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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霍家不是首富，但却是绝对的豪门。
孙辈的霍启刚近几天才就任立法会议员，其妻郭晶晶是中国跳水皇后，而其父辈则是经历了与港姐朱玲玲结婚、离婚，其余的霍家子弟，也有不少绯闻。
所以，当霍家的遗产案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就率先登上了娱乐版，然后变成了社会新闻，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
2006年，霍英东过世，这位传奇一生的香港富豪，享受了堪称“国葬”的待遇，国旗覆棺，政商两界的大人物为其扶灵。
那时候还没有争遗产的事儿，因为1978年霍英东就已经立下了遗嘱，在死后20年才可以分遗产，按这个时间来计算，2026年，才是霍家正式大分家的日子。
与赌王类似，霍英东也根据《大清律例》娶了三房太太，不过主要的资产在大房，各自的事业方向也各有侧重：
老大霍震霆侧重体育事业，后来“跳水皇后”郭晶晶嫁给其长子霍启刚，知名度最高；
老二霍震寰则是接管了家族企业，是分财产的主力，财力上是最雄厚的；
老三霍震宇则侧重基金会事业，在慈善上，走得最远。
不过，在霍英东过世仅5年后，因为遗产的事儿，哥几个就打起来了。
2011年，霍家争产案正式爆发。
霍震宇指控二哥霍震寰在父亲过世后私吞家族资产，包括一些公司股权和海外存款，共计约14亿港元，霍震宇要求撤换遗产执行人，并且调查遗产数目。
官司一打，遗产的受益人都得过堂答辩，包括霍英东的三位遗孀。
2012年，在前特首董建华和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的调停下，霍家完成了“大和解”，将霍英东300亿港元的遗产分为了三份，二房和三方则平分100亿，以每月零用钱的方式发放，而大房子女获得了200亿。
这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结果了，但和平局面也只维持了一年，争产案再次重来。
这次是因为一份合同。
作为爱国商人，霍英东起家于香港，但是由于后来为港英政府所不容，其地产业主要都在内地，其中最重要的投资在其家乡广州的南沙。
在和解前，霍震宇对于在南沙的投资不屑一顾，形容为“猪骨头”，在昔日的内部调解会议上，霍震宇曾要求霍家产业退出内地，在董建华的教育下，才意识到南沙是座“金山”。
1997年，霍英东家族企业有荣公司将南沙的部分权益以1元的价格转给了霍英东基金会，但是在2013年披露的合同细节里约定，10年后有荣可以以1元的价格回购。
虽然当事的两公司都是霍家的名字，但是基金会的钱，是不能作为遗产分割的。
2007年应该回购的时候，家族企业话语权最大的霍震寰没有回购，这意味着南沙近100亿港元的权益没能进入家族企业，也就是说，兄妹几人也就没法分这笔钱。
于是，霍震宇再次提告，要求这部分权益进入长房名下的公司，对此事知情的霍震寰和霍震霆就误导弟妹作出赔偿。
从2013年开始，霍家大房的争产案再次延续。
期间，霍震宇先后将四个弟妹和多个家族公司提告，有和解的，有被法庭驳回的，也有一些案件开庭。
官司一打，又是好多年年。
到今年的1月份，霍震宇和霍丽娜、霍丽萍两姐妹形成同盟，将矛头共同指向了霍震寰和霍震霆，毕竟在南沙，霍震霆也有不少投入，郭晶晶也曾为南沙的相关项目站过台。
这时南沙的权益差不多价值70亿人民币。
主审法官说，这个案子“令人伤感”，谁也不算是为私利，霍震宇关注的是家族利益，而霍震寰只是想实现父亲的地产梦。
地产是霍氏财富来源的主要积累，霍英东自述，“讲来讲去，还是靠地产发达”。
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学习香港，而香港房地产的奠基人就有霍氏。
1953年，霍英东与妻子吕燕妮合股注册成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来又成立了立信置业，进军房地产，第一笔生意是铜锣湾的使馆大厦，震惊市场。
不过，整栋楼的买卖，周期还是太长，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的交易中来呢？
在后来的买卖中，霍氏就开始分层卖了，一下子就降低了门槛，能让不少有钱人参与到房地产的游戏中来，但这还不够，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拿下那么一大笔钱来。
