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梁建章身上体现出了“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产生的创造力”。他是出身于复旦少年班的天才少年，集携程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北大教授、科幻小说作家这些诸多身份于一身，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样本意义。
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作 者丨包慧
编 辑丨李伊琳,剪辑王博
中国很少有企业家像梁建章这样如此热心于关注人口，关注创新、经济教育问题、中美科技战等等。为批评某经济学家的人口过多论，他写了十篇文章“十评”逐条反驳。如果只翻看他的文章和朋友圈，他更像是一个热衷于公共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家。
在国庆假期之后的10月10日，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视频专访。
梁建章的很多下属都认为他个性温和，但访谈中，他的逆行者形象特别鲜明地凸显出来，他不仅喜欢逆行，比如他在携程如日中天时辞去CEO的职务去斯坦福读博士，在携程出现困难时又回来力挽狂澜，在今年携程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舍命直播30场。他还特别擅长逆向思考，他刚出版了一本小说《永生之后》，思考什么东西会阻碍创新，永生后会带来什么，人至中年的他说定义自己的标签在于未来30年，他对后浪们的人生如何实现不被大数据预测的自由也有独到的建议……
沃尔特·艾萨克说过，“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身上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产生的创造力，是21世纪创新型经济的关键因素。”
梁建章的身上就体现出了“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产生的创造力”。他是出身于复旦少年班的天才少年，集携程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北大教授、科幻小说作家这些诸多身份于一身，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样本意义。
今年的疫情把梁建章和携程逼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他们没有“浪费”这场危机，在公司和个人勇敢走出舒适区之后，抵御住这场人类共同的严重危机。2020年3月至9月，梁建章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的“BOSS直播”为携程带来订单，也带动了旅游复苏。携程甚至顺势而为把梁建章直播固定成了每周一次的“BOSS直播”，每一场都会优选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在携程站内、开放平台和品牌平台矩阵推出，同时驱动线下的加盟店全员私域流量运营。“BOSS直播”不意外地成为携程新营销的核心节点。
带领携程挺过生存危机
《慧见》：你今年一共直播了多少场？
梁建章：到现在正好是30场。
《慧见》：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想过携程会死于这场疫情吗？
梁建章：一开始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携程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不光是业务受到影响，财务也面临很大压力。有很多退款要处理，我们下游的航空公司、酒店也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整个行业都有财务压力，有那么些天可能整个行业的压力都压在我们身上，最多的时候面临几十亿的缺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先行给客户赔付了。好在后来航空公司和酒店也没出现很大的问题，包括政府在内各方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到疫情后期公司主要面临的还是经营上的压力。整个中国，后来全球也都进入封锁的这种状态，所以面临很大的压力，当然后来我们还是挺住了，因为中国比较快控住了疫情，现在国内的业务已经都恢复了，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是行业里面状态最好的一个公司。
《慧见》：压力最大时是什么情形，你刚才提到几十亿资金缺口怎么解决的？
梁建章：我们主动站在客户的立场上帮他们解决退款要求，所以即使我们还没拿到钱，比如航空公司还没把钱退给我们，我们还是给客户垫付先退了款。这是给客户的承诺，当中就面临资金缺口，虽然我们比其他公司来说资金更充裕一点，但任何一个企业长时间这样也撑不住。
所以后来还是跟我们的上下游，主要是航空公司和酒店集团进行了沟通，国内的这些公司还比较容易沟通，但国际公司他们按照惯例，不可抗力因素确实法律规定不需要给客户退钱。我们努力说服了他们讲，其实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如果患病的游客到你那去旅游，短时间里赚到钱了，但对于你那边的酒店行业，甚至整个国家都会带来不可知的风险，所以最后绝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和酒店集团都还是及时承诺了无条件退款。
《慧见》：回过头来看，什么关键因素帮助携程度过了难关？
梁建章：首先对客户做到无条件退款的承诺这件事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所以全社会都会来帮忙，包括资金方面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其次因为中国疫情控制较快较早，起码早了半年，所以行业恢复得很快。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航空公司出现破产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是靠政府支持。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的尝试，包括直销、直播和预售方面对一些创新的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间确实有一段时间压力非常大，而且是面临生存压力，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就在更快去做新尝试来更多占领国内市场，国际业务期待逐步恢复。
