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三否认中道别
李嘉诚家族不可能人人喜欢，尤其是对那些喜欢社会变革的人们来说。内地“经济观察网”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综观李嘉诚旗下的业务板块，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电力、电信、交通、零售业等公共服务业，都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政商关系，这对于多年来擅长与政府打交道、政商人脉丰富，作为财经标杆性人物的李嘉诚而言是一种优势，但对于下一代的接班人李泽钜来说，却福祸难料”。位于西加勒比海的开曼群岛属于英国，受英国法律所保护；这样，以后一旦李嘉诚的产业发生了诉讼，就有了回旋余地。
2010年8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篇名为“李嘉诚的英联邦情结”的署名文章指出，“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英联邦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但对香港首富李嘉诚(LiKa-shing)除外。李嘉诚旗下的能源和水处理公司—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CKI)热衷于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投资，原因是这些国家拥有可靠的监管环境和稳定的资产回报”。晚年李嘉诚，决定继续远离政治。
“上海自贸区来了，李嘉诚走了”。商人有祖国，资本没有祖国。李嘉诚知道他的利益在哪里，什么样的机制有利于他挣钱，还知道什么样的机制更有利于他资产保存。
这样，李嘉诚完成了从抛售内地物业、东撤西进，再到资产重组、迁册海外的系统布局。李嘉诚在记者会上强调，“过去10年，75%以上在港上市公司，都在开曼群岛或其他海外注册，这并不是对香港没信心，而是做生意方便”。看，这位商人绝不在口头上得罪谁。
熟悉李嘉诚及其团队的《中国经济季刊》总编JoeStudwell这样描述李嘉诚：与其他香港大亨一样，在李嘉诚每天16到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占据了最重要的日程表的是打理人际关系，“他们与其相关的后勤人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确保大亨与领导的合影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组织打高尔夫球，把大亨的家、游艇、酒店供给他们要讨好的人任意使用。”
相对李泽楷的特立独行，李嘉诚选定的这位继承人的政商交往俨然复制了李嘉诚的模式。除了公司要职，李泽钜还担任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非官方委员（2015年1月15日获得再任两年）、香港特区政府营商咨询小组成员、中美洲巴巴多斯名誉驻港领事、港事顾问、总督商务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和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香港的继承制度比中国内地的继承制度更复杂。香港曾经采用英国法律，在婚姻、财产继承等方面则采用习惯法，允许华人依照《大清律例》及习俗办事。1971年，《大清律例》才被正式取消，“一夫一妻多妾制”被定义为不合法。由此，直到今天，香港现今仍有家庭是一夫一妻多妾的。这就使香港的公司产权继承更多体现出了多元化特色。
早在两年前，李嘉诚就宣布大儿子李泽钜将接管长江实业的股权。有并购专家指出，新的架构让李泽钜接班变得更为简单。87岁的李嘉诚意图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随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到了转型调整的时代，创业一代都老了。与李嘉诚一样，第一代富豪们必须思考：社会正在转型，决定离开还是坚守自己奋斗多年的土地？主动退位还是等死后让产业一塌糊涂？创业难，守业更难，如何让企业保有曾经的危机应对能力？
抓商机的华人标杆
颇有地方色彩的维基百科香港版有个粤语版的介绍：“李嘉诚爵士，GBM，KBE，JP（1928年7月29号—），花名‘李超人’，系香港嘅国际企业家，香港同亚洲首富；创立香港最大嘅企业集团长江实业，搞过房地产、能源业、网络业、电信业、MZFGGLKHN、媒体、超市……李嘉诚系潮州人，有两个仔李泽巨同李泽楷。老婆系庄月明，李嘉诚嘅表妹兼发妻。佢老豆庄静庵系香港第一代钟表商，创办咗中南钟表有限公司。”
内地的百科资料介绍得更详细。为躲避日本侵略，1940年，潮州人李嘉诚全家逃难到香港。少年时，李嘉诚父亲病逝。为了父母和三同胞，李嘉诚14岁辍学。算命先生看不起少年李嘉诚：“眼眸无神，骨架瘦弱，未来恐难成大器。”李嘉诚先是在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泡茶扫地，学到的第一个本领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随后，李嘉诚学会了钟表装配修理技术。1947年，李嘉诚开始了香港江湖人称“行街仔”的推销人生。
“二战”后的1948年，由于出色的推销成绩，20岁的李嘉诚升任塑料花厂的总经理。香港高速发展前夕的1958年，李嘉诚投资地产市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由此，近乎白手起家的李嘉诚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
李嘉诚的发家致富有赖于香港城市化的迅猛发展。1946年香港人口为60万，1949年增至186万，1959年超过300万，住房需求激增。港府颁布的建筑条例、“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和大型公共设施建设计划更是有力地推动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1958年，李嘉诚在港岛北角兴建一幢12层高厂厦，大规模介入地产市场；1960年，又在柴湾兴建了一幢工业大厦，其事业迅速走向辉煌。尤其是在1967年，也就是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时期，香港左派暴动，地价暴跌，李嘉诚趁机以低价购入大批土地储备。1972年上市的“长江实业”，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
