必要的动作，表情状物，绘声绘色，由此形成了自己神完气足、层次分明、起伏跌宕、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可以说艺术精湛、自成一家。
我家原住在和平门外琉璃厂，附近有一条古书街，父亲是“邃远斋”、“来薰阁”等古书店的常客。我长成后，曾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好多书店的同志一眼就认出了我，叫我“小连先生”，津津有味地谈起我父亲当年买书的情景。我记得父亲当年为了考证汉献帝的“衣带诏”一事，购买和翻阅了七、八种《汉书》及《三国演义》的版本。他钻研天文知识，把“借东风”、“草船借箭”说得人情人理；他学习、了解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以备古今对照；为了评价历史人物曹操，他详细阅读了郭沫若先生的有关著作，登门请教。听众们都有反映，“听连先生的书，不但听了历史故事，还学到了不少知识。”
父亲好读书，毕生坚持学习。作家苏叔阳先生曾对我说，你父亲培养了一代人。苏先生之前曾请我父亲去大学里讲课。我去上海的时候，孙道临先生也同我说过，你父亲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他讲话，“我演电影从来没错过一个字，（因为）我手里总拿着《新华字典》。连先生说过，手里不能没有字典，《康熙字典》他也会查。我从那时候开始，手中老拿着字典，到片场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个字读音含糊，我就查。”2002年，我六十岁到美国讲课的时候，最后去的是明德大学，碰见一位在那教学多年的李凯教授。李凯跟苏叔阳、孙道临先生说的话是一样的，都是讲我父亲影响了一代人，我听了特别感动。
父亲不仅是评书艺人，也是媒体人
我们家原来住在琉璃厂，附近的魏染胡同报馆多、文人艺人多，相声演员赵志忠也住在这个胡同。父亲选在这里居住，后来我才明白，他一方面做编辑，一方面也是为投稿方便。说起来，清末时期，多家报纸的报房集中位于宣武门外琉璃西的南柳巷，南柳巷里的永兴寺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报业发行场所。而与南柳巷南接的魏染胡同，也同样受到熏染，1925年一代报人邵飘萍带着他的《京报》来到此处，胡同30号是编辑部所在地，32号是他在京的故居。
1942年，我出生在琉璃厂的国门关胡同1号。这套四合院，三间南房、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是父亲租的房子，房东不卖，父亲也不太喜欢这个宅子。他懂得《易经》，觉得北房后面是个大空场，不存财。后来我们家迁到了琉璃厂143号。
父亲懂得《易经》，抗战时期以“乐天居士”之名在琉璃厂的住所开设命馆，靠批八字为生，他给傅作义批过八字。直到抗战胜利，才重新回到书馆说书。为什么在抗战期间不说书？就是不想为日伪政府服务，他甚至还在电台说“博浪沙刺秦”、“完璧归赵”，以此鼓舞人民团结抗战。这种不合作激怒了日伪官员，不但勒令电台将他辞退，还派出宪兵队阴谋暗害。数次死里逃生的父亲发誓不再说书，转而研究《易经》。
《江湖丛谈》《江湖续谈》都是清末民初京津百姓生活的真实记录，《续谈》可以说是接续父亲的《江湖丛谈》，依旧是关注那个时代的江湖百业，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出版时间上说，1933年父亲以“云游客”为笔名，在北平的《时言报》上连载《江湖丛谈》，到1936年，结集成册出了第一版。改革开放后，我和老伴儿贾建国又对这本书做了修订和补充，一直到前几年由中华书局推出了最终版。
《江湖续谈》的主体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于鹏先生在翻看民国时期的报纸，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父亲在《新天津》《现代日报》两份报纸上连载的文字——这些都是父亲在报馆做编辑时留下的文字，于先生一页一页誊录了下来，内容上都是《江湖丛谈》中没有提及过的，那个时期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之前已经出了《江湖丛谈》的最终版，不好再往里面加东西，所以另以《江湖续谈》的形式推出。为了方便当下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我和老伴又逐段加了注释，交由三联书店在今年6月，父亲诞辰120周年之际整理出版。
