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隔几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就会遭到质疑。
2013年，人们辩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是否要结束。当时，美联储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大量涌入新兴国家的资金重新流回发达国家。
2018年，又逢美联储加息周期，“强美元”扫荡全球。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遭遇股市、债市、汇市三重打击，汇率急降、货币贬值，最终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如今，多重因素让新兴经济体再度面临增长压力。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又在讨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似乎要提前结束”，其所列举的理由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运气不好、西方日益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等。
与几年前类似，如今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溢出带来的“缩减恐慌”可能再一次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
疫情下，美联储为了救市，实行超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与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举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政策放松导致资金流入新兴市场，新兴市场整体已实现连续十余个月的资金净流入。
但随着美国在经济逐步复苏后考虑缩减购债规模和提前全面加息，新兴市场国家在疫情之外面临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风险。新兴市场国家在经历了短期资本流入、本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与杠杆率攀升后，随着美联储重返货币政策正常化轨道，将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债务情况恶化及股市下挫的新挑战。
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在应对疫情和重返常态化政策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面对一系列棘手的挑战：脆弱的金融、日益缩减的政策空间、高额的债务等等。疫情下，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因疫苗接种速度、经济基础、债务情况等因素不同而呈现“K形复苏”。包括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复苏前景充满挑战。
不久前，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当前阻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快增长的一大绊脚石是贸易的高昂成本，其产生原因包括关税、物流、运输等。
但也有好消息。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的GDP增速将达7.7%。区内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产出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处于实现持续高增长的有利位置。
曾提出“金砖”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是新兴市场国家光明前景的拥护者。当笔者向奥尼尔询问新兴市场国家的前途时，他承认对那些“有经常账户赤字和高度依赖变幻莫测的全球资金流动”的国家而言，美国利率的提高会更具挑战性。
但奥尼尔强调，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黄金时代”是否结束更多地取决于另外两种力量——一是它们改革、增加收入与财富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态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自身金融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的能力。
似乎每隔几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就会遭到质疑。
2013年，人们辩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是否要结束。当时，美联储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大量涌入新兴国家的资金重新流回发达国家。
2018年，又逢美联储加息周期，“强美元”扫荡全球。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遭遇股市、债市、汇市三重打击，汇率急降、货币贬值，最终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如今，多重因素让新兴经济体再度面临增长压力。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又在讨论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似乎要提前结束”，其所列举的理由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运气不好、西方日益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等。
与几年前类似，如今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溢出带来的“缩减恐慌”可能再一次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
疫情下，美联储为了救市，实行超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与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举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政策放松导致资金流入新兴市场，新兴市场整体已实现连续十余个月的资金净流入。
但随着美国在经济逐步复苏后考虑缩减购债规模和提前全面加息，新兴市场国家在疫情之外面临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风险。新兴市场国家在经历了短期资本流入、本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与杠杆率攀升后，随着美联储重返货币政策正常化轨道，将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债务情况恶化及股市下挫的新挑战。
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在应对疫情和重返常态化政策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面对一系列棘手的挑战：脆弱的金融、日益缩减的政策空间、高额的债务等等。疫情下，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因疫苗接种速度、经济基础、债务情况等因素不同而呈现“K形复苏”。包括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复苏前景充满挑战。
不久前，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当前阻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快增长的一大绊脚石是贸易的高昂成本，其产生原因包括关税、物流、运输等。
但也有好消息。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的GDP增速将达7.7%。区内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产出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处于实现持续高增长的有利位置。
曾提出“金砖”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是新兴市场国家光明前景的拥护者。当笔者向奥尼尔询问新兴市场国家的前途时，他承认对那些“有经常账户赤字和高度依赖变幻莫测的全球资金流动”的国家而言，美国利率的提高会更具挑战性。
但奥尼尔强调，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黄金时代”是否结束更多地取决于另外两种力量——一是它们改革、增加收入与财富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态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自身金融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