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国际贸易、技能调整与职业选择——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摘要：利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本文针对我国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就业增加而中等技能职业就业持续减少的经验事实，构建理论模型并实证检验了国际贸易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工资增长率差异和教育决策机制渠道考察了相关机理。研究发现：（1）国际贸易促进了我国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就业，但对中等技能职业就业具有不利影响；（2）2004年以来，国际贸易引致的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工资增长率显著高于中等技能职业，并且贸易对个体的高中入学决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有利于提升个体大学入学概率；（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主要促进高技能职业就业，而出口贸易则更有利于低技能职业就业，内陆城市中国际贸易对职业选择的两极分化作用较沿海城市较弱。
关键词：国际贸易；职业选择；教育决策；技能调整
作者及简介：段志民，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系。
项目：本文受到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等收入者比重统计测度新方法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5CTJ003）的资助。
【文摘】
长期以来，探索稳定的就业增长源泉成为宏观经济学经久不衰的话题。自改革开放尤其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就业持续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明显的结构变化。关于国际贸易如何影响我国就业结构的研究非常丰富，如基于H-O贸易理论和外包理论解释我国的低技能就业增加、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解释我国高技能就业扩张等等。然而，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劳动者职业外生给定的假设，忽略了其职业选择的过程，这显然不足以为国际贸易影响我国就业结构的微观机制提供清晰明了的解释。考虑到宏观的就业结构乃是由微观的个体职业选择决定，因此探讨我国的就业结构问题，离不开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分析。
职业选择是指个体按照自身职业期望，凭技能挑选职业，最终使得自身技能与职业技能相匹配的过程。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很多，学者们一般将其分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个体因素主要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进行分析，如年龄和性别、户籍状况、工作经验、过度自信、风险偏好等。而环境因素则是从社会特征出发，分析社会经济环境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
本文则试图分析国际贸易对劳动力职业选择的影响。目前关于国际贸易影响职业选择的文献多停留在理论模型构建并作模拟分析的阶段。Feenstra和Hanson、Costinot和Vogel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将劳动力的职业选择过程内生化，推导得出国际贸易可通过影响个体的教育决策进而影响其技能形成，最终对个体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但他们的模型仅将劳动力技能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类。需要注意到，随着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以及对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劳动力者技能培训力度的加强，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在正式成为高技能劳动力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高技能和低技能之间的“中等技能”状态，因而将劳动力技能视为连续分布的集合更为合理。基于此，Blanchard和Willmann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模拟发现，若一国（地区）与以中等技能水平产品或服务为比较优势的贸易伙伴进行贸易，会导致部分中等技能劳动力为保持竞争优势不断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向高技能水平转化，同时也有部分中等技能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技能水平下降，因此该国的职业结构会出现“中空”，而贸易伙伴国却正好相反。然而，该文也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另外，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极化趋势日益严峻。那么，我国出现的职业极化趋势能否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来解释？据作者所知，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来分析这一问题。
考虑到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部分利用CHNS于1991年、2000年和2011年调查得到的居民职业和工资数据，对不同技能职业就业份额变化的典型事实进行描述。CHNS关于个体职业类型的调查主要有职业、职位类型和工作单位类型三个方面。本文综合考虑，将职业、职位类型和工作单位类型作为划分个体职业的依据，也即若个体主要职业为1（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职位类型为3（为他人或单位工作的长期工），并且工作单位类型为7（私营、个体企业），则定义其职业类型为137，表示该职业为长期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的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依此将职业类型进行细分。Goos和Manning（2007）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运用职业对应的中位数工资作为职业技能的度量指标。参照他们的做法，本文在利用所在省市区的CPI对工资进行调整后，计算每一细分职业的中位数工资，将其划分为十等分组，并对每组的就业量进行计算。图1给出了我国加入WTO前后1991-2000年和2000-2011年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其中，1991-2000年和2000-2011年的就业份额变动的测算分别以1991年和2000年的技能分类为基准。
在1991-2000年期间，技能水平低于4的职业就业份额减少，技能在5-9的职业就业份额显著提高，而最高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则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就业状况较之以前发生较大变化。技能水平低于4和高于9的职业就业份额明显增加，而处于中间4-8的技能水平职业就业份额明显减少。尽管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增加或减少的幅度不同，但反映出来的趋势却基本相同：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出现非单调增长的态势，也即职业就业状况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
另外，考虑到运用中位数工资水平度量职业技能尽管简单，但往往会忽略职业内部较大的工资差异，因此本文借鉴Juhn等（1993）的研究思路，运用反事实方法对不同技能职业就业变动的事实作进一步佐证。该反事实方法是通过计算起始年份各职业在不同工资区间上的就业份额，并假设就业份额不随时间改变，结合结束年份的总就业水平，推算各职业的反事实就业量。随后利用各区间上的真实就业量，计算两者的差值，依据得到就业份额的变动情况。图2中的点状虚线描绘的即是以2000年不同工资区间度量职业技能并以2000年不同区间上的就业份额为基准，计算得到的2000-2011年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变化情况。由图可见，在工资区间的前半部分，各职业的就业份额上升，在中间部分则有所下降，但在工资区间的高位，就业份额又有所提升，表明上述经验事实同样成立。
同时，为了反映职业就业变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动关系，图2在描述职业比例变动的基础上，还绘制出了与职业技能对应的贸易开放度在不同工资区间上的变动情况。由图2可见，职业比例变动与贸易开放度具有较强的协同趋势。具体地，比例变动较大的职业所对应的贸易开放度也较高，而比例变动较小的职业所对应的贸易开放度则比较低。结合上述经验事实，本文提出假说：贸易对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具有非单调影响。具体地，贸易促进了低技能职业和高技能职业就业，但对中等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抑制作用。
针对以上典型事实，本文借鉴Blanchard和Willmann（2016）提出的理论模型，尝试从贸易影响个体技能选择的角度构建模型，从而对我国不同技能职业就业状况的变化进行解释。国际贸易对个体技能选择的影响如图3a所示。图3b描述了各部门就业量的变化。
本文基于目前我国不同技能职业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从国际贸易视角出发，将个体的教育决策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贸易影响不同技能职业就业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HNS数据对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理论模型发现，在教育成本给定的前提下，初始能力较低的个体会选择接收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从事较为低端的生产，初始能力较高的个体则会选择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从事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工作，因而对中等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显著不利影响。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选择CHNS数据对上述结论予以经验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显著促进了我国低技能职业就业，虽对高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然而国际贸易却对我国中等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分进口和出口、沿海与内陆的异质性分析的结论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此外，本文还从国际贸易对不同技能职业的引致需求视角及其影响个体教育决策的劳动力技能供给视角，分析了国际贸易影响个体职业选择的可能机制。发现在2004-2011年间贸易对中等技能职业工资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低技能和高技能职业的工资增长率具有较强的提升作用。另外，国际贸易对个体高中入学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个体的大学入学决策则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涵义。首先，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大多是OECD等发达国家，因此研究结论意味着如果我国能加强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将对我国的中等技能职业就业起重要促进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就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而且对扩大我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依此构建橄榄型收入结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分析结论同时还意味着政府在扩大教育支出的基础上，学费减免政策可适当向高中阶段倾斜，依此提升个体高中入学决策的可能性，促进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在国际贸易中形成新型的以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最后，鉴于内陆地区对不同技能职业的两极分化作用较弱，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地区差异、引导外资企业和加工企业迁入内地也是当前的可行选择。
原标题：国际贸易、技能调整与职业选择——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来源：《经济评论》2018年第2期
作者：段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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