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日前称，2009年，小企业贷款增速快于企业贷款平均增速，比企业贷款平均增速高5．5个百分点；小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之比进一步提高，较2008年增加1个百分点；小企业贷款也跑赢信贷大市，高于各项贷款增速0．61个百分点。
这是否意味着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已经得到根本的解决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人员的态度是不乐观。该所新近发布的“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0）”显示，在行政性干预的强力政策转变为长期制度性要求之前，在中国金融资源未发生大的变革从而改变金融服务模式之前，所有的喜庆都可能是昙花一现。
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早就发现纯粹的市场机制在小企业信用领域存在失灵的现象。1929年，英国以麦克米伦爵士为首的金融产业委员会对英国工商业和金融业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小企业很难发行规模在10万~50万英镑的证券来筹集资本，因为一方面在伦敦证券市场发行小盘证券的各种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伦敦以外的各地方市场所能筹集的资本额大多在5万~10万英镑以下。此即著名的“麦克米伦缺口”问题。
“麦克米伦缺口”非英国特有，也不是一时的现象。当前，在中国，此“缺口”尤为人所关注，只是它有个本地化的名字：小企业融资难。金融所的研究人员曾就一个城市和一家地方银行做深度调查，再次印证了问题的严重性。结果显示，小企业融资难普遍存在，能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仅仅过半，且50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占比微乎其微。
小企业受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企业年龄越短、规模越小、员工越少，越不容易通过银行的贷款审核。“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0）”提供的数据是，设立仅1年的企业没有一户获得贷款，2~3年的企业有39％获得了贷款，3~5年的企业有46％获得贷款；5~10年的企业有71％获得贷款。
再者，注册资本越少的越难得到贷款机会。注册资本在20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82户，其中43％的企业获得贷款，且贷款额几乎都在500万元以下；200万~500万元的企业中有46％获得贷款；500万~1000万元的企业有10户，其中7户获得贷款；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91％获得贷款，户均贷款额4171万元。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企业法人代表的学历高低、是否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与企业能否获得金融机构贷款以及贷款数量多少具有相关性。金融所的调查表明，在法人代表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企业中，有81％获得了贷款，户均达到2190万元，都显著高于样本的均值。在39户企业的法人代表担任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中，有26户企业获得了贷款，占比为67％，户均2211万元，也都高于均值。
“显然，由于法人代表对企业通常有决定性的影响，具备良好的教育素质，或者是有政治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资本与声誉，都使企业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时有明显的加分作用。”报告执笔人说。
银行是硬币的另一面。金融所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农信社与城商行两家地方金融机构起到小企业贷款的主力军作用。然而，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金融结构环境中，对小企业具有较强服务意愿的地方金融机构自身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历史包袱重，实力不强，市场竞争力弱。
截至2008年年底，受调查城市的农信社与城商行两家机构的存款余额合计101亿元，贷款余额60亿元，分别占全市总量的24％和35％。
面对供需两端的矛盾，“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0）”提出，行政性强制干预措施能解一时之急，却不能是主要的出路。况且，随着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它的经营管理有明确的市场化目标与严格的市场纪律约束，这与现行的干预政策存在冲突。因此，应该深化金融结构性改革，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建设完善可持续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供给长效体制机制。
报告建议，政府要加快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增强小企业融资供给的意愿与能力。在中国现行的银行组织结构中，总部设在地方、服务本土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银行机构数量偏少，有些乡镇在国有银行改革撤并分支机构后甚至成为正规金融服务的空白地带。
鉴于中国对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战略考量和条件约束，短期内大幅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并不现实，应该充分发掘现有金融体系中的地方性力量，同时适当放松管制，吸收合适的社会资源进入主要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