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再次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国内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文献进行介绍，但是在相关的介绍之中存在着两大问题，首先是缺乏了对支撑经济周期理论相关基础理论的介绍与解释，在理论支持的方面，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的传统以及奥地利学派传统是十分不一样的，尤其是许多概念方面及个人的差别是十分大的，因为缺乏了对理论知识的介绍，很多人都表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十分难懂的，而且会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产生一定的误解。（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局限性相关信息，希望你喜欢。）
其次，由于缺乏对于危机根源的追问，许多的文献都愿意接受来自奥地利学派货币超发引发的各种危机。政府进行干预的时候，会不断地给危机进行恶化，但是要使危机恶化进行避免，但也并不是表示要消除危机，即使政府进行干预之后，能够避免危机进行恶化，也需要明确哪一个方面或者是如何去做，来减少政府的相关干预。 而不是将政府的职责一下子全部否定。
有关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理论
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本质来说，哈耶克表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其实是一种货币性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什么得出这种结论?首先，因为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看法之中，由于货币因素进入经济的运行之中，才使经济的偏离均衡成为了可能性的方法，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并且明晰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生产理论和利息理论也就成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以及对奥地利学派了解的前提。
(1)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论
奥地利学者的周期理论分析的基础分析框架就是迂回生产论，这种思想最初是起源于门卡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之中提出来的，对于高级财货和低级才获得分类。庞巴维克将这种思想逐步发源，并且将它变成了迂回生产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思维就是，如果人们将对资源的投入方式进行改变，或者确切地表示，如果人们将资源投向直接生产消费品更远的生产阶段的话，那么人们将会在这个过程之中获得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表明生产过程的延长，可以使产量不断的增加。生产方式更加迂回，话也就表示生产会更加的资本化，由于迂回生产的过程不断被延长，也就表示资本的投入需要不断被增加，生产也会更加的资本化，由于生产的长度不断加深，产品也更加的丰富，这也是现在经济繁荣的体现。
(2)利息理论
对于相关的理论，庞巴维克表示，其实现在一般的物品都比同一种类的数量，未来物品更加具有价值。而就是在这种物品和未来的物品之间，产生的价值差别产生了利息这种价值的差别主要有几个原因造成，首先是因为有的人对于需求比未来更加的迫切。由于一些人对于物品未来的使用更加的便利，除此以外，我们习惯于对未来的需要进行低估，所以我们在对未来进行需求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一种不确定性的，除此以外，现在的物品和未来的物品进行比较的话，现在的物品具有更加高的一种边际生产力，因为现在的物品和未来的物品相比较，更加具备一种时间的优势，这样可以通过迂回生产来转化成一种生产的数量优势，所以在进行一回生产的过程之中。逆袭存在之后，就会具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和时间跨度，以及在不同产业阶段就能够具有价格差度而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但是如果在不同的阶段之中，价格的差度已经超过了利息变化的水平，经济的稳定性就会受到相关变化的干扰，从而使经济以及生产结构产生偏离的情况。
(3)货币理论
对于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相关探讨，许多奥地利学派对于货币问题也进行了研究。米塞斯就表示，已经形成了较系统较完整的货币理论，米塞斯表示，货币及时是一种经济商品，人们将货币在手中持有，是为了将它在未来用于消费和生产商品。所以商品的货币也有一定的价格，这种价格统一称作为购买力，和其他的服务以及商品一样，货币的购买力其实是由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由于货币的需求量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所以货币的价格，也就是货币的购买力，会和货币的需求量一起上升或者是下降。但是要知道，货币的供给对于货币的购买力影响，其实并不在总量的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它的过程，也就是表明任何的货币数量的减少或者增加，其实是从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人开始的。由于货币供给数量变化，所以价格结构的变动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肯定不是以一种同样的程度，在同一个时间之内，对于服务和商品进行价格的影响。对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的时候，哈耶克表示，货币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在于对一般价格水平的解释，而是要对经济系统之中，在某一个处的货币数量变化，对如何整体价格水平进行调整关注，在一个经济系统之中，由于非对称性的货币数量不断的变化，所以使一些特定价格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变动，从而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反应成为我们现在研究的经济周期。
(4)时间的影响
奥地利学派理论中，对于核心的分析还有一点就是时间，不管厂家的生产技术怎么样，迂回生产之中总是会包含着时间的因素，也正是由于时间因素包含之中，迂回生产过程才能够得到实现。也正是由于人们的跨期偏好而产生了利息，米塞斯表示行动的基本要素也是时间，不论是什么行动都无法脱离时间而存在本质上的行为就是为了将来而进行计划并行动的。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和流动性，所以人们对于物品的评价会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体现为人们具有具体的一种时间的偏好，也就是在将来的一个时间之类，人们的欲望会得到相应的满足，但是在其他事物保持不变的条件之下，一个较远的将来更加满足，会受到更加的重视。也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现在的财物其实比未来的财产更加值钱。因为在货币的传导的行为之中，它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无论是什么货币干扰，其实都发生在经济系统之中的某一个地方，再通过经济流转而进行运输传导，进而进入经济系统的其他地方。
所以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会使经济周期的原因和人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种经济衰退现象，没有一种时间上的确定关系，可能会存在时间滞后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却不能够被人们发现，造成一定的问题。
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相关内容