《江湖续谈》书封
说起来，父亲不仅是评书艺人，在上世纪30年代也是媒体人，是你们的同行（笑）。他不仅做过报馆的编辑，也亲自做过很多采访调查。《续谈》中的《社会调查之一 老豆腐锅伙》就把四九城当年的老豆腐锅伙（卖老豆腐的小贩们临时的住处）这个行业，怎么做老豆腐，怎么挑担上街去卖？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出来。这种“一辣解三馋”的吃食主要满足了底层劳动者的所需，一碗老豆腐配上饼子窝头就是一餐饭。
再比如，从《续谈》里，可以看出父亲很多时候就是以“记者”的身份在做访问报道。《无臂奇怪艺人万能脚访问记》这篇文章，就是父亲和他一问一答完成的。这位“万能脚”本名全敬文，是山东潍坊人，自幼没有一双胳膊，全靠双脚吃饭、喝茶、着袜、提履，甚至还能用双脚变戏法，吹洋号。还有父亲写到《天桥的落子馆》（落子馆，旧时女演员唱大鼓说书的茶馆），也是以记者的名义去探访的。
《无臂奇怪艺人万能脚访问记》插图
《天桥的落子馆》
《续谈》集中介绍了当年北平、天津的演出场所
其实在《江湖丛谈》再版的时候，我和老伴就把每篇里面的“侃语”“调侃儿”（行话）做了注释。《续谈》这一次集中介绍了当时北平、天津的演出场所，比如位于前门外西柳树井（今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的“第一舞台”，是1914年正式开业的，北京最早的新式剧场之一。再比如，1917年北京仿效上海的大世界，在天桥以西的香厂，建了一座五层楼的新型综合游乐场“新世界”，开业后生意极为兴隆。广东人彭秀康便有意仿效这一模式，租用先农坛外坛北段的园地，在1918年开办了城南游艺园，成了新世界的有力竞争对手。这些是《江湖丛谈》里没有的。
再有像北京的天桥，用我老伴的话说，它就是旧时普通老百姓的“文化超市”，来到天桥，相声、评书、大鼓书、京剧、评戏、杂技，包括鸟市、鱼市、卖估衣的可以说应有尽有，是老北京市民文化的基点。
看《江湖丛谈》，了解侃语和调侃。看《江湖续谈》，更能了解旧时代的社会背景，文艺场所和艺人间的关系，了解怎么培养的演员，演员从何而来。我举个例子，在评书界老演员当中，我父亲平辈有一位评书演员叫陈荣启，他的师父叫群福庆，群福庆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在整理《江湖续谈》时，书中就曾经提到过群福庆先生的事情，但是没说出他的名姓。
他原来学什么呢？学烤糕点的。现在我们烤糕点好办了，包好了馅儿，然后往电炉子里一搁一烘烤，弄好时间就行了。在我小时候，在我没出生以前，烤糕点那可是门纯粹的技术，群福庆先生学了八年，就是因为他爱听书，晚上跳过墙到书馆听书去，结果让老板给开除了，为什么呢？他把糕点烤糊了。由于他爱评书，一想不让我烤糕点，干脆我拜师学艺学评书吧。他拜的师父姓白，叫白敬亭，群先生拜了白敬亭出师之后“挑帘红”。什么叫挑帘红？我就是挑帘红，我的徒弟王玥波基本上也可以算挑帘红。就是我上台一说书，书馆就满座，而且我的声望都传出去了。
旧社会各个门类都有各个门类的侃语，都是为了生意攒出来的，其实不能简单地指为“黑话”。比如旧社会艺人在书场说书，外面阴天要下雨，伙计就走过来跟演员们说一句，“要插棚了。”他不能直接说要下雨了，那下面的观众就都走了。弹弦的也会跟演员说，“您把合把合转枝子。”这意思是您看看手表，把书拉长了说，既是为了留住观众，也是别让大家急着出门赶上淋雨。
当然了，父亲在《江湖丛谈》里揭露了不少江湖行当的内幕以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他在解释写作此书的目的时也说过，“总以爱护多数人，揭发少数人的黑幕，为大众谋利除害。”在这本《续谈》里，他也对旧社会北平的“老荣”“镊子把”（指小偷）的那些勾当予以了揭露。这不免会遭到了他们的愤恨，当年江湖上就有不少人要 “黑”他，甚至扬言要结果他性命。父亲得以保全自己，可以说是邪不压正，也仰赖他跟“醉鬼张三”，也就是民国时的大武术家张长祯（字寿亭）学过能耐，会些拳脚。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是张长祯的记名弟子，当年是程先生做引师（引荐人），让我父亲跟随张长祯习练了拳法。另外我师大爷也会把式，都在保护他。