再分割。
霍英东从嘉道理家族买下了油麻地公众四方街到东莞街的地块，要盖100多栋住宅楼，大概能提供600多个单位的住宅。
这600多个单位在房子还没动土的时候，霍氏就开始派发售楼说明书，向市民推介分期付款买新楼，先交部分定金，然后余款随工程进度分期支付。
买楼花，也是买梦想，这样霍氏有钱盖楼，而更多普通人能够跨过买楼门槛。
然后，做楼书、卖“楼花”，席卷了整个香港，1956年，当时的港府发出了预售楼花同意书，“楼花”正式转正，成为了正式的买卖制度。
而作为这项制度的发起人，霍氏自然靠着它，赚了不少钱。
后来，随着内地的房改进行，商品房走向市场，刚刚建省的海南，学到了卖楼花的精髓，本来让更多人上车的卖楼花，成为了炒楼花，南下淘金成为了一场“击鼓传楼花”的游戏，有人爆赚离场，有人悲惨接盘。
1994年，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一年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出台，源于霍氏的“卖楼花”再次被写进法条里，只不过名称是商品房预售制。
关于预售制的存废，在近几年争议很大，但一直也没有正式定论。
1979年，与当时港英政府不和的霍氏，开始大举投资内地。
房地产出身、与内地关系交好，霍英东也不断向上面建议，应该开放商品房并有偿使用土地，但是这事儿在内地太超前了，建言也只能出现在一些考察活动和零星的报告里面。
那时还是福利分房时代，“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一套房子”，但是哪有那么多房子呢？
后来，深圳建了特区，但是城建的速度一直跟不上，因为没钱，不仅地方没钱，中央也给不了什么资金，只有政策，自己摸石头过河。
而霍英东则非常不解，“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钱呢？钱可以从土地中来”。
于是深圳开始带队去香港学习，并在1986年底草拟了改革方案，开始准备用国有土地出让收费，来筹措城市建设的资金。
1987年12月1日，中国内地“土地第一拍”成交，面积8588平方米、出让期50年的商品住宅用地，以200万元底价登上拍卖台，最终被深房公司竞得，成交总价为525万元，以现在的标准，最终成交溢价率高达162.5%。
“土地财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1988年，土地有偿使用，进入了《土地管理法》，“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写入宪法。经过几十年时间，土地已经成为诸多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说起来，源于霍氏的预售制和霍氏建言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现在也越发呈现出了其“两面性”。
在前几年的风光时刻，房地产造富力度空前，富豪榜几乎被房地产承包，地产首富不要太多。但是现在，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手段，昔日的富豪，又成为了暴雷事件的主角，多唏嘘。
而在暴雷之后，对于预售制的疑问更大，交了钱的房子，最后能拿到吗？烂尾楼会更多吗？房价会崩吗？
各种疑问之下，地产商们喊着“保交楼”，业主们也战战兢兢。
如果说回到房价，它们是房价上涨的元凶吗？
起初，预售+按揭，确实是降低了门槛，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但是在客观上，炒房的空子也被撕开，也确实推高了房价，让很多人买不起房。
就连霍英东集团的副总、霍震寰之子霍启文，都吐槽香港房价太高，“买不起房”。
土地有偿出让，确实解决了地方财政问题，但也确实随着连年攀升的地价连着房价，让房价涨得更凶。
不过，当地产商们在富豪榜上跌落，房价开始松动，还是为不少人提供了机会，2021年，中国房地产交易额超过18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这个纪录能持续多久？房价能不能降？土地财政还有多大空间？……
种种疑问，现在远没有答案，给中国贡献了这些制度创新的霍氏家族，还能提供一些新思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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