其实对于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来说，哈耶克，米塞斯以及家里生等都涉及过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其中米塞斯曾经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一书之中表示了经济危机与信用，已经是奥地利学派对于经济周期研究的先河。关于米塞斯的研究哈耶克继承并且发扬了他的观点，正式的提出了有关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且将这个理论正是介绍到了英文世界，使它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
研究奥蒂斯经济理论周期初始状态和经济环境，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假设只对一种商品进行单一的消费，但是这个消费品一定要经过多个真惨步骤才能够获得，而且每个步骤必须以上一个步骤所产生的产品作为原料，并且一定要在这些过程之中投入已印数量的劳动，最初的物质原材料都必需来源于自然界。对此，我们假设一定数量的劳动投入，已经在每个生产阶段的生产上比产出品的数量更多。每一个生产的阶段，其实是按照顺序不断发生的，在生产的过程之中，时间上面是不可逆转的。
▲经济危机网络图
所以跟随这个问题能够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最后得出各种货币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明白经济的现状，也理解理论的不足，再进行互补。
由货币导致的经济周期
货币在经济运行的干扰之中，产生了和人的偏好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超额货币，并且在经济运行之后，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是进入生产端，还是进入所谓的消费领域。超发的货币都可能导致一定量的经济危机，因为超额的货币会使货币的需求结构受到严重的破坏。和货币数量论的学者不一样的是，奥地利学派表示货币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危机产生的唯一的原因。但是没有理由会表示货币的超发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超发货币的一种情况，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刻的追问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1)经济运行的方式受货币因素的影响
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学者表示，货币只是通过一般物价水平对经济造成一定量的影响，只要保证货币数量能够在正常的需求范围之内，能够进行稳定的供给。就能够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的一个稳定程度。货币其实就是一种中性的环节，并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弗里德曼作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表示各种变动的货币尿会通过一般的物价水平，给原有的货币经济运行状态的平稳现象造成破坏，进而引发僵硬的经济波动现象，但是货币会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并不是通过改变一般物价水平的价格来产生的，只是改变了相对价格罢了。
(2)货币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超出总货币需求量之外，一笔新货币进入经济的运行情况之后，人们并不会立刻感受到货币的购买力遭受到了损失，只是根据货币的流动路径，不断的感受到不同部门产品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在这种价格上交替上涨，也就形成了一种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以在货币超额发行的情况之下，价格变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价格的扭曲，由于对相对价格进行扭曲之后，并不会对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进行反应，一旦流失的力量减弱，经济运行还是会按照各类实体经济主体的供给资源的。对需求的能量和各种资源配置的能力进行相对价格以及资源配置的调整。换一种说法，就是货币的需求结构，柳区的经济可能使货币褪去的时候，进行一种回潮的现象，并且货币需求结构变化对于相对价格产生了十分大的柳絮影响。影响越大，回调的现象也就越严重。一旦经济体的超额货币数量多到比其他部门要多几倍，再回调的时候，经济就会陷入一种危机状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陷入“公共债务陷阱”。政府债务杠杆率都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峰值——远超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认定的60%可持续水平，但是，却并未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政府更加积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20-2021年全球财政赤字率合计分别达到了10%和8%。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的财政支出规模最大，从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四轮财政救助计划合计达5.9万亿美元，占2021年GDP的26.9%[2](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和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支出总额为GDP的10.3%)，2020和2021年的赤字率分别为15%和11%。关于财政可持续性、债务货币化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如同持续的低通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空间一样，零利率或负利率也提高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两者形成了一个闭环，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及其政策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现实依据。
芝加哥布斯商学院IGM论坛曾对50位最受人尊敬的学术经济学家进行调查，发现没有一个受访者同意MMT关于财政赤字、债务货币化或通货膨胀的核心主张，像萨默斯和克鲁格曼这样的左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激烈地谴责MMT的主张是“危险的”和“明显站不住脚的”。但在政治上，MMT却颇受青睐。在美国，进步民主派就旗帜鲜明地支持MMT。左翼民主党代表伯恩•桑德斯、“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的旗手沃伦(Warren)、国会众议员科特兹(Ocasio-Cortez)都是拥护者。2016年桑德斯竞选总统时就聘用了MMT支持者、美国石溪大学教授Stephanie Kelton作为经济顾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政府需要为扩大财政赤字或提高债务上限寻找理论支持。MMT因此名声大噪。MMT是目的导向的，从目的正义反推工具理性，其逻辑与政治或道德意识形态运动更有共同之处。MMT遵循的并不是经济学当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范式，而是首先抛出“政治正确”的政策目标：为所有人提供工作;为所有人支付大学学费;以及保障全民基本收入(UBI)等等，而后再论证政策可行性。
通向所有目标的道路都是由货币(即印钞)铺就的。所以，MMT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货币是什么，从哪里来?