旧时江湖上所谓“宁舍一锭金，不传一句春”，这个“春”字是指能耐，好比说“万象归春”，这个“春”不单指相声，就是指“说话”。这就涉及什么是“艺术”——“艺”是指能耐，“术”是指你怎么把这身能耐卖出去。这就要求艺人能与时俱进，能把握住年轻一代观众的喜好。
父亲在《江湖丛谈》里曾提到，“江湖艺人不论是哪行儿，先得学会了春典，然后才能够吃生意饭儿。”小时候我住在国门关胡同，唱单弦的尹福来先生住处旁边有一块空地，附近有个老头生计窘迫，父亲就给他在那盖了个房子，让他在里面卖小吃和儿童玩具。“文革”当中，父亲落魄，一个月就八块钱生活费，当时有个外埠的评书艺人来找他，说慕名来找连先生，知道您乐善好施……这都是我亲见的。“文革”当中，我们家没有被抄家，也是街道站出来，保证连先生家什么都没有。这也看得出父亲日常的为人，他身上有老北京人的古道热肠。
“把点开活”，一定要知道听众想听什么
1956年，南北曲艺交流。周总理在上海国际饭店接见我父亲，总理当时就对他说，要带好徒弟。并且问他，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学评书？“一定不能让广大群众喜爱的‘连派评书’失传，一定要将它好好的传下去。”总理的话，父亲一直记挂着，他原来认为女孩子是不能说评书的，可是在上海却亲眼看到了王少堂的孙女王丽堂，受到了王老的言传身教，十六岁就登台说《武松打虎》。父亲受到启发，决定选择难度较大的《三国演义》口授给我。那时我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为了表达“北连学南王”的心情，父亲给我的名字改为“连丽如”——“南丽”继承“南王”评话，“北丽”继承“北连”评书，是父亲美好的寓意。
说评书，先天条件很重要，后天的努力，以及环境这些也很重要。我的满族名字叫毕桂辰（辰时生），学名叫连桂霞（辰时太阳升彩霞映）。从家族的大排行中我行七。哥哥姐姐们叫我七妹，晚辈叫我七姑，亲友称呼我“七姑娘”，我还有个八妹，二大爷家的，比我小半岁。这些人里，我们家大哥和我两个亲姐姐都没有继承父业。其实我大姐特别聪明，学东西快，可惜29岁就得肺病去世了。
我十七岁登台，在天桥的刘记茶馆说《三国演义》。一个大姑娘，长得不算难看，身高一米六九，个头也可以，父亲又是连阔如，颇有声望，我说的又是中国第一部才子书《三国演义》，上台就红。我首次说长篇大书是在1961年9月1号到30号。每天下午2点至4点，说两个小时。一个月是60个小时。从“三让徐州”开书，一直说到了刘备进西川。如果是有经验的说书人，只能说到“赤壁之战”。我第一次说长篇书，有的地方就“跑梁子”（没有内涵，只有故事情节）了。所以说，一部大书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行。
连丽如18岁登台照.
《三国演义》开始是口头文学的流传，后来罗贯中先生把它编辑成书。说《三国》的有多少人？就拿现在来说啊，头些年，袁阔成老师说《三国》，单田芳先生说《三国》，姜存瑞先生说《三国》。过去，我父亲说《三国》，李鑫荃说《三国》。都说《三国》，但互相之间就不一样。我从第一遍说《三国》到现在，每次也都不一样，如果你不前进，观众就把你扔到了脑后。
“文革”期间我到工厂当工人。浩劫结束后，回到了文艺单位。当时我已经38岁了。单弦表演艺术家曹宝禄先生对我说：“你跟我学单弦吧，我把我所有会的东西都交给你。”我说：“不成，我还得继承评书呢！”包括“文革”前，张君秋先生也跟我父亲说过，希望我跟他去学京剧，张先生就喜欢个儿高的。小白玉霜也跟我父亲说过，希望我去跟她学评戏。原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也同我父亲说过，希望我去演电影。