取得成功后，大牌商人很容易获得政治界的青睐。从此，李嘉诚与政界有了更多的交集。
1981年，李嘉诚获选“香港风云人物”和太平绅士，1989年获英国女王颁发的CBE勋衔，1992年被聘为港事顾问，1993年度香港风云人物，1995年至1997年任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9年亚洲首富，2011年功夫茶传奇故事入选国家孔子学院汉语外教文章。
2013年12月24日，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香港富豪李嘉诚以297亿美元的净资产，成为亚洲首富；第二年12月22日，李嘉诚以294亿美元的身家再次成为亚洲首富。
由此可见，李嘉诚的暴富与香港这几十年来的转型上升阶段密不可分，更与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城市化与房地产的发展息息相关。有太多研究指出，从香港华资地产公司崛起来看，具备如下素质的地产企业才能发展壮大：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及敏锐的判断力；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长江实业的发展历程更是证明了这个道理。此时的李嘉诚，俨然成为华人勤劳智慧致富的样本，激励无数年轻人舍命搏击商场。
赚快钱时代走远
开埠前的香港是一个只有数千人口的小渔村。因为“水深港阔，四季不结冰”，且“不在地震带”，作为天然良港，从1842年开始，香港被分阶段割让或租借土地予英国。除了日治时期，一直到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长期受英国有效统治而保持了和平稳定。
港英当局以华制华。其思路是，尽量尊重香港传统文化和旧有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努力团结华人中的精英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由于其开放的桥头堡作用，香港不仅长期作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窗口，事实上也是中国内地各种政治力量的争夺中心。
英国的三心二意、兵荒马乱中内地各方对香港的需求，若本土“精英”足够精明，就很容易在政治之外做大财力。这样，价值观上四分五裂的香港，诞生了一系列的大财团。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急速膨胀就是证明。除了与英国王室和港英政府的特殊关系外，李嘉诚与中央政府保持有密切的交流。李嘉诚几乎不发表政治言论。用当下内地商界流行的话说，李嘉诚“亲政府，远政治”，“在商言商”。这样的人生定位，加之早年学徒生涯中获得的察言观色的个人生存能力，非常有利于李嘉诚商业帝国在特殊政商关系下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随着中国内地的市场化，上世纪80年代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的设立，一系列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中国内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形成。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即便不断出现小动作小插曲，经济领域的直接通商已经不可逆转。换而言之，全面开放的中国内地，对香港的依赖于远远低于香港对内地的依赖度。
近年来，随着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的完成、上海自贸区的设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对外交往中心的地位，逐步受到挑战。2009年、2011年上海和北京的GDP超过香港，2015年天津和广州的GDP也有望超越香港。以至于一些声音夸张地指出，香港已有沦落为“二流城市”的危险。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指出：“当时香港众多政治活跃人士怀着对回归后政治状况最低的预期，而回归后所担忧的最坏的事情都未发生。”平心而论，面对当前社会政经环境的这种转变，企业的沉默似可理解。
联合国开发组织的数据指出，香港最富有一成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一成人口的18倍。香港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排名第一。近年来，以减少贫富差距为目标的底层工人和白领文员为主的社会运动，在香港日益增多。
另一方面，内地的“土地财政”成为改革的“硬骨头”。告别过去十年的“土地财政”走向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将是大势所趋。2010年后，不仅香港，内地几乎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热都开始降温，只有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未出现明显降幅。
2012年前后，李嘉诚一边是告别传统的房地产业，一边是决定进一步调整投资方向。年报数据还显示，自2010年以来，“长和系”总共在香港和内地以外完成了11笔收购，涉及金额约1868亿港元；资金的主要投向是欧洲地区（占比高达96.75%）。此时，在欧洲资产处于低谷时期，正是买低卖高进行抄底性投资的好时机。
大可不必担心香港的未来。也不要因此唱衰粤港澳商圈。香港已经发生静悄悄的变化，誓言“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来说，当大财团不再左右经济的每一个细节之时，客观上是社会整体之福。从此，中小企业有了大规模创新和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