二、货币的本质与起源：税收驱动货币与货币金字塔
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演化有两种叙事：经济学和人类学。经济学叙事中的货币演化史强调的是交易媒介职能，关注的是货币的物理形态的演化——从有价值的实物商品、金属到可兑换的纸币，再到不可兑换纸币和数字货币，背后的逻辑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也是教科书里讲的故事。人类学叙事完全不同。由于考古上没有发现物物交换存在的证据，人类学家认为，货币起源的“物物交换”说纯属虚构(格雷伯，2021;马汀，2014)。反而大量考古证据证明，货币最原始的职能是记账单位，而非交易媒介。一言以蔽之，货币是一种可转让的信用记录工具，类似于“千克”、“米”等重量或长度单位。所以，人类学的叙事是，货币从起源上就是虚拟的而非实物的。
最早的考古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人们在泥板上记录了大量关于宫殿与庙宇的借贷和交易行为。后世类似的证据还有英国政府自中世纪开始发行的财政部符木(tally)，以及发生在太平洋雅浦岛上的“费币(Fei)”的故事。实际上，经济学的两位巨擘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分别在《货币论》和《货币的祸害》中研究了雅浦岛的费币，并认为“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才是货币的本质属性。这等于说，货币起源于借贷行为，记账单位才是货币的本质属性，今天的数字货币和银行账户、清算体系与5,000年前的乌鲁克城并无本质区别。
MMT对货币的起源或本质的认识符合人类学叙事。MMT认为，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并非货币的必要条件。货币的物理属性在持续变化，但本质都是发行者的借据，流通中的货币都是这种借据的“代币”。从这个意义上讲，MMT既“现代”，也“古老”。
演化至今，货币与主权已紧紧绑定在一起——一个国家(或区域)，一种货币。在理论上，MMT对货币的认识来源于“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又称“名目主义”)，由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在1905年出版的《国家货币理论》(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一书中首次提出。克纳普对主流的“货币金属论”(metallism)提出了质疑，认为“货币是国家的产物”，充当一种票券式(chartal)支付手段，源于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需要。在 没有货币自主权(或货币政策不独立)的国家(或地区)，MMT的政策主张是无法实施的，这必然要求其持有“名目主义”的观点，因为以金本位制为代表的商品本位在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
“货币国定论”回答了货币的供给问题，没有回答的是：货币的需求来自哪里?即人们为什么需要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MMT代表人物兰德尔•雷(雷，2017)认为，国家的立法强制并不足以让人们接受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是因为国家规定了货币的用途，几乎所有的交易行为和债务清偿行为都需要用货币，其中一些行为是强制性的，如纳税。在所有这些需求中，税收是最重要的机制，即税收驱动货币——政府只有先将钱花出去，人们才有钱纳税。雷甚至认为，这是税收的主要功能，而不是为财政支出融资。逻辑很好理解，既然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唯一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创造货币需求，因为这直接决定着政府可以花多少钱——相当于“木桶”的短板。所以，通货膨胀或货币贬值才是MMT的“软肋”，因为人们总是想尽快把货币换成实物，进而形成“通胀螺旋”[3]。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政府加税的直接目的也不是创收，而是创造更多的货币需求，即所谓的“补短板”。
在债务金字塔结构中，信用最高的政府债务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它不仅是央行发行货币的基础，也是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发行债务的基础，是金融市场中折扣率(haircut)最低的抵押品。在“充足准备金”框架下，债券利率比准备金利率更高，于商行而言，用准备金置换国债是有利可图的。债务金字塔也对应着货币金字塔(图1)——货币就是央行的债务。央行负债侧的“高能货币”(现金和准备金)层级最高。综合而言，政府债务和主权货币都是稀缺的安全资产。MMT想用这种等级结构来说明，在税收机制之外，市场对政府债务和货币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是其它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基础。MMT认为货币是内生的(endogenous money)，央行不能控制货币供给或银行的准备金需求，应该适应私营部门的需求，即所谓的“适应主义”(或“水平主义”[4])。
图1：货币金字塔与资产负债表勾稽关系