《慧见》：未来你要带领携程去往哪里？
梁建章：我觉得携程非常有机会不光是做成中国最强的旅游企业，还可以在未来几年做成全球最强的旅游品牌，去引领全球的一些旅游方面的创新，变成全球化的公司，去占领全球的市场。
《慧见》：如果携程能在未来几年实现你说的目标，关键因素在哪里？
梁建章：关键是我们服务方面的优势能不能复制到全球去，现在技术、产品覆盖、业务模式等方面携程和全球领先企业差别不大。但携程强项在于服务，比如从一开始建立网上的服务到现在全方位的一站式APP，人工加自动化的服务，确实是做得最好的。
这次疫情也体现了，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以前正常概率可能100张票才有1张票要退改，当时所有票几乎都要来回退改好几次，这种情况下我们电话只要打得通其实都是巨大的成功了，但我们还做的更好，把所有的业务都处理完了。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些天所有人全部都在加班。
其次，需要更多全球化的人才，还有很多服务中心的建设，还有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多语种化服务。还有个关键因素是创新，像直播，还有预售产品也是很好的创新，我们现在在国外也在做预售这样的尝试。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得到携程能在未来几年做到的。
《慧见》：携程刚刚拿了支付牌照，很多互联网行业大佬都是抱着改变世界的想法开始创业，但最后你们为什么殊途同归都走上金融这条路？
梁建章：携程金融业务已经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是主要业务，我们主营业务还是酒店、机票、旅行这些。做金融是因为旅行牵涉到很大的一笔支出，对于我们有些客户来说确实需要这些服务。无论是换外汇或是分期贷款，还是做旅游储蓄，就是帮客户理财，这些都是必要的配套服务。
《慧见》：现在金融业务的利润占比是多少？
梁建章：现在很小，从利润来讲，这块业务刚刚开始盈利，在我们总盈利盘子里就占1%-2%，比例不大，就是给客户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
思考永生与旅行
《慧见》：你的小说《永生之后》中写了一个记者，他在长生区看到一张张年轻脸庞下的一颗颗彻底老去的内心，而在生死区，即使头发斑白的人，也有一颗年轻的心，热衷于竞争。今年到处直播带货的你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心的，危机感？
梁建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要多出去看看，就是去经历更多的东西，体验各种各样的地方文化，就像我在直播中就穿越了历史。现在疫情原因出境旅游还是有点障碍，面对今年这种特殊情况就要想特殊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慧见》：《永生之后》有不输于三体的新奇创意、精巧构思和深刻涵义，但最后呈现的故事情节、布局结构和语言表述等方面就逊色许多，你花了多久写完的，给它打多少分？
梁建章：写没花太长时间，但酝酿了很多年。从我开始研究人口问题，写了很多学术的文章和书籍，希望能影响人口政策，但效果不怎么好，就想到用通俗寓言故事来讲。
写是从去年国庆节到春节这段时间，大概四个月的空闲时间写了四万字。其中最主要的两大块空闲时间是国庆和春节，国庆在去阿拉斯加的邮轮上，春节在去南极的邮轮上。
我观察人口问题的角度跟其他经济学家还是很不一样，这是我学术方面的贡献和重要创新，就是当社会老化以后，不是说社会就会崩溃，比如说日本其实社会还比较富裕，就是缺乏创新活力。如果把这种情形极端化，大家都长生不老，没有新的小孩，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停滞。这个角度是比较创新的，所以在构思创新性上我可以打非常高的分，因为以前科幻小说基本上要么说人类把环境搞坏了陷入末日困境或者AI统治人类了等悲剧，没有太多新意。
我这个创意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时间上停滞了，因为人的永生不是因为技术，也不是因为把世界搞坏了，反而是把世界变好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也没想清楚。所以小说结局是开放式的：男女主人公一家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外星球，父亲带着另外两个孩子留在地球。从文字角度和故事的情节来说我不太满意，时间比较紧也没经验，有粗糙的地方。
《慧见》：小说中有两位男主角，年轻的旅游企业创业者达凯和年老的学者杰德，是否是你自身携程创始人和人口经济学家这两种身份冲突的象征？
梁建章：他们确实是社会中不同的角色，但本质来看其实都是不同领域的创新者。企业家是商业模式组织形式的创新，学者是理论想法创新，其实都是把创新想法实现的创新者。
《慧见》：在当当上搜索梁建章有五本书，四本是人口，一本是人口科幻小说，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对他而言市长只是一个短期职务，经济学家才是他终身的使命，对你而言携程董事会主席是短期职务，人口经济学家才是终身的爱好？你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时有过冲突和困惑吗？
梁建章：我有生之年都会把推动人口问题的解决当作终身使命。就解决人口问题这件事而言，肯定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我做了学术工作，但你如果要推动这些事情的解决，可能需要有些创新的企业家技能，然后你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你可能需要写文章或者是怎么样去呼吁，写学术文章还不够，还要用通俗小说来引起关注。