但我就是喜欢评书，加上那时父亲也已经决定让我来传承他的衣钵，所以即便是在工厂当工人期间，我也一直梦想着回到舞台。父亲临终前跟我说：“你是中国人，就不能违背中国的历史，但是要与时俱进，你一定要知道听众想听什么，你就应该给他们说什么。”就这一点太难了，我们行话叫“把点开活”。如果在我说书的时候，有的听众一走神，我马上就要换内容，听众也听不出来我换了说法，这叫什么？这叫拢神，必须把观众们拢住。我们书馆再大也就是四五百听众，了不起了，我必须把这四五百人的99%的听众都拢住。
20世纪60年代的连阔如、连丽如父女合影
评书难在哪里？“通过语言艺术创造一个空间”
说到上台表演的规矩，父亲在我第一次登台前就多次交代，必须在开书前半小时就到场。到场干什么呢？就是同听众交流聊天，他告诫我要向听众虚心学习。他讲话，我所听过的书肯定没有台下一百多位观众听过的多。和观众多交流，什么都可以聊，不知道什么地方就能长能耐，这在我们行内叫做“贴身靠”。而且通过聊天，也培养了和观众间的感情。你真拿观众当衣食父母，他们也会给你很大的支持和包容。
父亲毕生就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后来到电台播讲时，总会说：“哪位听众听我说的有误，请打电话告诉我，因为中国文化太深，我的学问太浅，我的电话是：三局零三二一。”我们家的电话就挂在一个黄色的木头板子上，下面有个小本子和铅笔，接到这样的观众来电，都会把人家的名姓、地址记下来。到年底的时候，叔伯家的两个孩子，我大哥、二哥，包括我行三的亲哥哥，他们会骑着自行车，拎着蒲包（之前北京买点心装在蒲包内，然后在蒲包上盖一张粉纸，纸上是点心铺的名称）挨家去送，表示答谢。
学无止境，任何人也不能说自己多知多懂，一辈子在台上都不出错。比如“文革”结束后，我再登台前，决定不说自己最擅长的《三国》，而改说《东汉演义》，以此表达对父亲的缅怀，因为那是父亲曾经说过的书，是师爷张诚斌传给他的。但我没有完整地听父亲说过《东汉》，我先生贾建国跟我一道，他帮我回忆内容，帮我排练。但演出的时候，我还是把“孟母仉氏”错念成“仇氏”，是热心的听众给我指出的。
讲评是连派评书的特色，也是北京评书的特色。评什么？评的是是非曲直，讲的是里面的典故出处，这就要求我们肚子里得攒很多知识。你比如，我父亲在讲《三国》时，说到“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段，就会带出馒头的来历：馒头本名叫“蛮头”，西北蛮荒之地以人头祭神明，是诸葛亮命人改用以面团塑成假人头为祭，后人称为馒头。
我在收山之作《儒商同仁堂》中，也会介绍到中医的针灸铜人。不仅体表有穴位指示，内里五脏六腑这些脏器也有相应的模型，而且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与正常人相似。铜人可是咱们北宋时期的发明，比西方的现代解剖学要早了八百年。你把这些知识背景讲出来，观众当然爱听，兴致特别高。
再比如讲到一句俗话，“有枣没枣，打一竿子。”比喻做事不管有没有把握，做总比不做强。这句话也是有出典的，意思是到了秋天枣子成熟的时候，不管树上结没结枣子，都要用竿子往树上打几下，民俗以为这样利于下年结枣。老北京人爱种枣树，把这层意思讲出来，大家也爱听。
咱们再追述一下连派评书的由来。我父亲连阔如创立了连派评书，他是评书界第八代演员，我是第九代，王玥波、李菁、梁彦、贾林，他们是第十代，再往下传的就是十一代、十二代了。现在为什么能出笑星？为什么能出歌星？也能出来影视明星，但是出不来书星，为什么？因为评书太难了。评书艺术的难点是什么？通过我们的语言艺术要创造一个空间，这空间里有朝代、有时间、有地点、有环境、有服装、有人物，有气候，而且还有故事情节，还要往前发展，能够用语言把听众吸引住，所以很难。我们没有服装，只是穿得干净一点、整齐一点；我们没有灯光，照亮了就行；舞台上，我们也没有任何陪衬。
现在有的人呢，可以说一百部书。要照这个速度，现在条件又好，拿起一本书，稍加改动来就录下来，请“喜玛拉雅”一播。这种媒介非常多，什么“懒人听书”了，我都叫不上名字，都给你播，可播完了以后你就会说书了吗？你在演出场地卖一回票试试，看看有人听没人听？头一天可能会满座，兴许录小说的人名气挺大的。接着往下说呢，没人买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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