税收驱动货币的提法和货币金字塔的构想表面上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逻辑支撑，却从根本上损害了货币的信用。因为它提倡财政主导，模糊了财政与货币的边界，损害了央行独立性。历史上，无论是政治体制层面的代议民主制，还是货币制度层面的金本位，都是通过在财政与货币之间建立“防火墙”而建立国家信用。MMT主张，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为满足充分就业目标，货币政策应当为财政赤字创造无限的融资空间和低利率的融资条件。这本质上与铸币时代财政部直接发行纸币无异。通胀或贬值可能会迟到，但难以避免，也必将损害国家信用。
三、存量-流量一致(SFC)分析法：SNA与FoF的嵌套关系
从交易关系或借贷关系的对等性和货币的“记账单位”职能出发，MMT在方法论构建上与主流经济学不同。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代表行为者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宏观是微观的加总。MMT认为，个体最优并不等于全局最优，这就是“合成谬误”，代表性案例就是“节俭悖论”(paradoxof thrift)——个人可通过节俭来增加储蓄，但如果每个人都很节俭，消费和生产就会萎缩，储蓄计划也没法实现。所以，MMT并不刻意追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不需要假定行为者是理性的，而是直接从经济活动本身出发，以宏观经济账本和基本会计学原理来阐述经济运行的逻辑，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所有理论研究的起点是现实，经济建模是基于现实的抽象。经济变量无非存量和流量两种状态，存量由流量累积而成。人们曾纠结存量与流量的比值是否有意义，其实主要依赖于使用者如何诠释。存量性质的国家和部门资产负债表和流量性质的资金流量表和国民账户体系为研究实体循环与金融循环、货币与商业周期的关系提供了完整的数据，而不只是局限于实体经济。
货币-经济分析的侧重点取决于对货币本质或基本职能的理解，如果将货币理解为交易媒介，则常采用流量分析法，代表性理论有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罗伯特森的可贷资金理论及霍特里的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随着新古典经济学边际革命与价值革命的兴起，货币需求与人们的资产选择行为成为货币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货币理论分析方法随之转变为对存量货币的研究。庇古和马歇尔对费雪的交易方程式提出了修正，提出了现金余额方程式，关注的是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以及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关注的都是货币的存量(陈达飞、邵宇，2020)。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都只是“记账货币”的一个维度，体现的是货币的某一种或几种职能。从数量关系上来说，存量与流量是等价的。
存量-流量一致(Stock-Flow Consistent，SFC)分析是从宏观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Flow of Funds，FoF)的动态关系来解释经济运行的逻辑，存量产生流量，流量叠加成存量 [5]。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存量和流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从宏观会计学原理来看，一个部门的金融资产，必然是另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负债。同时，对于单个部门而言，每一笔交易都会同时等量地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两侧，任何时点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平衡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忽略了这种一致性带来的约束，所以很容易犯“第二类错误”(TypeⅡ Error)，即忽视“黑天鹅”事件(Bezemer，2010)，在一个黑天鹅频发的“肥尾”世界里显然不可取。
部门分析法是MMT的常用分析工具。任意开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都可被划分为四个部门：政府(包括央行)、非金融企业、居民(和非盈利机构)和对外部门，也可根据需要简化为三个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含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和对外部门。宏观会计学原理表明，不可能所有部门同时实现盈余，也不可能同时出现赤字，即一个部门的盈余必然对应着另一个或多个部门的赤字(也可以同时处于均衡状态)。并且，在任意时期内，所有部门的盈余或赤字之和必然等于零。生产活动中的盈余可被用来增加资本(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也可用来清偿债务，这些行为都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如债务杠杆的下行或净资产的增长等。赤字部门正好相反。以三部门为例， 假如政策目标是降低私人部门的杠杆率，政策 选择空间无非是用公共部门的赤字还是对外部门的赤字来实现这一目标。当对外部门赤字足够大时，可以同时实现国内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盈余(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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