旅游也是长期的朝阳事业，人类有需求，但旅游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有些什么创新，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直播介绍旅游产品和目的地的时候，也用了很多创新，比如角色扮演、穿越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去展现产品，这里有些艺术化的成分。
对我而言不同身份之间没有冲突，这两方面都还是很有意义的挑战。
《慧见》：你在小说扉页上写把这个故事献给所有热爱旅行和生命的人，你对“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怎么看？
梁建章：“热爱生命”其实是我小说的核心观点。就热爱生命跟旅行的关系而言，这里面的旅行就不光是旅游了，还包括探索未知。书里没有讲怎样解决人口跟永生间的矛盾，其实我认为就是要靠旅行。时间维度上扩大以后，你的空间维度也必须同时扩大，或者空间维度扩大以后，你的时间维度才能扩大，这是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我没有在书里那么讲，怕别人说我夹带私货。
但人究竟时间有限，旅游还比较贵，你不可能去所有地方，也不可能经历历史，所以如果要了解世界肯定大部分还是要通过读书。但旅游是很好的能加深印象的体验方式，现实世界跟书里的世界的丰富度还是不一样，你去到那个地方才能真正体会到那边的文化。所以旅游跟读书实际上是都非常重要。
《慧见》：故事的结局，长生区和生死区开始融合，发生变化，越来越多长生区的人反向移民去了生死区，但促成了这一结果的家庭却一半去了外星球，一半留在了地球，为什么这么安排，你想表达什么？
梁建章：后面其实怎么演化，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我觉得没有移民太空这件事情最终的演化应该是长生区会比较占优势。你如果在空间上有大幅拓展，对时间的拓展也会拉长。我自己很有体会，比如因为疫情最近去不了国外，我到处直播已经把国内所有好玩地方都去过了。我觉得如果光旅游玩遍中国一年时间可能就够了。但如果可以去国外，我可能再需要两年时间。如果是更大的宇宙空间，你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结局不是说他们分开两半，我只是想表达如果人类生存空间拓展到地球以外之后，对地球的两个区域的竞争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怎么演化还要继续再思考。
人口创新是关键
《慧见》：当年是怎么迷上人口经济学的？
梁建章：我当初其实不是迷上了人口，而是迷上了创新，你应该问我为什么对创新感兴趣。我相信创新主义，创新是人类一个根本问题，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划分离开了创新都没什么意义，如果没有创新，不需要资本主义，也不需要市场经济。
我在硅谷多年感受到科技创新是根本推动力是没有争议的，但什么样的环境、社会、制度会推动创新或会阻碍创新？研究不很透，所以开始我是研究这个，研究深入就发觉有个角度被忽略了，就是人口跟创新之间的强关联关系的角度，是我的一个创新。
以前没有很多学者去研究人口，研究的也集中在人口规模、年龄结构等方面。我研究下来就发现人口是中国特别紧迫的问题，可以说是危机状态。那段时间我确实是什么其他事也不干，就全力以赴研究人口问题，最早做北大教授的那几年我就是在这方面写一些文章和书，来推动这方面政策的改革。这大概是10年前的事。
《慧见》：你在《人口创新力》预计在2045左右中国人口将到达峰值，然后跳崖式下降，房价也将应声下跌。所以中国房价还要接着涨25年？
梁建章：房价不会整体一直涨，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会提高，大城市还会越来越大，所以中国大城市会房价还会涨，但房价是各个区域是不一样。如果从人口角度的话，中国总体的人口应该很快就会下降，可能再过5年总人口就会下降，出生人口可能在10年内就会降到1000万以下。80年代是2500万，90年代一下子就降到1500万，现在也就是一千两三百万左右。如果下降到1000万以下的话，未来就很不乐观了。到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就会妨碍到经济的活力等方面。
《慧见》：你在《人口创新力》中分析，人口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隐患，因为人口是创新的关键，创新是现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庞大人口规模又是创新的关键，是否有失片面，没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再多对创新有什么用？
梁建章：当然决定创新的有很多的因素，但其他的因素国与国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说市场经济、保护知识产权、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剩下的拉开差距的这个变量就是人口，取决于总体人口的规模和人口的年轻程度。
中国现在跟美国在竞争，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竞争是良性竞争，但良性竞争最后根本上还是科技创新力的竞争。中国现在是总体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年轻人数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所以短期来说中国会有优势。但中国人口其实已经出现一定程度老化，而且如果按照每代人减半的速度，你仅比他多1/3的优势在一代人以后就没了。所以美国长期来看更有优势，第一人口还在不断增长，第二它具有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它的移民产生了他近一半的科技创新或者企业家、科学家。
如果美国的生育率跟中国一样，大家都会同样老龄化，相对来说竞争实力没影响，但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比美国低这么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还可以看得到很多农田，但你不可能飞到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还能看到农田，这是对土地的一个极大的浪费。所以解决房价的问题中国的政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个问题就是教育，这是东亚国家的通病，每个父母都对小孩的期望都很高，所以不惜巨大的财力精力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现在补课产业规模是巨大的，但其实对社会没有创造价值，只是为了高考。所以症结所在还是高考。
《慧见》：所以这是你呼吁推动教育改革的初衷？但是取消高考你觉得适合中国目前现阶段的国情吗？高考是有各种弊端，但目前还是相对最公平的一种选拔手段。
梁建章：教育是根本。家长们花的精力跟财力是让小孩去学对未来创新有用的东西，也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家长指挥棒就是高考，考的他会去学，不考的就会不学。我们确实需要测量人才的一个尺度，没有高考也不行，就像企业招什么样的人才也需要一个测量。
现在的高考制度虽然说是必须的一个测试，但从它的时间和考的内容上都是有问题的。一个时间是太早，现在通识教育已经到了大学毕业，没必要提前那么多年就考，你提前了这么多年考前面又有中考什么青少年时期就应付考试的压力很大。可以在大学毕业时候考。另外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整个中学阶段太长，其实用了很多的时间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定义我“要看我未来30年做什么”
《慧见》：为什么在37岁携程网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辞去了公司CEO的职位，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是遇到什么困惑，还是中年危机？
梁建章：我一直都有中年危机，我从20多岁到现在都一直有中年危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中年危机的，对我来说是在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如何去进一步寻找更多不同领域的新挑战。去读书那个时候主要是公司里已经缺乏挑战了，当时公司好像做的蛮成功，所以就想在其他领域做一些发展，就选择了去斯坦福学经济。
《慧见》：时势造英雄，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你和一群出生于20世纪6、70年代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回顾携程20年的创业史，你犯过的最大的错是什么？
梁建章：我们最遗憾的是错过了电商。携程一开始就专注做旅游，因为那时电子商务还没起来，支付和配送等都非常困难。我当年离开公司的时候，携程可能比阿里的盈利状况还更好一些。后来当然就错过了，电子商务起来很快，很多其他一些商业模式都起来很快。
但我也没有特别后悔，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去做，旅游虽说现在规模比电子商务小，长远来说我觉得旅游的规模也有很大增长空间，你肯定得有取舍了，比如说当时我如果不回来携程，就在斯坦福深度把学术做下去的话，现在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梁建章。
《慧见》：如果在未来的墓碑上只能刻一个标签的话，在人口经济学家、北大教授、携程创始人和作家之间，你会选哪一个？
梁建章：那肯定不会是你提到的其中这几个，肯定是我以后30年要做的事。
《慧见》：未来30年要做什么？
梁建章：还在探索当中。
《慧见》：你觉得外界对你和携程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梁建章：我觉得也不是误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做了很多毫无关联的事情，但其实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强关联的。
《慧见》：所以你最怕被误解为“不务正业”？
梁建章：你务不务正业，最后还是取决于你公司做的好不好对不对？公司做的不好那肯定是不务正业，公司做的好的话，你就不光是务正业了，还可以干成很多事，所以最关键还是先要把公司做好。
《慧见》：你现在主要的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梁建章：公司有很多事要忙，比如说直播。但我最关心的还是总体战略，从我个人兴趣觉得最想推动或者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携程的全球战略。把携程打造成为一个全球的品牌，因为从全球市场份额来看我们现在很低，所以对公司业绩也是意义重大。
《慧见》：你是如何做时间管理的，上市公司掌门人、北大教授都是繁忙的社会角色，还有时间来写小说，写各种人口类文章，还要直播？
梁建章：我跟其他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就是休息效率比较高，在任何场合都能睡着，然后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开那么多会，我运动比较少。花很多时间工作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必然是在交通工具上，交通工具上也能做很多事情。比如我的小说大半都在邮轮上写的。因为疫情有一段时间我就比较空，现在都忙不过来。
《慧见》：万维钢《智识分子》写到，现代社会多数人都被划分进了统计模型，大数据来看你的性格和命运都已经注定，但总有些人可以从设定的剧本中跳脱出来获得自由。你的人生之路上就有“异类”选择，对现在后浪们如何实现不被大数据预测的自由有何建议？
梁建章：现在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不同地方上学，全世界工作，全球旅行等。当然竞争也更激烈，你在某个领域取得突破创新更不容易。
如何实现人生不被大数据预测的自由，其实本质上也就是创新，当然每个人天分不一样，有，但对于确实有潜力的人应该多涉足不同领域，才可能有好的机会。
历史上的创新多是如此，但现在融会贯通不同的领域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越来越高。因为你要学的东西太多，更要提高学习效率，所以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应付考试上。
本期编辑 陈思，实习生思纯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易商讯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